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萧红路程的思考与感悟

萧红，这个聪慧而又不幸的女子，这位才情胜于技巧的作家，只在这个红尘世界里生活了三十一年，就在远离家乡的香港悄然逝去了。她的一生充满了磨难与反抗、困顿与挣扎，但她一直饱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理想的追求，她的早逝对她自己、她的朋友和喜爱她的读者们都是莫大的遗憾。不过，作为一位作家，萧红是早熟而且幸运的，她初初登上文坛，就得到了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鲁迅、胡风、茅盾等人的关怀和注目。进入新时期，在孟悦、戴锦华、刘禾等人以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释萧红之后，萧红研究逐渐繁盛起来，研究成果数量可观，质量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哈尔滨和萧红故乡呼兰相继举行的多次萧红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对萧红研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淑梅研究员的萧红研究专著《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便是在2011年于哈尔滨举办的“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完成的新作。郭淑梅研究员曾在一次全国女性文学学术会议上说，作为家乡的女性研究者，她很想为萧红做点什么，这本专著应该就是她的践诺。

虽然说2011年是纪念萧红诞辰百年的“萧红年”，也是在这一年，郭淑梅研究员的萧红研究专著获专家评审通过，成为黑龙江省精品图书出版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不过，这部专著的积极准备从2008年就开始了。在筹备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会议以及编辑新版《萧红全集》的过程中，郭淑梅研究员不断思考萧红研究的新路。纵观萧红的一生，她从封建地主家庭中挣脱，又逃出了沦陷的东北，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来到鲁迅先生身边，接着又去日本疗养，后来与萧军在奔赴延安的路上分手，和端木去重庆，最后寂寞悲苦地病逝在香港。她短暂的一生所闪现的惊人才华，她的恋爱和疾病，她颠沛流离的生涯有如一道绚丽的闪电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热潮，最能吸引研究者的往往是萧红的传奇身世和经历。有的研究者认为，爱情的不幸、贫困的生活和疾病造成的身心折磨，影响了萧红的整个人生和创作，使她和她的作品逐渐脱离了火热的抗日运动而最终回复到个人的小圈子中。不过也有评论者提出异议，葛浩文在他的《萧红评传》中把萧红与当日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作了比较后指出“她与这些人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当时那些一般作家主要作品中的题材和所要传达的政治信息――如爱国式，共产式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是萧红作品中所缺乏的。萧红以她独具的艺术才华，加上她个人对世事的感应已产生了不朽的篇章”。这位外国研究者指出了萧红作品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因此萧红的作品要比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富人情味。且更引人入胜”。葛浩文认为这种时空的距离感造成的“亲和力”，能使一些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动荡现实缺乏情感牵萦的人更见吸引力。当时那些满足于号召与宣传的作品由于具备了萧红所缺乏的“时间界限”，“那些作品很快地变成‘明日黄花’。相反地，萧红的作品却能与时俱进，流传不朽。”面对这些相互对立的论点，郭淑梅研究员以其脚踏实地的考证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顾名思义，“寻找与考证”是对萧红的经历与创作的重走与重读。从2008年起，郭淑梅研究员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奔赴萧红驻足生活过的城市搜集资料、探访民俗、拍摄照片录像、采访相关人员，获得大量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尤其在北京、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在许多朋友的无私帮助下，有机会寻访到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创作中重要的写实场景。在香港，还采访到著名萧红专家卢玮銮女士、现代文学专家杨玉峰、谭国根、林幸谦先生。在林幸谦先生和马庄华女士陪同下，拜谒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萧红埋骨的学校花园。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多次去萧红居地安葬地反复踏查，一天又一天蹲在图书馆，在缩微胶片提供的民国报纸期刊中寻找萧红遗迹。或许是应和了当年萧红行走历程的艰难，郭淑梅研究员的重走也颇多波折。且不说在筹办萧红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中的诸多辛劳和困难，在香港查找研究资料时，不慎跌倒，将左脚踝摔断，脚踝突出在外很是吓人。不幸中万幸的是，萧红朋友曹聚仁先生的侄女张太带着她找到香港荃湾让武术世家的后人，用传统武术的方法为她接骨。等她回到哈尔滨拍过x光片后，发现断骨接得严丝合缝不必再做手术，这让女士的脚踝不必留下丑陋的刀疤。

值得欣喜的是，郭淑梅研究员的辛劳与伤痛并没有白费，她在香港拍摄到美国作家辛克莱给萧红的一封英文信件，以及大量萧红作品初刊初版原件，阅读到国内外唯一一幅集诗书画于一体的萧红水墨肖像真迹。肖像由尹瘦石依据聂绀弩提供的萧红青年时代照片所绘，诗人陈迩冬在画卷上题聂绀弩萧红“扫墓作”六首。对此，郭淑梅研究员披露了她“在香港阅后深感震撼，记下‘画像严肃，双唇紧抿，齐眉留海，发中分，卷发披肩，右侧头发搭落肩前，左侧发抿于耳后，一前一后，眼神中似有忧患，凌厉，风骨’”的阅读笔记，并得出“萧红同时代人对她的印象值得后世人考量”的观点。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郭淑梅研究员不断地补充新资料，在专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和新论点，其中提到的端木蕻良给胡风的信件使人眼前一亮。依据这些信件，郭淑梅研究员认为在二萧与端木“这桩带着情感硝烟的‘三角’关系中，端木蕻良属于被动的一方，无论他多么关心萧红，关注萧红，支持萧红，却看不出他有意识地‘撬’萧红。萧红萧军决然分手，并不是端木蕻良直接介入导致的结果”。“萧红就是顶着这种舆论，孤独地行走的没有伴侣的人。这时她就要寻找在她耳边不再鼓噪上前线的人。而端木蕻良此时此刻就是这样的人。他和萧红一样，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然而，端木蕻良的清高孤独并且看上去软弱的性格，让他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自喻‘穷独裸’。他写的东西当时发表的并不少，但仍然无法在圈子中获得一个众口一致的像两萧那样的高度评价，靳以对他瞧不上，主要因为他是‘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男性作家们对萧红走出象牙塔是极其看重的，他们希望看到萧红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成就。她可以离开萧军，但不能与端木蕻良在一起的原因或许就如此”。这样的论断为二萧与端木蕻良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此外，在专著的结尾处，郭淑梅研究员抄录了袁权女士于2011年“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前夕在首都图书馆发现的萧红佚文――三篇萧红日记。这三篇日记均是写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透露出萧红浓郁的怀乡之思。笔者曾反复阅读旧版的《萧红全集》，此时突然又读到之前没有读过的萧红作品，心中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

为了疲乏的原故，我点了一只纸烟。

绿色的星子，蓝色的天空，红色的屋顶，黑色的蝙蝠，灰色的小蛾。我的窗子就开在它们的中间，而我的床就靠在这窗子的旁边，我举着纸烟手指的影子就印在窗子的下面。

我看一看表，我还是睡得这么样的早，才九点钟刚过了。

有点烦恼，但又说不出这烦恼，又像喝过酒之后的心情，但我又并没喝酒。

也许这又是想家了吧！不，不能说是想家，应该说所思念的是乡土。

人们所思念着的那么广大的天地，而引起这思念来的，往往是几片树林，两三座家屋，或是一个人物……也或者只凭着一点钟的记忆，记忆着那已经过去的，曾经活动过的事物的痕迹。

优美而又富有诗意的文字，深沉而又复杂的情感，让人一下子又坠入到萧红的世界之中，说“想家”，却又不是，她与那个家是对立的，所以思念的“是乡土”。

宁静了，近几天来，差不多每个黄昏以后，都是这样宁静的，炮声，飞机声，就连左近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声音了！那么吵叫着的只有我自己，和那右边草场上的虫子。

我不会唱，但我喜欢唱，我唱的一点也不合曲调，而且往往是跟着军混着唱，他唱：“儿的父去投军无有音信。”我也就跟着：“儿的父去投军无有音信。”他唱杨延辉思老母思得泪洒胸膛，我也就跟着溜了一趟，而且，我也无所不会溜的。溜得实在也惹人讨厌，而且，又是一唱就溜。他也常常给我上了一点小当，比方正唱到半路，他忽然停下了，于是那正在高叫着的我自己，使我感到非常受惊。常常这样做，也就惯了，只是当场两个人大笑一场，就算完事，下次还是照样的溜。

这段叙述不仅让人想起《呼兰河传》中童年的萧红跟着祖父喊诗的情景，虽然环境是那么地恶劣，生活又是那么地艰苦，萧红始终没有失去她那种北方女性的开朗和宝贵的童真。这里不吝篇幅摘引萧红的文字，是因为笔者觉得萧红的文字是值得反复阅读、广为传播的。这或者也是郭淑梅研究员在书中全文抄录这三篇日记的本意。真希望萧红的文字能再多一些，再多一些。

另外，郭淑梅研究员还提到，2011年香港南区区议会决定在香港南区设立由蔡元培、许地山、萧红、胡适、张爱玲命名的“文学径地标”，最终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宋斯纯设计的萧红地标《飞鸟三十一》获得冠军，这座地标2013年由政府投资于浅水湾沙滩建立，“届时市民和游客会流连在这群飞鸟下，体味伟大作家萧红短暂而灿烂的一生”。郭淑梅研究员最后深情地写道：“插上文学翅膀的萧红，还会飞的更高。”

综观全书，郭淑梅研究员踏实严谨的治学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执著于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对第一现场实地考察的人类学体验，这在当下的学术界是较为鲜见的。通过阅读郭淑梅研究员的这部《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四年来的东奔西走、南下北上的艰苦努力，她对萧红的经历与创作进行了细心地考证和深入地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从前研究者阐释的不尽相同的萧红。她在专著的后记中写道：“萧红觉醒得太早，她批评的东西至今还存在着，有些愚昧更甚。她貌似简单的语言，句句入骨，干净利索，回味无穷。以至于她走过的地方，都会神情毕肖地纳入她的文字体系，让你不得不惊叹她运用文字的能力，上天入地，独往独来，冗繁尽削，任之由之。生命对于她过早凋零，然而，她凝固在最璀璨的当口，定格在最耀眼的时刻。只要世界上还有不公平，还有人没尊严地活着，萧红就有存在的价值。萧红早期的国际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文化自觉，注定了她的写作视野超越同时代作家。在哈尔滨学习生活积染的文化基因，促成她大胆构思，标新立异，不断变幻的‘实验性’写作，直到最终抵达自由书写的艺术境界。”

目前，萧红研究已经有了丰厚的成果，有些论者据此认为萧红研究已经再没什么可做的了。郭淑梅研究员的专著让我们认识到，只要研究者掌握新方法、开拓新视野、肯于花功夫，萧红研究仍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