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危机折射“地产驱动”杀伤力

【前言】迪拜危机折射“地产驱动”杀伤力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在人类经济史上，迪拜债务危机绝非孤立样本。当政府力量、资本注入与地产升值相互叠加时，短期繁荣必然会催生泡沫并最终殃及长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地产在经历疯狂之后进入泡沫破灭通道就是例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

中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遏制地产行业的投机、炒作以及泡沫化趋势，使地产向居民消费回归

2009年11月25日，在全球经济正处在艰难复苏的背景下，迪拜政府宣布其控股的迪拜世界所欠600亿美元债务延期6个月偿还，此信息在短期内急速发酵并引致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

就危机比较而言，迪拜债务危机在形成动因、扩散机制和影响力度等方面与美国次贷危机存在着差异，且迪拜政府的利益攸关方――例如阿联酋最大酋长国阿布扎比――具有危机援助的能力和意愿，因此，迪拜债务危机不大可能会成为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引爆点，甚至也不会改变全球经济整体回暖和复苏的大趋势，对中国经济因直接关联性较小而不止于产生显著的外部冲击。

然而，迪拜债务危机表明过度依靠政府举债、过度依靠资本吸附、过度依靠地产投资的“迪拜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现在是对迪拜债务危机的成因以及“迪拜模式”内在脆弱性进行探究的时候了，而这种探究必定会对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协调发展提供警示意义。

从表面上看，迪拜债务危机源于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全球资金流动性受阻，但从本质上说，迪拜债务危机的成因在于政府主导、投资偏向、地产驱动“三位一体”的单向度发展模式。从2000年开始，迪拜政府意识到石油濒临枯竭而急速推进了经济转型，转型方向是政府通过信用背书、放松管制等方式吸纳全球资本快速流入，通过投资高端地产及基础设施来打造全球商贸物流中心。从短期来看，以政府主导、投资偏向和地产驱动为特征的“迪拜模式”创造了“奇迹”，“迪拜概念”在引致全球资本跟进和地产价值飙升的同时也“神奇般”地实现了当地经济增长。然而，构建在政府主导、投资偏向和地产驱动基础上的“迪拜模式”是以政府完全理性、资本充分流人和房价持续走高为前提的，而当这些前提变动时“迪拜模式”的脆弱性就显露无遗，此轮迪拜债务危机正是这种模式内在脆弱性的具体表征。

在人类经济史上，迪拜债务危机绝非孤立样本。当政府力量、资本注入与地产升值相互叠加时，短期繁荣必然会催生泡沫并最终殃及长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地产在经历疯狂之后进入泡沫破灭通道就是例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运行与迪拜过度依靠外资流入等特征相比存在着显著差异，然而从危机防范的角度讲，中国在金融一地产的紧密结合和相互推动层面依然有与迪拜类似的因素，我们必须从迪拜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并重视其警示价值。

首先，应该审慎看待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迪拜模式”强调政府通过国家信用、凭借债务来急速吸纳外资，强调政府单边制定并强力实施以高端地产及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发展规划。显然，政府的信用背书面临着资本市场变动的风险，而政府的战略规划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发挥的考验。就此而言，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以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轨为主线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对外部资本的依赖程度整体较低，但在现行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而形成了巨额债务累积，如何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此外，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正逐渐从直接控制转为间接调控，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特征、政府动员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行政绩效评价的增长导向，地方政府依然有较强动机和能力去“规划”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这种做法忽略了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微观经济主体依据市场信号自发选择、自发演化的过程，地方政府的单边规划很可能会导致短期增长效果显著，但长期发展动力缺位。

其次，应该审慎看待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驱动作用。“迪拜模式”的核心环节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其基点是全球的富人会成为迪拜投资的最终消费群体，因此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可通过空间拓展实现对接，由于居民消费行为往往取决于多个变量，因此上述投资一消费平衡机制是存在风险的。进一步的，依靠“产能输出”来消化投资在类似于迪拜的“小国经济”也许具有合理性，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审慎处理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投资一出口主导特征，相对而言，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度较低，中国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上述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依赖程度较高，且国内居民并未充分分享增长的成果。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依靠“产能外输”来实现供求平衡已遇到了严峻挑战，内部的投资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问题被显性化。据此，中国必须依靠加快就业创造、调节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持续刺激内部居民消费并借此形成投资一消费的再平衡。

最后，应该审慎看待地产在产业结构中的支撑地位。迪拜债务危机的引爆点是大规模地产的资金链条出现断裂，而资金链条断裂又与地产的投机炒作紧密相连，也与政府将地产作为唯一支柱产业紧密相关。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地产行业确实具有较为显著的前瞻、后顾和旁侧效应，然而，迪拜将地产行业视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产业、甚至是唯一主导产业，这显然忽视了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及可持续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并在整体上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条件。但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当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流动性充裕带来的货币贬值预期、市场环境恶化形成的企业资金过剩以及境外热钱的过度流入，共同推动了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攀升态势，北京、上海等城市地产行业的非理性繁荣已经非常显著。这种将地产作为主导产业、且持续推高房价的做法引致了居民生活水准恶化、诸多行业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风险增大。为此，中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遏制地产行业的投机、炒作以及泡沫化趋势，逐步使地产回归到居民消费这种行业属性上来，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在根本上规避发生类似于日本和迪拜的地产泡沫破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