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体不揭黑,社会将会是什么颜色

只要揭黑，就必然会存在风险，有时甚至是巨大的风险。而风险的剑锋所指，并不是只有少数的“揭黑者”，还会有更大多数的“看揭黑者”以及由“制黑者”、“揭黑者”、“看揭黑者”共同组成的社会。而所谓“黑”，既可以是道德问题，也可以是制度问题，还可以是法治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游戏规则问题等。

更重要的是，“黑”之所以能形成并且伤害公众与社会，往往并不是只有一种黑色因素发酵的结果，而常常是多种黑色因素共同发酵的结果。由此，我们看黑、揭黑、打黑、除黑，就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其结果就会是也只能会是断箭疗伤：箭虽除去，伤情依然，甚至因箭头留在体内，而加重伤情的发展，轻则化脓感染，重则夺人性命。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最常用的疗伤手段偏偏就是断箭疗伤，更多时候甚至是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而讳疾忌医。

以食品安全为例，当代中国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既不是历史上的最高点，也不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也就是说，在食品安全方面，就中国而言，今天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但，由于问题食品和食品问题被媒体曝光，在不少公众的眼里，今天俨然已经成了最坏的时代，似乎每一种食品都可能涉毒，以至于产生了杯弓蛇影的恐惧心理。而问题食品和食品问题的出现，又显然不能简单地用诚信缺失、公德失范来解释与求解。事实上，强调诚信与道德这种思维本身，就带有深厚的非法治色彩，由此出发寻找到的求解路径与所谓的答案，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缘木求鱼，要么是刻舟求剑，要么是南辕北辙，总之不能对症下药，更不必说药到病除。

食品问题如此，像“问题胶囊”等药品问题、“扶不起的老人”等社会问题，莫不如此。由此，讨论“媒体对社会道德诚信问题的报道是否过于集中负面”？以及由此引发的“媒体该如何关注社会问题，该如何呈现自己的社会焦虑”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沒有触及甚至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并且转移了矛盾焦点与公众视线。更甚者，这样的问题设置，隐含了“媒体失责”的潜台词，似乎这些社会问题的呈现，是媒体“制造”出来并且放大了的，而不是其客观存在的。而事实上，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媒体失责所致，而是市场失效、制度失守、法律失灵、信仰失魂、文化失本等共同发酵所致。

揭黑是媒体人的天职，就像歌唱是百灵鸟的天职。真正的媒体人不只是对现实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这样，负责任的媒体人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揭黑的题材上，客观报道事实真相，尽最大努力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对社会道德诚信问题的报道，并不存在“过于集中负面”之说。事实上，任何身处转型期的社会与国家，都会存在大量的“黑色”问题，但也会同时存在大量的“红色”问题。在“红与黑”的较量中，到底是“红”染红了“黑”，“黑”染黑了“红”，还是二者调和出了第三种颜色，取决于对待它们的眼光、态度、立场与价值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负面或者说“黑色”新闻报道上，当代中国的媒体不仅仅是在戴着镣铐舞蹈，而且很容易由于“触雷”和“被触雷”而夭亡。所以，对揭黑的媒体与媒体人，社会所需要做的，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包容与保护，而不是最小限度的宽容与容忍。

与此同时，社会公众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媒体对社会问题的焦虑，绝不等同于媒体人对社会问题的焦虑，更多的是公众对社会问题焦虑的媒体呈现。事实上，媒体不是平面镜，只是简单地照出社会问题的影子，而是多棱镜，虽然照出了社会问题的影子，却未必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影子，而必然是多角度、多侧面、多形状的。这样，呈现在多棱镜里的影子，就可能会变形、扭曲，但我们却不能因为影子有了一点变形、扭曲，就否认影子的存在，甚至认为存在的影子是镜子造出来的。媒体当然要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极为艰难，既需要有证实或证伪的足够时间和公众的耐心，也需要有证实或证伪的强有力的制度与法律支持。显然，对当今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些条件都并不充分，有的甚至严重缺失，媒体人因而是如履薄冰。

媒体揭了“黑”，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全是黑的；同理，媒体报了“红”，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全是红的。但是，如果媒体不揭“黑”，那么，社会将会是什么颜色？可能会是红色吗？不可能。只要黑客观存在，它就一定会侵蚀红。假如再给黑更大的温床，黑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浓，最终彻底染黑红。只有加大媒体揭黑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让黑越来越多地被揭出来，全部曝晒在阳光之下，它才可能失去生存的土壤。都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其实，阳光也是最好的防黑剂。

因此，优秀的媒体人，一定是有勇的揭黑人，并通过揭黑呈现自己对社会的焦虑、对公众的负责；优秀的媒体，一定是有谋的揭黑平台，并通过揭黑彰显自己的正义感、责任感，为化解种种社会问题与公众焦虑寻找最佳路径。这是媒体人真正的德，也是媒体真正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