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是时间和综合实力的函数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和贸易大国,大宗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却没有掌握主要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使“受制于人”成为困扰我国发展的主要“成长烦恼”之一。然而,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是时间(即参与国际交换和投资的经验积累)和综合实力(即运作国际规则和高端市场的能力及全球影响力)的函数。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积累,没有与时间相对应的综合实力,即使是世界上的最大买家,也很难真正取得国际话语权和定价权。对此,我们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一、本轮要素价格扶摇上升是全球金融和楼市泡沫导致需求“非理性繁荣”造成的

2003年以来,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路高歌”,持续飙升。世界原油价格从每桶22―28美元的长期均衡价格一度上升到147美元,当年高盛公司曾预测世界原油价格将达到200美元的高位。铁矿石价格的平均上涨幅度在40%以上,其中,有几年世界铁矿石的价格涨幅在80%左右。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2002年以来,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及缺少有效监管的金融创新制造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是导致本轮全球性大宗商品需求“井喷”的主因。1990年至2000年,美国形成了巨额IT泡沫,但由于是实体经济失衡,其泡沫破灭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2001年以来,美国进入了楼市泡沫和金融泡沫不断膨胀的时期,尤其是从2002年起,美国的居民消费和家庭负债快速增长、金融信贷增长率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家庭乃至整个国民负债率屡创新高,导致了全球性虚拟经济失衡。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自身消费需求的膨胀,势必带来出口型国家外需的高涨,进而导致全球需求的“非理性繁荣”。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随着全球需求的高涨,对铁矿石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高。

其二,2002年以来,我国也出现了住宅、汽车、电讯、市政建设的需求热潮,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从轻加工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换,由此带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能源、发电设备等重化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高涨,致使我国原油、原煤、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进口需求的持续倍增。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持续高涨必然引发全球性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形成了输入性要素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

其三,除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影响外,美元作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结算货币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美元的国际地位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决定的,即使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国际货币的中心地位也并没有被削弱。1976年牙买加体系建立(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尤其是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美元与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走势基本上是大起大落,致使美元汇率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从长期看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美元贬值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美元升值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美元的大幅波动加剧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不稳定性。

其四,国际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决定机制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商品期货市场在为交易各方提供交易手段、避险工具和对冲场所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国际投机风险。这是由于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都属于买空卖空的投机商。这些投机商利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未预见到的突发事件、美元汇率的不稳定性波动、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以及供求基本面的失衡等契机,大肆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投机炒作,也放大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

其五,世界性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供给的调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出现“井喷”效应的时候,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供给能力增长却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从矿产的勘探、开采、形成产能,到供给的最终增加,绝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前全球铁矿石市场是一个寡头垄断结构,被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三个比较大的垄断厂商所控制。当全球需求出现井喷式增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需方主导转向卖方主导时,垄断者往往更愿意坐地起价,提高价格,而不是增加投资、扩大产量。因为与扩大产量相比,加价可以给垄断者带来最大的利润量。这样,就使得近年来铁矿石的价格屡创新高。

二、国际定价机制与“大国”定价权

一般来说,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大宗商品定价权都掌握在“大国”的寡头垄断企业或国际垄断组织手中。这里的“大国”,既不是人口多少或面积大小所代表的国家大小,也不是经济规模大小或人均收入高低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强弱,而是指其对世界价格决定的影响力大小。如果它是某项大宗商品世界价格的决定者,它就拥有该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则成为这方面价格决定的“大国”。如美国对世界金融和货币定价模式的影响力,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否则,它就是“小国”,是该项大宗商品世界价格的接受者和追随者,没有国际定价权。

那么何为“大国”呢?“大国”就是指那些在某类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决定有着全球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大决定对全球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具有趋势性影响的国家。此种意义的大国一般在该类产品市场上,具有如下三种能力:

一是某类大宗商品市场或价格决定的领袖或主导者。大国一般在该类产品的全球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并且有合成议价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价格风向标和领袖地位。

二是某类大宗商品市场交易规则的主导者,也就是在全球的国际贸易活动中,有交易规则的主导权、修改权、决定权,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如果仅有显著大的市场份额,而没有游戏规则的主导权,那么就只能是个“大块头”的追随者。

三是具有该类大宗商品的协调和承担失衡调整责任的能力。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也可能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的交易秩序紊乱、供求关系失衡的状况,这时就需要有大国出来承担协调并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维持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基本稳定。

有了这三方面的能力,一般就是该类大宗商品价格决定的“大国”了,才能拥有国际定价权。那么,中国现在是不是此种意义上的大国呢?仅从铁矿石的国际定价权来看,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也不拥有国际定价权。

三、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国际大宗商品的游戏规则和定价机制是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相当部分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是通过远期合约或期货交易的方式进行,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位于市场体系分层的高端。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农民种粮食都是在收获后进入农贸市场上做现货买卖。如果粮食丰收了,供给增加导致粮食价格下跌,农民就会丰产不丰收。如果粮食歉收了,供给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农民依然受损失。另外,饲料厂、面粉厂需要粮食做加工原料,粮食丰收了,价格下跌,企业的原料库存要受损失;粮食歉收了,价格上升,成本增加了,还是受损失。因此,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出现了买卖青苗的商人。也就是说,当庄稼还是青苗的时候,就有人与农民签订了青苗买卖合约,来购买未来的粮食。农民专心种地就可以获得可预期的稳定收入。商人转手把这个青苗合约卖给饲料厂、面粉厂,使企业可以有效管理库存和原料成本,获得预期收益。买卖青苗合约的商人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就开始买卖青苗合约,逐步形成了规范、透明、标准化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交易者随时可以入场买卖粮食合约,随时做反向交易改变手中粮食的头寸,随时做套期保值对冲风险。而且还通过这个衍生品市场形成了粮食未来价格(如3个月、6个月、9个月后的价格)的发现机制。因此,当前国际市场的大宗产品交易大多是通过商品期货或其他衍生品交易进行的。

国际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则由于长期形成的供求关系,没有发展出商品期货等远期定价机制,而是通过长期合约方式来确定年度价格。一方面,是铁矿石的供给方已经形成了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等寡头垄断结构;另一方面,铁矿石的需求方也形成国际钢铁协会组织,具有较强的协调和谈判能力,同时铁矿石供求关系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长期价格相对稳定。由此形成了长期合约价格由某个大钢铁企业与铁矿石企业谈判决定,其他企业追随的谈判和交易成本相对低的定价机制。

四、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所面临的定价困境

自2002年以来,随着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了全球需求的“非理性繁荣”,在国内外需求的引导下,我国对能源和资源的供给增长快速上升,由此带动了我国原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氧化铝、铜矿等矿产品,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进口占全球贸易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但是,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游戏规则和定价机制我们并不熟悉。如对铁矿石定价及供求关系的国际主导规则,我们是比较陌生和缺少经验的。直到2004年,大陆才首次取代台湾在国际钢铁协会的席位,我国的钢铁巨头,如宝钢、鞍钢、首钢、武钢等钢铁企业的高管才首次加入国际钢铁协会的第38届年会。对于国际同行及游戏规则,我们还处于了解、熟悉、适应的学习阶段。这个学习阶段是时间的函数,既是我国钢铁行业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经验积累过程,又是形成一致对外的国内协调机制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此,对于铁矿石的国际交易规则,我国尚处于学习阶段;对于国际定价规则的主导权,我们还无法取得;对于国内协调机制,我们也在初步探索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恃是最大的买家,就试图掌握国际定价规则和决定权,试图“以我为主”去改变国际长期形成的游戏规则,在没有透彻了解规则的情况下,就贸然去改变规则,反而会使我们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近来,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长期供求关系和定价机制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如今年4―6月硬炼焦煤的煤价比2009年加价55%(200美元/吨)。必和必拓表示将以更短期价格为基础,说服亚洲客户采用挂钩现货市场的铁矿石短期合约来取代传统的年度基准定价体系。力拓(全球第二大矿商)和巴西淡水河谷(全球最大矿商)都在寻求季度定价体系。铁矿石买卖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已经转移到淡水河谷、力拓等铁矿石巨头手中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考虑,要尽快地熟悉、适应规则,只有通过长期参与规则,才能从一步一步地去了解规则,到接受规则,到透彻地研究规则,到修改规则,到重新制定规则。这是一个长期的“干中学”的过程。

五、我国需要做好取得国际定价权的各项准备

首先,我国企业应从“顺周期”的购买者成长为“逆周期”的协调者。目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行为还是一个“顺周期”的购买者行为,即往往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越高,购买量越大,典型的“买涨不买落”。而作为真正成熟的“大国”,其行为应该是“逆周期”的。也就是说,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时,就少买多卖,当价格低时,就多买少卖,有实力做反向交易,由此调节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供求波动,实现全球和国内价格的相对平稳。可是,我国的企业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这需要有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前瞻准备,要有实现“逆周期”调节的人才、经济主体和市场工具,要有国内统一对外的协调机制和国际规则的谈判、协调和执行能力。

其次,我国企业应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到追求增长效益和质量上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原油、铁矿石的大买主,却往往是在现货市场上购买或短期内出现需求大单,很容易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不稳定性波动。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世界市场就涨;中国卖什么,世界市场就跌”的怪现象。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大跨国公司集团,造就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的高端管理人才的集群,形成以实体经济支撑和远期市场决定的国际定价能力。

第三,我国企业应从国内生产体系转变到全球生产体系。要真正取得国际定价权,一定要有实际战略性资源作为保证。在充分研究国内大宗商品需求前景和全球供给趋势的情况下,要逐步增加大宗商品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投资和战略性资源储备投资;重视国内替代性资源开发和节约优先体系建设;建立与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相关的金融、货币、银行、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网络、生产体系的全球布局。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我国还不具有市场主导权、规则制定权、政治责任承担力的“大国”。但是,中国迟早会成为这方面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小心谨慎,虚心好学,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要长期跟踪、研究和掌握国际大宗商品的供求关系、定价模式和利益机制的内在规律,“知己知彼”,其结果必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取得长期综合效益最大化。

(张燕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