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明代茶具

明代是我国茶业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并照会各地可采芽茶以进。朝廷明令禁止团蔡入贡，“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明・周高起《阳羡若壶系》)，为散茶、叶茶、芽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明人《事物绀珠》一书记载，有明一代，各地茶品已从宋代“日铸、双井、顾诸”等少数品种急剧增加至包括“苏州虎丘、宜兴阳羡、霍山六安、雅州雷鸣等”96种，产地遍及全国15个省区。

明代茶业的发展，除了品种、产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制茶技艺的创新和发展。此时各地的名茶制作，已从原先蒸青改为炒青，这直接导致了国人饮茶方式的彻底改变。早先加工、烹点饼茶的一切繁琐程序不见了，人们“投茶于壶煎煮之”或直接将芽茶放在茶瓯中沏喝：“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明・陈师生《茶考》)。”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因“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明・文震亨《长物志》)此时，一套为适应更加儒雅、便捷的蔡饮方式的精巧的茶具组合应运而生。

明代，人们已将采、制茶器具排除在茶具之外。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著名学者高濂《遵生八笺》一书记载的茶具(器)有16种，另有总贮茶器具7种。多种茶具与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中的相应茶具功能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些茶具多数为辅助器具，平时多列置于“茶寮”(明代士人家中专为茗事开辟的场所)之中以备用。而最常用的茶具是围绕饮用散茶的烹、煮、泡、点的几种器具而己，如明・文征明《品茶图》、《惠山茶会图》及唐寅《事茗图》等画卷中所见。

茶炉(别称苦节君)

明人烹茶煮水的用具称茶炉，也称“苦节君”(寓“逆境守节”之意，相传为明人朱权所制)。炉身外以藤包扎，后盛行以竹包扎，有火口(可置汤铫)、炉门等设置。另有铜铸饕餮兽面火炉或素面的烧炭小火炉均可使用。茶炉的燃料多用木炭。“火必以坚木炭为上。先烧令红，去其烟焰”。明人烹茶对炭火十分重视，所谓“茶滋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明・许次纾《茶疏》)

汤瓶(或称汤铫、注子，烹煮茶汤用具)

煮水的壶称汤瓶，有人认为其材质当以金、锡最佳，因为“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成涩，作铫最良”。文震亨则认为：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亦可用，特别是形如竹筒的那种，既不漏火，又易点注，最好用。煮水一般不用瓷瓶，既不雅观也不适用。传世明人王问(公元1497年～公元1576年)的一幅《煮茶图》(故宫博物院藏)，图中使用的烹茶具竹炉(亦称苦节君)，是一个竹编筐式(内置有小炭炉)的火炉，炉上支一把壶门式提梁的汤铫，一中年汉子席地而坐，用铜火箸(称降火)伸入炉门拨火，其身后置水瓮、水缸各一。此壶材质更似砂陶制作，说明砂壶也同样可以充作汤铫之用。

茶洗

烹茶前，除了涤具还要先以滚汤洗茶。洗茶不仅可除茶叶中的尘垢，而且盛在碗中，“俟冷点茶，则香自发”。洗茶的茶具称“茶洗”，一般以沙陶制作，其状如碗，分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其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

茶壶(又称茶注)

饮芽茶最重要的茶具。茶壶名称的大量出现在明代之后，为适应泡饮芽茶的需要，茶壶遂渐成为“撮泡”(投散茶于内，直接以沸水冲泡)的专用茶具，与煮水的汤瓶彻底分家。

阳羡砂壶

明代人认为。茶壶的材质“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在造型方面，“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足为适可”。最实用的茶壶当是砂壶中“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阳羡(宜兴)烧制的砂壶成为首选的茶壶。

明清以来，阳羡(宜兴)以盛产紫砂茶壶闻名于世。考古发现证实，宜兴茶壶早在700多年前就已创烧。17世纪以来，宜兴紫砂茶具以其优越的内质与外形、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独领茶具，而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被人珍同拱壁，更得文人墨客之钟爱。

明代阳羡名匠辈出，“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明・许次纾《茶疏》)龚春之后制壶名手辈出，著名的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陈用卿、陈仲美等人。

有关考古材料反映，迄今有明确纪年的明代紫砂名壶。前后仅出土4件。1966年南京中华门外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明代最早一件紫砂壶。这件赤褐色、质近缸胎的壶门式提梁砂壶，高17.7厘米，口径7.7厘米，最大身围达19厘米，通器颜色斑驳，壶身上残留不少油滴、梭眼和接痕，反映早期紫砂壶具不事雕琢、端庄、古朴的工艺特征。此壶与明人王问《煮茶图》中，搁置在苦节君(竹炉)上的壶门式提梁砂壶造型十分相似。

有明确纪年的时大彬名款的紫砂壶迄今为止仅出土3件，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出土了一件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曹姓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六方壶：1984年江苏无锡甘露乡肖塘坝出土的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华涵义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三足壶；1987年福建漳浦盘陀乡出土的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卢维桢夫妇合葬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三鼎足盖壶。3件之中以漳浦出土的紫砂壶时间最早且规制古朴、工艺细腻，最能反映时大彬制壶的时代和工艺特色。

景德镇青花茶壶

明代。景德镇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制瓷中心，也是最重要的贡瓷产地。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公元1436年)。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茶壶，胎质细腻、釉色艳丽、造型雅致、纹饰饱满。为明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其中的青花龙纹执壶。高22.8厘米，1969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隆庆太监墓，此壶造型类似元代景德窑青花牡丹纹执壶。区别之处为扁圆腹，器身一侧以龙头吐舌为细长流，另侧则以一条卷尾拱背龙为把，器腹对称开光，中绘腾龙驾雾纹，留白处则辅以“祥云、神器、火球”等纹饰。通器造型新颖别致、匠心独运，釉色兰中泛紫，极富神韵。

另一珍品是青花缠枝花纹茶壶，高15.3厘米、口径4.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造型更接近代茶壶，只是在颈流间按－S形连片，器流书青花双栏款“大明宣德年制”，通器以缠枝莲花纹为主题纹饰，造型端庄、纹饰亮丽，此壶不仅反映了明代宣德一朝景德镇窑青花瓷工艺水平。亦可窥见宋元时代执壶向近代茶壶的演变过程，是弥足珍贵的茶具文物。

茶碗、茶杯、茶瓯、茶盏(饮茶具)

唐宋人饮茶喜欢用碗，明初此风依旧，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融诗、书、画、雕刻于一身的朴素典雅、小巧玲珑的宜兴紫砂壶(阳羡茗壶)的风行，茶碗也逐渐被更加精美、雅致的茶瓯、茶盏、茶杯所代替。此间，因普遍饮用散茶、芽茶，当初专为末茶法而烧制的黑釉茶盏(如建盏)已不宜用。代之而起的是可供“撮泡”， 且让客人随意啜饮的茶瓯(茶盏)、茶杯等饮具。

明代南、北方各地窑口多有烧制饮茶器具，如碗、杯、盏等，其中以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烧制的饮茶具最为珍贵。

明代青花瓷器已成为景德镇窑主流产品，各时期青花瓷争奇斗艳、千姿百态。其中更以浓郁幽雅、情趣横生、妙造自然的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为巅峰之作，被后人视为青花之冠，珍同拱璧。

明代景德镇窑烧造茶杯的款式有压手杯、把杯、鸡心杯、高足杯、劝杯、转杯等。其中被视为珍宝、备受推崇的是明永乐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压手杯。压手杯因其胎体厚实、中心下坠、口沿微外撇、造型暗合于手形、便于把握而得名。据明人《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篆书‘永乐年制’4字，细若粒米，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用可久，价亦甚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5年)，青花压手杯3件，其中双狮戏球纹压手杯，杯体状如小碗，口微撇，直壁、丰底、圈足，外绘青花缠枝纹饰，杯心绘双狮戏球，其青花色调深翠，造型、纹饰可与上述记载相印证。永乐年间制造的压手杯为皇家烧造。因此传世极为稀少。据称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坊间已出现“规制蠢厚、殊无可观”的仿制品。除此，永乐年间景德镇窑烧造的青花卷草莲瓣纹鸡心碗，亦属出类拔萃的青花饮具。

茶盏，以宣德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最为著名。其时有一款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被誉为“盏中第一”。另有一款细白茶盏，“瓮肚、釜底、线足，光莹如玉，内有绝细龙凤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制’暗款，隐隐桔皮纹起……”被誉为“一代绝品”。宣德青花茶盏不仅款式端正、色泽细润，更将仕女人物画作为装饰题材，明人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一书载，“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

国外一些著名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青花珍品，其中不乏造型别致、釉色青翠的茶具，反映永、宣青花茶具已成为世人宝爱的中华茶文化远播海外的历史信物。

明朝时期。景德镇窑烧制不少富含时代、地域、民族特征的饮茶具，如宣德青花云龙五彩鸳鸯莲花藏文碗、成化斗彩高士杯、成化斗彩三秋杯、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碗、宣德釉里红三多高足杯……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茶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