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儒学的发展看士人饮酒之风

摘要：魏晋士风任达，士人个性张扬，放荡不羁，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这种任诞行为背后却有着深层的原因，本文试从魏晋儒学发展的角度着手，就饮酒这一风气，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关键词：魏晋 士人 饮酒 儒学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尖锐，政治上的混乱与黑暗使魏晋形成独特的文化风尚和社会风气：饮酒、服药、宽衣履屐、玄谈……然而这些潇洒狂放、个性张扬的行为背后却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根源。就饮酒一项而言足可以看出，由于汉魏文化的变迁，以及魏晋政治的黑暗而导致士人矛盾的心理和任诞的行为。

在魏晋任达的社会风气下，饮酒变得放纵，不加节制，在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史籍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

《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孔融还做有《难曹公表制酒禁》，措辞激昂，为饮酒辩护，结果积嫌成忌，遭曹操杀害。曹植更是嗜酒到纵情恣性的程度，《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来“不乐仕宦”，因步兵厨“有贮酒三百斛”，竟然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出任步兵校尉，终日饮酒，最后酒尽离任而去①。

东晋的毕卓，是一位饮酒的名家，他为吏部侍郎时，常常饮酒废职甚至曾因醉盗酒，为掌酒者所覆。毕卓常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②。

另一位饮酒名家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③其迷恋就如此，哪怕遗形骸、伤身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因饮酒过度而死，《世说新语・任诞》刘注引《晋安帝纪》：“（王）忱少慕达，好酒，在荆州转甚，一饮或至连日不醒，遂以此死。”

士人饮酒达诞的例子在史料中随处可见，在此不再过多赘述。士人沉湎于饮酒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却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浅析这一现象：

首先，政治的黑暗和儒学地位的衰落，使得魏晋士人价值观发生变化。

东汉末年，儒学的衰落既是由自身发展的局限所导致，又有其社会原因。

东汉后期，儒学发展走向迂腐、繁琐，“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④，使得儒学失去了理论创新的活力，为读经之士厌弃。士人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为玄学的发展打通了道路的出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上。儒学所倡导的礼制、等级制度是汉朝大一统的精神基石。几百年的大汉王朝统治使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成为士人立身、处事、传教的基本原则。直到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自董卓霍乱京都后，分裂、动荡就一直贯穿与这一历史时期。君忌臣、臣弑君，人心趋利，相互残杀，对儒家礼教地践踏和蔑视司空见怪。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变得束手无策，其权威性和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

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儒学失去了发展舞台，这时的国家统治理念中名法思想占绝对优势：曹操“好法术”，“天下贵刑名”；诸葛亮治国尚名法思想。特别是曹操“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标准，“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对两汉以来儒家任人思想的否定。

一直以来，以儒家伦理道德相标榜，积极入世的士人，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饱尝的是理想的破灭和信仰的彷徨。饮酒可以说是他们找不到精神寄托和现实出路的一种消极应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这句诗也许正是这时士人的写照吧。但也正是这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使一些处于政治风浪中的人得以自保。

其次，魏晋时期，礼教失去精神内核，流于形式，成为统治者禁锢人的个性，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清规戒律。

曹操集团采取名法之治的治国方略，为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了一些弊端的产生：政局不稳，内部离心离德。曹丕执政后认识到战乱之时，需以刑名法术作为统治手段，一旦国家建立，社会教化，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巩固，都必须依靠儒术。因此他试图以儒家礼教来消除弊政，采取了一些崇儒措施：封孔子后代为宗圣侯，修缮孔庙，奉孔子祀，立太学，置《春秋梁》博士等。

司马炎禅魏得天下，“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⑤开太学，置博士，祭祀孔子，开皇帝亲自讲儒家经典之制度。

魏晋初期虽都重视儒学，但是动荡的社会秩序已不适合儒学发展，“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且魏晋采取崇儒的措施是为了消除名法之治的弊端，以儒辅法。因此，魏晋政权并没有放弃法治，对儒学的尊崇是有限度的，他们采取的各项措施大多流于形式，成为空壳。《魏书》中记载：“于时（黄初中）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

再者，魏晋政权的取得本来就不合乎礼教，是建立在血腥掠夺之上的，尚儒只是给他不合法取得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总之，他们所倡导的名教是虚伪的、形式的，是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而魏晋名士在当时那种黑暗的环境下要来反抗这个虚伪的“名”和礼法的束缚，就必须以柔和的方式进行，饮酒就是其中的一种。

阮籍丧母，却仍然饮酒食肉，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不满，在司马昭面前告状，“明公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义正风教”。阮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以“礼岂为我悲设也！”来回答“礼法之士”的非议。⑥阮籍实际上是以表面上的不孝行为来反抗司马氏倡导的虚伪“礼制”。

因此，魏晋名士实际上是另类的儒家践行者，因为太重视儒家思想，所以才会以怪诞的行为来反抗虚伪的名教，以率性的方式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

第三个原因就是儒学的玄学化。

魏晋以降，玄学发展并趋于兴盛，玄学虽然崇尚虚无玄远，但却离不开现实的学术土壤。因此，玄学家以研究儒家经典为跳板，从中发挥玄理。

汉代经学，众说纷纭，古文今文，相互辩论，遂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其为章句，多达百余万言。经学步入魏晋以后，在玄学的影响下，逐渐趋于玄学化，“祖尚玄虚”，“多衍空理”。这一变化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注入了较浓郁的道家精神和玄学思辨方法。例如，何晏的《论语集解》在释《论语》“回也，其庶乎！屡空。”时说：“其于庶几每能虚中者，唯回，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者。”孔子所说的“空”本来是指颜回经常贫困之意，而何晏却把它解释为道家所说的“虚”的境界。

儒学在玄学化的过程中，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玄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清谈。清谈作为一种学术讨论活动，它在解放思想，宣扬个性，促进社会风气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魏晋士人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言必及玄，好老庄自然。思想上的任达表现于外便是行为的怪诞，而且通过饮酒至醉可以进入一种美好玄妙的境界中，摆脱种种束缚实现形神合一。《世说新语・任诞》载：“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神形不复相亲。’”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中也说酒可以让人“渐进自然”。

总而言之，魏晋名士沉湎于饮酒，包含着一代士人对现实的不满和韬晦心计，惟有以酒才能“独醒”于浊世。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学在魏晋的发展情况。尽管这种任诞的行为被后来人扭曲模仿，但它所代表的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无法被复制的。

注释：

[1]（唐）房玄龄：《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唐）房玄龄：《晋书・毕卓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房玄龄：《晋书・刘伶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汉）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

[5]（唐）房玄龄：《晋书・荀崧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6]（唐）房玄龄：《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