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欢快,右手凝重――访诗人丘树宏

丘树宏在外人看来，大小都是一个“官员”。他做过山区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做过经济特区的副区长、体改委主任、区委书记、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又先后担任地级市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人生经历除了早年的务农和读书，几乎全部从政。但在他的文友看来，他又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诗人。从1980年发表诗作《北风吹过……》至今，20多年来已先后出版了五部诗集和六种经济社科类著作。“非典”期间他创作的诗歌《以生命的名义》曾在中国作协与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献给抗击非典医护工作者”专题节目中作为压轴节目，由众多艺术家合作朗诵，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以……的名义”一时间成为标题潮流而且弥久不衰。丘树宏的诗歌，直白平淡中见绚丽，舒缓悠长中见深刻，情感绵长而执著，体现出他捕捉生活的灵敏和锐利。2008年9月，诗集《以生命的名义》获2007年度中国年度最佳诗集奖；近期，先后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型组诗《珠海，珠海……――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光明日报》和《深圳特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30年：变革大交响》，再度引起社会关注。

问：有批评家这样评价你的诗歌创作，“始终有一种健康、积极、向上并且深入的态势”，而且“关注社会人生，充满了对生命的关切，越来越接近诗的本质”，因此有人将你的诗歌写作归纳为使命感写作。你的看法是？

丘树宏：我的诗歌里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色彩。在我的理解里，使命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个人，一是对公众。对个人属于自己把玩的，不占用社会资源；对公众的是拿出来的，那就要求要对公众负责。就像人有多种多样，诗歌也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我还是认为诗要对社会负责。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怎么行？从目前来说，对社会负责任的东西太少，纯粹自我的东西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很主张主流的写作、社会责任感的写作。

问：主旋律写作，歌颂时代、歌颂改革开放30年，十年来你既是鼓吹者，也是身体力行者。最近你刚刚撰文呼吁作家诗人要积极表现、歌颂改革开放30年，质疑“30年，诗人们究竟到哪里去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保持诗歌艺术和主张使命感写作并不矛盾，但现在似乎一谈使命感就被一些人认为不艺术了，你认为这其中的误区在哪？

丘树宏：对。现在只要一谈使命感，就会被认为不艺术了，不是诗歌了，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是不是责任感写作就没有诗意了，是不是诗意就不能要责任感？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理论界认真探讨一下。有人把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地分开了，说到责任感就只是诗歌的内容而没有形式，说到艺术性就是诗歌的形式而不注重内容，把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这并存不可或缺的二者截然分开了。任何文学样式，都是形式与内容并存，就是一些人心目中纯艺术的东西，它也要有内容。没有形式，内容无从表达；没有内容，形式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目前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有人人为地把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截然分开了。有一些为内容而忽略艺术形式的作品，代表不了现在的文学艺术发展的真正水平。我不相信有纯艺术的诗，只要是文学作品，就一定会和人发生关联。

问：诗歌评论界有人把你的创作归为“歌德派”，你对此有何看法？据我了解，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歌德派，《光明日报》刚发表的你的政治抒情长诗,诗眼的选择、每个部分内容的选择都能看出你对我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和成就的思考。而你的《思维洼地》里的文章，更能看出你对我国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独到的个人思考。似乎在你的创作中，你把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情感给了不同的写作形式，是有意而为吗？

丘树宏：我写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诗，首先它要是诗，并且我要在写作中思考它的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我个人认为，写这样的诗，比诗意更重要的是对30年的把握。这首诗的创作我准备了半年，选取的素材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民生。这些素材都没有离开土地，尤其是取消农业税。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界对农业税这个问题太麻木了，这是把农民从捆绑了2000多年的土地上解放出来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它的意义的重大是值得文学界花大力气去表现的。这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写出了《中国的脐带断了》（《30年：变革大交响》第九章）。

我的使命感写作，既有政治学的含义，也有社会学的含义，还有人学层面的意义。现在有人对使命感有种简单化绝对化抽象化的理解，认为使命感就是纯政治的，没有情感没有温度的。我认为，真正的艺术一定要有责任感，离开社会的作品是价值不大或者是没有价值的，而巧妙地结合政治的作品，也会有大价值。我的诗歌都是从生活中来的，除了政治抒情诗，还有抒情小诗、哲理诗等。有人说我是歌德派，我的确是歌德派，我是在真诚地客观地歌颂国家社会的发展。可能我不是最好的诗人，但我是一个勤奋工作、勤于思考的诗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党，爱这里的人民爱这个国家。当然，有时候不一定用诗歌的形式表达，比如我的论文表达的是我出于责任感对社会国家发展的思索。我把明亮的高兴的欢乐的情感给了诗歌，因为我觉得诗歌这个体裁应该传播给读者明亮和欢乐；把沉重的思考给了论文，包括许多内参性论文，比如中国特色执政文化建设、珠三角的“亚文化发展”、广东的人文弱势问题等，都浸润着我的思考和热血，其中也包含一些不满和针砭。这两类写作在我看来实质上是一体的，而且互有影响和促进。我只是用不同的文体来表现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所以有人问我，你又写诗又写社科论文，这有没有矛盾？我说绝对没有矛盾。

问：在当代诗坛，涌现了一批和你一样以官员身份从事诗歌创作，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创作的诗人，引起了诗歌批评界的关注。关注的原因是什么？仅仅只是因为官员身份吗？

丘树宏：这个现象是个好现象，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说明了社会对人和生命的关注和重视。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出身底层，又一直在基层工作，所以我对生活感受很深。生活中不同的组成部分，生活底层的点点滴滴和我个人结合得太紧密。如果让我用政治口号表达我不愿意，我还是想用一种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但艺术的形式如果搞到大家听不懂了，那又不是艺术了。如果一味追求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结果大家都弄不懂，那就达不到创作目的。

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和以前郭小川他们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是亲身参与者，是实践者，是受益者，我们对我们做过的、正在做的事情有着很深的感情。在我的诗人和官员的身份上，面对工作我首先是官员，首先要把我的工作做好。而后从中表现出我的诗意性的思考。我们和郭小川的区别在哪？说诗意可能还比不上他们，但我们是亲自参与者，我们是决策者，我们是组织者，我们是实施者。比如我写《30年：变革大交响》，写《珠海，珠海》。我1987年到珠海，是珠海近20年改革开放发展的参与者、实施者，还是某些工作的决策者，珠海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我的汗水和情感。也许其他的诗人还需要深入生活,而我就在这个生活中，我就是做这工作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来一批诗人，这批诗人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他们与前人确实有些不同。这样的诗人是把自己的诗情融入到了具体的实践中。

问：你曾不止一次地说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你的人生经历中影响深远，为官和从文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影响？

丘树宏：我写诗首先是写人，我做官首先是做人，我知道怎么在有限的范围内说出自己的真感受、真感情。做官的经历给我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一手素材，这是我的财富，是别的诗人比不了的；写诗又总能让我在工作中保持一份诗意，用诗意的眼光看待问题，这也有助于我把工作干得更好，拓宽了我的工作思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受益匪浅。很多人跟我说不要写了，让我专心从政，但我停不了，写作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独立思考。

如果没有亲身参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也可能就是一个传统的诗人。是我的诗歌让我走上了仕途，写诗也促进了我的工作，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的诗人把目光投向变革的中国、火热的生活，写出更多贴近现实、记录时代的诗歌。面对火热的生活，与小说、散文这些文体不同，诗歌既需要积累和思考，更重要的是需要现实的感受，需要内心的燃烧；尤其是反映现实的诗歌，更需要一种现场感、亲历感。时过境迁想再回过头来写，不仅难写，就是写出来也会缺乏激情、缺乏现实意义，所以诗人应该勇于用诗歌的语言、诗歌的形式记录、歌唱，当然也可以针砭变革的时代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