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战略的思考

［摘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不但要求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还要做到保证自然环境、资源开发、社会、文化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因此在“十二五”时期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会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思考；资源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094-01

1 拐点模式对中国经济战略影响的分析

(1)“刘易斯拐点”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扰。“刘易斯拐点”主要针对以下两种的实际情况：第一，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以实现在城市的充分就业；第二，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现代工业、服务业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减小。因此，农村劳动者对进城打工的兴趣逐渐减少,从而迫使城市劳动力需求企业为了吸引劳动力必须相应的提高工资薪酬和福利待遇。

可是我国的情况却不满足上述条件,农村进城务工者与外来劳动力群体并没有在城市充分发挥作用。持续数年的“用工荒”在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愈演愈烈之际并向内陆扩散,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返乡时还不到40岁。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如果有一位像这样技术培训,在岗位工作多年并积累了很多经验的熟练农民工返乡离开,对单位工作生产带来的影响也许是数个非熟练的青年农民工也补不上的,因此,发生劳动力资源紧张的情况就很正常了。

(2)“刘易斯拐点”目前给中国经济结构造成的影响。年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的劳动力紧张情况中表现非常突出,表现在青壮年劳动力尤其缺少。而且,目前中国还很明显的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目前还无法保证对于外来劳动力和农民工在必要的公共产品、住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应需求的满足,仅仅是“候鸟性流动”。这些具体条件的无法满足,使得中国已经步入“刘易斯拐点”的观点似乎解释力不足。通过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加以观察和分析表明：“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是,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约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时,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普遍现象,对这种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得出的就是“刘易斯拐点”。

可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1/5,再加入这个转移时,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般的制造业100元GDP在我国才仅仅有35~40元转化成国民收入。我国搞了近30年“出口导向”工业化,工业化发展已经进入中后期,但是仅有9.4亿的农民工有户籍,这个数据较30年前,超出2亿多,至于在社会保障、各教育机构和各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生态以及社会综合各种指标,我国皆远远落后于那些发达工业化国家。

(3)刘易斯“拐点论”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化率,我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城市化率仅有47%。2010年2.42亿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大约占中国城市人口的20%,如果再过15~20年,这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为城市居民,并将家中亲属(妻子及子女)从农村带出来,就至少有4亿~5亿人会涌入城市,照这样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的上升也只能到65%。这样来看,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还很远。农业人口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之间转移还远没有结束。中国的特殊情况使得全球产业转移链条上出现了“中国拐点”,而束缚中国经济的正是以前中国的成功经验。

关于刘易斯“拐点论”,交锋双方即便以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然而对于“拐点”的挑战中国经济该如何应对,却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特殊的“中国拐点”。

2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分析

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大批青年工人在进城务工的生存状况使许多社会研究者感到担忧。据有关分析表明,“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分工位于产业链的低端,与此对应的,各企业对员工所能提供的工资和薪酬也相当低廉,即便是富士康这样“配备了豪华游泳池”的高端制造企业,在给劳工提供福利水平和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问题上,也无法做到更好一些。“刘易斯拐点”中的经验只能描述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的国家,而中国是工业化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城市化发展速度的特殊情况,过于延后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于是导致内需不振。中国的加入改变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中进行梯度转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既定规律，但在中国加入之后使得全球一般制造业转变为出现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中国拐点”。要提出对现实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只有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目前情况具体研究“中国拐点”。加之目前,沿海工厂在对农民工的工资和待遇不增加的情况下,招工的标准与要求不但没有相应降低反而提高的情况才是“用工荒”的核心问题。这与“刘易斯拐点”所描述情况完全不同,导致劳动力缺乏、工资预期上涨的原因不再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后果，而是因为城市充分就业。

金融危机后一些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方向发生改变,企业更加需求的是拥有技术专长的劳动力,迫切需要如高级技工、熟练工。例如像广东省等这样的沿海地区对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速度,因而暴露出的“招工难”问题，广东省总工会则表示“当地的结构性用工短缺较为突出：大企业不缺,中小企业缺；普工不缺,高级技工缺；长期稳定的工人不缺,季节性的工人缺”。而且还普遍存在农民打工所得的酬劳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有时甚至还会随年龄增长下降的情况。再比如类似春节的假期较长，节假日回家过节时,有些农民工或者外来务工人员就会决定“换个地方碰碰运气”。当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在家里还没考虑下阶段的去处时,工厂等待开工生产已经是迫不及待了,于是“用工荒”就闹得沸沸扬扬,就如同各地各企业好像到处都缺工。实际上,“用工荒”的企业很快就会随着节后农民工大量外出招到人手,如此反复,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永远被压制。

对于中国“用工荒”的伊始,仔细分析来看起点恰是2003年。当时由于国家出台相关助农政策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取消农业税,而且相对调整粮价，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的条件得到了改善,种田有利可图,为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改善和建设新农村提供了条件。在家务农开支少,农业收入再加上兼业,收入很客观,年年有结余。在这种情况下,沿海省市的“血汗工厂”如果再不提高工资并且改善福利条件,几年下来,“用工荒”不会消除。农民已经有了不外出务工的选择资本和考虑条件。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既抬高了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又使务农收益增加对这两个方面因素进行叠加,农民工要求更高工资、务工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就顺理成章了。2010年农村村民收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暗示“用工荒”现象还会加剧。

3 结 论

从优化供给结构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加快推进两项改革：第一，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加大引入民间人力投资力度,提高效率,调整市场环境,优化产业结构。第二，为了使资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首先对特别是“资源价格体系”的“要素价格体系”进行改革,将我国“低成本”产业发展模式转变成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地位。然而政府转型是所有改革推进达成的前提,如果政府的转型没有突破，那么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难以调整和转变,导致改革无法深化。为此“十二五”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首先是推动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主向公共服务为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