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回溯

近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关于燕京大学的大事,也是关于司徒雷登的大事。一件是2008年11月17日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事隔153天,2009年4月18日,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举行。

头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说得明白:“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收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然而全国和各地方的报纸大都发表了报道和述评;不到一个月,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有关文章高达6443篇。第二件事,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报道和评述也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刊登。

燕京大学在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终结,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所大学培养的人才在众多领域可称得起“群星灿烂”。《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最后”的同学会》一文中归纳为:“燕京大学的系科设置突出培养有用人才,倡导素质教育,虽然办学只有33年,注册学生仅9988人,但却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4人兼两院院士)、学科奠基人88人(34人兼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两人、发明家7人,共112人。占注册学生总数的1?郾1%以上,也就是说,不到100个燕京学生中就出一个学术名人。”各类顶尖人才人数占注册学生人数的比例,在全国高校中是比较高的。

2000年设置的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每年最多颁发给两名获奖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奖,而我国其他4项科学技术奖项都是由国家科学技术部颁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至2008年共有12位获奖者,其中有两年只一位获奖者。2000年获奖者为吴文俊、袁隆平,2001年获奖者为黄昆、王选。媒体介绍获奖者的内容依次为姓名、出生年月、地点、大学毕业院校、研究生毕业院校、主要职务、成就等等。然而有的媒体避而不谈黄昆毕业于燕京大学,就跳到1945年获西南联合大学硕士、194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博士学位。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于北京解放前夕在石家庄对他的师长符定一先生亲自倡议建立的,馆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曾为有人请求他推荐李淑一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当馆员写信给秘书田家英,信中说:“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个人,没有录取,不便再荐。”中央文史研究馆前4任馆长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都是声望卓绝的大学问家。第五任馆长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萧乾。萧乾是蜚声中外的作家、记者、翻译家,曾获1986年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中文著作53种,英文著作5种,共约400万字。1989年至1999年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达10年之久。

燕京大学还为人民共和国培养了4位国家领导人,雷洁琼、黄华、费孝通和吴阶平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燕大没有外交系,可是高层外交官员黄华、龚澎、柯华、韩叙、凌青、周南、陈滋英等都是燕大校友,中国首批两位女大使之一龚普生以及后来的女大使林蔼丽、韩丽丽也都是燕大校友。在台湾还有“外交部长”沈昌焕和“驻美大使”沈剑虹。

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外事活动是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正式随行人员20人中,四分之一是燕京人,他们是:黄华、卫永清、彭迪、李慎之、谭文瑞,如果再加上随行医生吴蔚然和驻美大使韩叙就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

燕大培养的著名学者还有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作家韩素音等。

1919年5月19日,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改组,新校名为“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当时校址在北京东城盔甲厂,地方狭小,无发挥余地,司徒雷登购得40公顷的淑春园,并向周围扩大,于1927年迁入新校址燕园。司徒雷登自成立燕京大学就立志要把这所学校办成国际一流大学,不过10年,燕京大学已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名校。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全国小学地理教科书中都有:“北京有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成为国内妇幼皆知而且蜚声国际的名校。

1928年5月,为了检验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民国教育部对国内14所私立大学的学生进行特别考试,结果得分最高的是燕京大学的两名学生,燕京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测试成绩也是比较好的。又如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以毕业生升入美国各院校的成绩为标准,对远东各大学的质量调查统计,13所在华教会大学中,只有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同列甲级,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读学位。

自从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短短数年,竟然使得燕京大学一跃跻身成为全中国第一流的综合大学,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燕京大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惊鸿一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引起了中外相关人员的关注和研究。在台湾和美国,研究燕京大学的文章和专著不断发表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都有有关著作问世。1996年,美国南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还召开了“燕京大学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中国大陆也有几位学者参加。

1945年9月,在重庆“胜利晚会”上向司徒雷登称赞:“你们贵校学生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很好……”4年后,新中国建立,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对燕京大学的评价亦随之沧桑。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道:“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此后论述教会学校(包括燕京大学)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精神控制和教育奴役的批判。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

近20年来,由于国内外大量档案、资料的解禁和公开发表,更因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走势、大环境,为研究人员从各方面研究探讨燕京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学者,都有关于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的著作发表。还有的以此课题作为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关于燕京大学的独特贡献和宝贵经验,各方面的学者有各自的论述。卓越的教育家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师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必要条件的全部。笔者尝试对此归纳总结,燕京大学具备了办好大学以下各项必要兼充分之条件,从而建成国内名校并享誉国际。

一、有良好的管理体制

燕京大学是基督教教会学校,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最初也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学校的校政大权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纽约的燕京大学托事部手中。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说:“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去北京的,其中最明显的的一点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别的任何外部因素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根据这种思想,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办成一所“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制定了“中国化”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具体贯彻于燕大的实际工作之中。“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根据中国政府收回教育的决定,燕京大学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登记,得到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人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举动为燕京大学赢得不少国人的好感与尊重。教育部规定,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经过推荐,爱国基督徒、著名国学大师、前清翰林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同时向美国托事部建议,把托事部基金会化,成为管理燕京大学特定资金的组织,把校产管理、经济分配、人事任免的权利下放给北京董事会。1929年又对董事会进行了改组,中国董事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权利归董事会,司徒雷登掌握实权后,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以及各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得以独立自主地实现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

燕大的教学行政工作素以高效认真著称。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有一支精干的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一是有一套科学的教学行政管理制度。

二、有一流的教授

司徒雷登向美国纽约托事部申请聘任教师的自,遭到墨守成规的理事们的断然拒绝,但司氏对“拒绝”不屑一听,依然我行我素,聘任教师不问种族、国籍、政治信仰、和学术观点。他从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用来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对受聘到燕京大学工作的中国教职工,一律给予与外籍教职工同等的报酬。教授的月薪是360元,中国人任校长月薪500元,司徒雷登任校务长月薪仍是360元;燕大的所有教师不必信教,学术空气十分自由,在规定的教学制度范围内,教师讲课不必采用死板的教学大纲,可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校方鼓励外籍教师和从国外归来的中国教师,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运用到教学中去。

在燕大创办时期,正是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时期,各国立大学不能按时发薪俸,有的欠薪达两年之久。清华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中规定,教授初聘月薪300元,每两年可加20元,最高以400元为限。北京大学教授一般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8元就能维持生活了。燕大以薪俸待遇、工作条件和美丽校园的吸引力,短短几年,一批在学术界卓有声誉和富有高等教育经验的名教授、学术大师纷纷转到燕大任教。

曾在燕大任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达26人,分布如下:

文学院院长陆志韦;

历史系8人:陈翰笙、陈垣、陈寅恪、裴文中、侯仁之、徐中舒、谭其骧、翦伯赞;

理学院院长胡经甫;

物理系6人:孟昭英、毕德显、葛庭燧、张文裕、王承书、谢家麟;

化学系5人:蔡镏生、梁植权、张滂、严东生、朱起鹤;

国文系:郑振铎;

西语系:李方桂;

数学系:关肇直;

生物系:刘承钊;

政治系:肖公权;

其中严东生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除上述26位院士之外,燕大各个院系都拥有一批专家学者,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有国内的饱学大师。摘要如下:

国文系:吴雷川、吴宓、谢冰心、沈尹默,钱玄同;

历史系:聂崇歧、邓之诚、齐思和、冯家升、翁独健、顾颉刚;

社会学系:吴文藻、严景耀、赵承信、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

经济系:赵锡禹、赵人僬;

新闻系:张友渔、成舍我、陈博生;

物理系:袁家镏、谢玉铭;

化学系:张子禹、张铨。

燕大还有一支著名的外籍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来自美、英、法、德、意、日、瑞士等国,如高厚德、博晨光、韦尔巽、窦维廉、博爱理、吴路义、费宾贵臣、桑美德、包贵思、夏仁德、林迈可、班威廉、范天祥、谢迪克、柯安喜、赖朴吾、斯诺、鸟居龙藏和高本汉等。

燕大除了聘任的教师外,还有很多兼职教授,并且经常邀请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校演讲,内容遍及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学、艺术等等,这对于学生增长知识和提高素养都是锦上添花。

燕大文、理、法各系都是名师云集,从而实行本科生与研究生并举、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既培养人才,又出科研成果。

三、强化基础教育

燕京大学各系学生均要求必修大一国文与英文,大二则根据学生的水平考虑可否免修大二国文和英文。国文和英文基础不及格则需退学。大一时,文法两学院学生必修一门理学院基础课程,理工两学院学生必修一门文法学院基础课程。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略带杭州口音的中国话,而且兼通中国文字。司氏在1941年12月被日军于东单三条看守所拘押3年8个月的日子里,仅凭记忆,著述《汉字中的四字成语》,译著《语》,英译、节译《论语》并注释。司徒雷登有此水平,因而对燕大学生的国文和英文都有很高要求。

燕大大一国文都由名师任教,学生每周自拟题目,写作文一篇,文言白话均可。期终考试要求达到相当于百分制70分的成绩,如达不到,还需修大二国文。

燕大的目标和要求是所有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具有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让“学生确实生活在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校方采取的办法是:(1)提高各系新生入学时的起步点;(2)入学后所有学生必修英语;(3)施行先进的结构语言学教学法;(4)在燕园里营造随时随地能用英语的大环境。根据结构语言学教学法,大一英语以训练学生听说能力为主,教师不叫学生死抠语法、干背单词,而是用大量提问的方式提高全班学生的听力,每个学生都有用英语回答及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通过轻松自由的对话实践,学生的英语水平很快提高,学习兴趣盎然;大二英语以读写为主,学生通过习作大量有针对性的练习题,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每10天自由选择一部(或部分)英文世界名著,并不要求逐字细读,但必须用英文写出提要短文,教师给予仔细批改。使学生的英语功底能够适应某些课程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教学的要求。

教授英文的全部是外籍教师,其中不乏来自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教师。他们在燕大既教授基本英语课程,也教授高级英语课程。

燕大没有外交系,却培养了一批高层外交官,这和燕大学生的英语功底、熟悉西方文化以及燕大与美国名校合作办学都有关系,也和燕京人的国文素养,能写出好文章有关。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讲到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1914―1971)在聚会时和罗隆基(1898―1965)常开小会,且说英文,或用英语打电话交谈。罗隆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清华学校学制8年;1921年送美国公费留学,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到英国求学,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由于他留美又留英,被人称为“英美派”。1928年回国,任大学教授、《新月》月刊主编、《益世报》主笔、参与民盟的政党活动,自此从政。罗隆基从进清华学校学英语到留学回国共15年,而罗仪凤只是1934年燕京大学家政系营养学专业本科毕业,并不是学外语的。罗仪凤与罗隆基用英语交谈,旗鼓相当。罗仪凤用英文给罗隆基写信。罗隆基震惊于罗仪凤的英文水平,给好友赵君壁看,赵也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赵对别人说,罗仪凤写给罗隆基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的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罗隆基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罗仪凤代表燕大毕业生英语的高水平。

四、有好的学生

笔者听过一次钱三强给科研人员作的报告,钱三强说:科研人员要基础好,进攻性强。燕大对学生的要求虽然用词不同,实际上是钱氏说的这两方面。

司徒雷登从燕大创建之初就建立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加强对学生的选择。首先燕大招生来自自己的“承认中学”,其中大部分是教会中学,后来增加一些虽不属于教会中学,但教学质量和水平达到燕大要求的中学;第二条是高中3年的平均成绩必须在85分以上、品德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考试;第三条是考试科目虽然只有中文和英文两科,但是要求严格。另外,燕大还有面向全国中学毕业生的公开入学考试,这种考试科目较多,包括中文、英文、数学、智力测验。智力测验是燕大独有的一门入学考试,其内容十分广泛,考前无法准备,其目的是测验考生的智商、知识面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以选拔出能培养成为创新型精英的人才。燕大出的考题不仅数量多,难度也高于一般大学,英语考试要求更远高于其他大学。上世纪20年代的招生简章中就规定:“下列四项条件方为合格:通晓英语、谈话清楚;诵读普通英语课本没有困难;善用文法,尤其善用动词;能作清晰明白的作文。”如有一年英语入学考试的题目是:“请把《桃花源记》译成英文”,而且不附中文原文。这就对考生的英文和中文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一部分考生目瞪口呆。另外还要从物理、化学、生物三门中再选一门。

如果有人问燕大毕业生在哪里学的英语时,有的回答是:高中的基础,大学的实践。如黄华毕业于经济系,龚澎毕业于新闻系,其英语都是强项,二人都成为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官。

燕大的入学考试铁面无私,认真严谨,录取完全凭分数,根本不徇私情与官情。曾发生过多起当局军政大员和本校领导的子弟,不够录取分数线照样淘汰之例。

学生经考试选拔入学后,仍有可能因考试成绩不好而被淘汰。这是司徒雷登为保证考试合格入学后的学生培养质量而采取的又一措施。如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燕大学习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中说:一年级时有70多名学生,二年级时有50名学生,最后只剩30名学生。另据1938年12月23日刊发的《燕京新闻》报道,1937年一年当中,燕大就有43名学生因成绩不合格而被劝退学。

淘汰制的实行,促使燕大学生养成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习风气。当年在燕大、清华和北大都教过书的钱穆教授评论:“燕大上课,学生最服从,绝不缺课,勤笔记。清华也无缺课,然笔记则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选读此课者可不上课,而课外来旁听者又特多。”

经过入学考试的严格遴选,在校学习又受到学者、大师的教育,加之燕大有一套美国教育模式和启发式的、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的新式教育方法,燕大的教育成就以其质量高而著称,培养出的顶尖人才之外,毕业生的整体水平也很高。以1940届为例,在国内工作的该届毕业生,据统计从事教育、医疗和工业的占一半以上,其中约65%具有正高级职称,没有中级以下职称的。

一般人认为燕京大学是一个贵族学校,这应该解释。燕大每年学费确实比国立大学高,为80元,而清华为30元,北大为20元。燕大学生中固然有富家子弟,然而穷学生也很多。燕大有很多奖学金和贷款,这种机会在国立大学极少。自助工作或半工半读制度在当时的国立大学简直不可能,因为传统的中国书生是以体力劳动为耻的。可是以1927年为例,燕京大学就有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获奖学金、贷款和自助工作维持学业。如黄华申请到了吴雷川奖学金,每学年200银元;只有学习上努力读好学分,才能继续获得。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南北汇兑不通,本来不穷的南方同学也得请求救助了。

五、国际化

司徒雷登在对燕京大学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同时,也提出推进燕大的“国际化”。他认为,为了增进国际了解,保障世界和平,“各大学应当成为实现‘天下共一家’理想的中心。……比现在更为中国化的同时,也应更具广泛的国际性。”

本着这一出发点,燕大在选择教师、设置专业以及开启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都遵循国际化的原则。

燕大与美国的几个名牌大学有长期实际内容的友好合作关系;还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意大利等众多欧美国家的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燕大的外籍教师分别来自多个国家;吸引了来自美、德、俄、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留学生,据1938年12日《燕京新闻》记载,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学生中还有一定比例的海外华侨子女和其他国家交换的研究生。

燕大不仅做到形式上的国际化,而且做到内容上有具体实施项目。在系科建设、科研机构和项目等方面都有丰硕成果。

司徒雷登为燕大创建新闻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上任不久就向美国纽约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组建新闻系,曾遭许多人反对,后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有言在先,没有为他提供经费的义务。司徒雷登没有放弃努力,从1922年起就与拥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请他们协助燕大创办新闻系。自1922年起设立了新闻专业课程。在司徒雷登的提议和威廉斯院长的促成下,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结成姐妹学校,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参与燕大新闻系的组建工作。1924年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派出聂士芬和白瑞登来燕大协助建系工作。1928年聂士芬返回密苏里大学求助,得到院长威廉斯的支持,并向美国报界和美、加友人募捐筹集基金,共得美金6?郾5万元。聂士芬遂与司徒雷登签定协议,成立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聂士芬于1929年返回北平在燕大正式建立新闻系,聂氏任系主任。他与随后到校的黄宪昭教授担任专业课程;密苏里大学交换研究生葛鲁甫讲授广告学;另有本校毕业生卢淇新负责组织学生到报社实习;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定期派出副院长等一批优秀教师轮流到燕大执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田丕烈常到燕大新闻系讲学;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在燕大新闻系讲授过“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

社会学也是我国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美国社会学相当发达和普及,各学派在其各自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各种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些对我国的社会学发展很有帮助。

燕大社会学系的创办是在美籍教授步济时的倡议和主持下进行的。1919年,受洛克菲洛勒基金会支持成立的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的委派,步济时到燕大神学院教授社会学。同年,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调查报告《北京,一个社会概况调查》,该报告以其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鲜明的观点和极强的说服力,确立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界的地位。1922年,为了给美国在华教会和福利机构培养工作人员,步济时教授提议创办社会学系,得到了司徒雷登校长的大力支持。司徒雷登任命步济时为社会学系主任。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社会学教授,该系最早的6位教师都是步济时从美国聘请来的。最初,燕大社会学系设有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专业,开设了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等十几门课程,全部教材都是美国版的英文教材。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课程也由十几门增加到三十几门,还成立了研究院。1926年,步济时举家返美。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我国早期社会学家许仕廉继任系主任。许氏上任后,在继承步济时重视社会调查的同时,特别强调学术研究和讲授中国的社会学。许仕廉聘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社会学专家学者到燕大任教,开设了一系列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例如,陈翰笙教授的“农民运动”;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原理”;张鸿钧教授的“社会行政”;严景耀教授的“犯罪学”和“监狱行政”;雷洁琼教授的“社会福利事业”;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先生的“实地工作”;林东海教授的“社会立法”;李安宅教授的“社会人类学”;关瑞梧教授的“个案工作方法”;陶希圣教授的“中国社会史”。同时,聘请了一批美国教授:美国韦尔斯莱大学社会系主任牛卫华教授的“应用社会学”,华义侠教授和普鲁特教授的“个案服务方法”,格兰特教授的“公共卫生”;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系米勃教授的“种族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派克教授的“集体行为”和“都市社会学”等。

1936年4月在司徒雷登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协进会的成员既来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有平民教育会和协和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协进会除了开办乡村建设实验之外,重点放在为农村改造培训工作人员方面。该协进会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

燕大社会学系在30年的时间里,大力开展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工作和服务工作,同时培养出赵承信、李安宅、黄迪、李景汉、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王辅仁、黄淑娉等一大批国内外闻名的社会学家。

司徒雷登通过努力,争取到燕大与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主办的协和医学院预科合作,在燕大称为医预系,充分利用了综合大学优越的科学、人文环境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标准上都与协和一脉相承,完全采纳了协和的医预课程体系,强调基础科学和试验训练,强调人文教育,强调英文水平,强调师资质量,强调学生的优选和淘汰制度。燕大医预系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观的资助。

哈佛燕京学社以美国人查尔斯・霍尔捐赠的遗产为资金来源,1928年2月10日成立,本部设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单独的研究和教育基金会机构。由9人组成理事会监督,9位理事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和霍尔基金会。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事处,北平办事处设执行干事1人,首任干事由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博晨光担任,1939年博氏卸任返美,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岐、陈观胜等先后继任。燕京大学于1951年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北京办事处撤销,前后存在了23个春秋。

哈佛燕京学社主要研究范围为:“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社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理事会赞同的在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保证在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燕京大学的研究者,为传播与保存中国文化而进行研究。”学社的奖学金和研究金,一方面用于补助哈佛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和历史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工作、培训研究人员、国际人员交流和科学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邀请亚洲各国大学教员、学者、研究生到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和深造,补助国外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扼要而言,一是帮助中国发展人文科学,一是帮助哈佛发展东亚研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存在的23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培养人才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功,在于中、美双方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双方培养高级人才。

时任燕大校长助理的刘廷芳以学社经费设立国学研究所,聘请中国学者吴雷川、陈垣、顾颉刚、容庚、张星、许地山、郭绍虞、董、顾随为导师,聘请后来成为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所长。培养出了顾廷龙、陈梦家、谢国彦、吴世昌、李素英、郭竽等才俊之士。

从1929年到1949年的20年里(不包括因抗日战争燕大停办期间),哈佛大学每年都往燕大派遣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汉学教授,还有3位学者分别担任所在大学的东亚系系主任。燕京大学这批洋弟子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有:

魏鲁南:哈佛大学教授,是哈佛燕京学社派到北平燕大的第一个研究生,研究六朝历史,曾注释《论语》、《孟子》、《庄子》;

舒斯特:研究人类艺术比较;

施维许: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

毕乃德:康乃尔大学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二次大战中任重庆美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著有《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

卜德: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荣誉讲座教授,二次大战中曾任美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卜氏研究面甚广,包括中国的制度、历史、思想、法律、节日、文学等;

顾立雅:芝加哥大学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哲学史、政治制度,著《中国的诞生》、《孔夫子其人及神话》;

西克门:密苏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馆长,专长中国绘画、雕刻、青铜器,是公认的开创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鼻祖;

芮沃奇:耶鲁大学西摩讲座教授,曾两次以哈佛燕京学生研究生身份来燕大进修,研究中国佛学、儒学,专长为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曾担任1964―1965年亚洲研究协会会长、1963―1973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56―1959年东亚研究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主管人等;

饶大卫:研究汉语、日语及中国历史;

倪维森:专长中国思想史;

费正清:(1907―1991)1932年和1933年两次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支持来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哈佛大学教授,1955年成立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学方面的学者脱颖而出。是美国国内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

同时,洪煨莲主持选派优秀青年学者按预定研究方向到哈佛大学深造。至1949年先后派出的有: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仲翰、杨联升等11人,都是在燕大读完硕士学位以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

(二)科研成果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本部出版《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燕京学报》,每年两期。到1951年6月共出40期,作者130人,所载文史哲学术论文影响深远。《燕京学报》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清华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同被列为四大国学刊物而享誉海内外。

1930年秋,洪煨莲教授倡议的“引得编纂处”于1930年秋在哈佛燕京学社北京办事处成立。“引得”,由英文index音译兼义译,今称“索引”。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引得”可解其寻检困难。1931年至1951年20年间,引得编纂处的出版物共出64种、81册,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书。1959年、1960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出版过《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和《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987年又将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综合引得重加订正,并附《四角号码人名搜索》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64种、81册缩小影印、全部出版。

(三)扩充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直到1925年全部中外文藏书不到1万册。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拨款购书后,1929年中文藏书即已增至14万册;到1933年全部中外文藏书达22万册,其中外文书籍36,700余册,藏书量居全国高等院校第四位。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馆藏精当闻名,所藏珍本、善本书尤为名贵。至1940年已收集了大部分清代文集和2000多种地方志,共2万余册。迄1949年止,所藏书近四分之三为哈佛燕京学社经费所购置。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本部拥有一个东亚图书馆,其中有关中国的书籍非常齐全,清末到民国初年为收藏重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也很丰富。

两个图书馆对中美及亚洲国家人士学习、研究中国、东亚和南亚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燕京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也有十分融洽的合作。燕京大学的3个前身之一华北协和学院是英国传教士协会和美国长老会共同支持的,因此英国公理会也是燕大创建者之一。英国的“庚子赔款基金会”每年都要给燕大拨1万美元经费,而且燕大的中国籍教师还可以到牛津大学深造。牛津大学也派教师到燕京大学工作,牛津大学校长林赛博士协助燕京法学院办导师制班,正式名称为社会科学荣誉课程,推荐他的长子林迈可到燕大任导师。

1937年2月,林迈可与诺尔曼・白求恩同路来华并成为好朋友。8年抗战中,林迈可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支持者,不仅经常协助中共地下党给晋察冀边区游击队运送短缺的物资和器材,还多次秘密潜入抗日根据地,与聂荣臻、吕正操将军等抗日将领成为挚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林迈可教授与他的妻子李效黎一起离开燕大,奔赴抗日根据地,在聂荣臻将军麾下担任晋察冀边区通讯组技术顾问。1944年夏天,林迈可夫妇到达延安,受到主席和总司令的热情接待,并被委以十八集团军三局通讯组技术顾问及新华社英语主编的重任。离开中国后,林迈可教授先后在哈佛、耶鲁、美利坚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任教,1994年在美国病逝。

司徒雷登曾这样评价“国际化”给燕京大学带来的好处:“这样做的最大益处在于,它或许能给校园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国际主义氛围,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国际主义意识。同时,那些虽然国籍不同,但却志趣相投的人们聚在一起,可使整个校园的生活内容更为广博和丰富多彩。”

六、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上述5个方面是名牌大学必要兼充分之条件。除此,燕京大学还额外多一条,就是“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有着“轮奂美且崇”的校园,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完美典范,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更以校园幽雅有着极为优良的学习环境驰名中外。司徒雷登曾经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燕京大学校园中心勺园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花费20万元为其父购置的晚年退休养老之所。陈树藩愿意做件体面事,“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只象征性地收了6万银元,并以三分之一款项捐作奖学金。以该园为中心又陆续购置了周围的集贤院、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40公顷扩大到170多公顷,33座建筑,投资314万银元。

燕京大学校园由司徒雷登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进行总体设计,园中许多宫殿式的教学楼、宿舍都很壮丽,所有建筑都装有先进的光、水、电、暖等成套设备。有清波荡漾的未名湖,挺拔耸立的博雅塔,相映成趣的湖光塔影,再配上高雅的亭台楼阁,成耸的绿树,如茵的草坪,环境确实十分静谧优美,是最适合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有大师又有大楼,在这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中学习和生活,燕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和教师都能刻苦学习、努力教学,遂成为名校的更加充分的条件之一。

这所美丽的校园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迁入。1990年2月3日在校园的未名湖西北岸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伫立了一座汉白玉石碑“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的2007年世界500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有8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迄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有780人次,美国数第一位,为228人次,这也可以表明美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国人出国留学以美国为首选,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政府分4批派120名10―12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被洋务派人士、驻美副使容闳称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特开新纪元”。在20世纪上半叶,燕京大学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方法移植到中国来了。

总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验,对于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几所名校,以及一般高校,或许都有可借鉴之处。北大校长周其凤在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燕京大学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两校璧合不仅是校园的合并,更是精神内涵的合一。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和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相得益彰,其精神内涵是相通的。……燕大精神已深深融入新北大,成为北大传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院系调整并校后,由于“左”的影响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中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老北大、老清华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精神都被错误地归为被否定、被批判之列,燕京大学由于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学校”,其传统和精神更成了敌我问题。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才又重新提起这3所老名校的传统和精神以及办学经验。以司徒雷登针对燕大“国际化”之言:要做到形式上的“国际化”并不难,难的是内容上的“国际化”。继承和发扬燕大、北大的办学经验也是难在内容上。

为纪念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笔者不揣冒昧,总结出几个方面的内容,望能有益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等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