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宿命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地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得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的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