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摘 要:无权处分行为制度是各国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章对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的认定作了研究,讨论了我国民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及其效力,对其效力文章认为是效力待定,历史的结论只有在实践中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了法律存大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行为 效力待定说 善意取得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073-02

由于各国采取的立法模式和接受的法的理念不同,无权处分与物权变动的模式是存在密切关联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立法体例中,无权处分无论是在概念方面还是在对它的效力判断和确定,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分门别类的具体的去考察无权处分的效力及其法律后果,更有助于把握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在此,笔者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方法,通过研究物权变动模式,分析并阐述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基本理论

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上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无权处分人在处分他人财产时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从而引出在无权处分行为中的两方面因素:一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处分行为;二是因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而使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从以上两方面可看出,无权处分既涉及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涉及到如何对待相对人。从而更体现了无权处分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的行为。无权处分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处分的规定,并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由上可知,无权处分涉及到三方当事人:权利人、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里显然是侧重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虽然其在实际中能否发挥这种功能尚有疑问,但至少其立法本旨为如此。既然无权处分指行为人无处分权而以自己名义实施行为,处分他人财产。这里需要探讨的便是“处分行为”和“处分权”两个概念。

1.处分行为。“处分”一词,在民法上分为三个层次:最广义的处分,广义的处分和狭义的处分。具体的说,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所谓事实上的处分,指就原物加以物质的变形、改造或毁损的行为。所谓法律上的处分,既包括各种处分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也包括处分债权和其他财产权的行为如出租或转租、转让债权、免除债务等行为,还包括对财产权作出限制或设定负担的行为如在某些财产上设立抵押、质押等。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中所指的处分,即为这种最广义的处分。广义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此种法律上的处分,也包括上述各种处分财产,能够导致权利的设定和移转的行为。狭义的处分,主要指法律能直接发生权利得变更的行为如买卖、赠与等,而不包括使财产的占有和使用发生移转的行为。一般来说,无权处分中的“处分”应为上述第二种即广义上的处分。

2.处分权。处分权一般是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形式出现的。《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条规定就是从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形式表述处分权的。但处分权并非仅仅只能有权利人自己享有,其他例如法定人、抵押权人等依法律规定也可享有处分权。因而处分权既依赖于所有权,又可因法定或约定而由其他相应权利人行使。但原则上来讲,只有财产权的权利人本人才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

由于各国法律即立法模式的不同,对于处分权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在采取物权行为模式的法律中,处分权是从属于处分行为的。处分行为指直接使财产权发生变更的法律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处分权则为“效力待定处分行为之法律上的地位,或者说在法律上得就权利为效力待定处分的权限,也称处分能力。”

(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定

传统民法认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由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呈现多元性,因此其效力也相应的呈现多元性,即表现为一体性的交易行为效力待定,或者是债权行为效力待定,或者是物权行为效力待定。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1.无效说。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少数说。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合同,这显然不妥,尽管无权处分行为可能会造成对真正权利人的侵害,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必然造成权利人的损害,无权处分行为也可能符合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

2.有效说。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

但是,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3.效力待定说。效力待定说是以我国法制为背景,以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此种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行为是一种效力待定的行为,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后,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合同无效,但是该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物权变动的模式来看,债权形式主义成为二战后各国物权变动立法选择的方向,我国业已接受这一物权变动模式,那么效力待定说就比无效说和有效说更加符合我国的法制背景和国情。

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及不足

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包括《民法通则》在内,均未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置一般规定。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设有零星规定。

(一)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规定:“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应废除其买卖关系。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应宣布买卖关系无效。买方如不知情,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应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其他共有人当时明知而不反对,事后又提出异议的,应承认买卖关系有效。”在该项司法解释中,作为无权处分行为的买卖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88年4月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设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在该项司法解释中,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被认定为无效。1995年1月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试拟稿)》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订约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权利人又不追认的,无效。但其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1997年5月14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3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者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9年3月15日颁布,同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针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设有明文:“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就是引起激烈争论的第51条的规定。

(二)法律规定之不足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法学家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在我国民事立法上,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应为无效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明确认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亦应作同样解释;二是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规定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当无异议。该观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主张,属少数说。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条规定应理解为属于我国民事立法上针对无权处分行为所设置的一般规定。换言之,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的行为。但这种意见又包含着两种不相容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以买卖为例,该观点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梁慧星先生就认为:“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这里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即买卖合同无效。不能解释为买卖合同有效,仅处分行为无效。有的学者作这样解释,实际上是以债权合同与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为根据的,与合同法立法思想不符。”这一观点为当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51条效力待定的,应为物权行为,而非债权合同。以买卖为例,该观点认为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其效力判断不应当依据第51条,效力待定的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种观点为一些学者及司法实务界人士所极力主张,可谓是目前的有力说。

在这两种观点上都存在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从表像上看,这几种观点仅仅是在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上有差异,其时在更深层面上,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不同。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在认识上的差异。少数说的第一项理由,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证成自己的观点,表明它实际上是以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认识前提的;有力说的观点,则清楚地表明它是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认识前提。因此,欲阐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看法,需要以表明对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态度为前提。因为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属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体系效应的组成部分,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笔者采用通说观点赞同我国采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同时还需要对司法解释从宏观上进一步规范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定。

三、无权处分制度的完善

由于物权立法在物权变动方面将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合同法将无权处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已考虑到与将来物权法的接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其在制度设计方面尚未达到与现行法律制度、民法基本原理丝丝入扣、紧密守务的地步故不少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对物权部分的完善

无权处分行为中对物权部分的归属问题可以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联系起来。

1.通常情况下,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物权的公信是指物权以法定的方法公示后,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力。

2.物权的公信,不动产物权表现为登记簿的公信力,即使物权登记簿出现问题,善意相对人从登记名义人处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仍然有效;动产物权则表现为占有的公信力(又称善意取得),即无权处分他人动产之人,将其占有的动产出卖或设质于第三人,第三人受让占有时出于善意(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质权。由上可知,在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权处分合同中,即使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只要标的物已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相对人于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时出于善意,仍能取得合同项下的物权,即善意取得权利。在现实中,由于登记时的大意,而使真正权利人利益受损现实中屡见不鲜,为此,我们应该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及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满足公众要求。

(二)对利害关系人保护的完善

我国在物权变动方面不承认于债权行为之外,尚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以物权合意为内容的物权行为。于是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在履行不能时,相对人只能要求处分人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与其所承提担的违约责任,保护范围、保护力度方面均显不足。为了保障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增加交易市场的确定性,合同法应在无权处分合同中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催告权的设置是为尽早结束合同效力不桷定的状态。撤销权的设置则体现了立法对善意相对人的倾斜保护,使其能尽早摆脱权利,义务不确定的状态。

(三)对特殊情况的处理

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时,处分人可能就同一标的物与不同的相对人签定买卖合同。我国因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其中处分是指处分合同,因为债权具有相容性,处分合同可以同时并存,故原则上应认为,在权利人追认无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论无处分人曾签定多少无权处分合同,一律生效。如果权利人在追认时对所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作出指定,则应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仅使被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生效,其他处分合同不生效力,对其所受的损失可向无处分权人追认。

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的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制度。无权处分制度贯穿债权法和物权法,涉及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等多种法律制度,它的法律适用及其效力认定不仅关系到众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变动或消灭,而且对于完善民法体系有着重大意义。经全文所分析,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将无权处分行为视为效力待定,在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又或者相对人善意且符合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合同发生效力,这样是保持法律体系上的完整以及以人为本精神的升华。同时,对恶意无权处分人及第三人予以惩罚,不但有助于平衡所有权的静的安全和交易的动的安全,促进交易;而且有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问题,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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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0)(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