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由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等合并而来的。汇文大学的前身是1870年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北京创办的汇文学校；协和大学的前身是1869年由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创办的潞河书院。

合并的几方由于派系和人事纠纷，理念的不同，在校长和新校名、校址以及学制、是否设立预科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由于分歧严重，双方既没有时间也抽不出精力去解决资金和建校问题。

要解决并校矛盾，急需一个既与教会有密切关系，又热心教育，并与原校无牵连的局外人来主持。1918年12月3日，司徒雷登收到了校董会聘请他担任校长的邀请。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北京，学校使他非常失望。校舍极其简陋，毫无设备，汇文与协和的校友在校址、校名、预科等问题上互不相让，形同水火。学生94名，大多数是地方教会派来培养做传教士的，根本不具备大学生的水平。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外籍教员是由在华各教会中挑选而来，大多数没有资格充任大学教授。他们关心的只是代表所在教会的利益。学校每年的预算仅5万元，赤字一半。远在美国的校董们对这所大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出席会议的董事，往往把这所学校和小亚细亚的贝路斯大学混为一谈。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司徒雷登也打了退堂鼓，一度回了南京。

由于校董会认为司徒雷登是不二人选，不断来电催促其就职。在他感到两难之际，遇见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敬一博士。诚认为：当前最大问题，系为新校选择几方都能接受的校名，何不采用北京古名燕京?司徒雷登欣喜至极，当即电告北京，得复电赞成。由于并校数年未决的校名难题迎刃而解，校董会再次敦请司徒雷登赴任，并对他提出的异地建校和另聘人为学校筹款两项条件，给予了明确支持的答复。当年夏天司徒雷登携全家，在他的好友哈利・卢斯博士的陪同下，离开生活了11年的南京，到燕京大学走马上任，艰难地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旅程。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募集了巨额款项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一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这是司徒雷登上任伊始发出的由衷感慨。为了给燕京大学寻找一块合适的新校园，他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几乎转遍了北京的城郊，终于在北京的西郊、清华园的对面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勺园。

1920年夏天，他不顾路途遥远，专程去西安拜会勺园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督军念其心诚意坚，仅以6万大洋低价将地卖给了燕京大学，同时还捐出了所得款项的1／3。司徒雷登为感谢陈督军的善举，特聘其为学校的终身董事，并以他的捐款设立奖学金，专供陕西省每年10名学生免费入学。以后燕大又在勺园周边相继购得民房、民地及官道、官地，至1920年合计共有780亩，1921年开始动工兴建。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是司徒雷登回想当年为燕京大学建校筹款时所发出的感慨。20世纪20年代初，白手起家的燕京大学全靠向社会募集捐款建校，可谓举步维艰。司徒雷登举荐了哈利・卢斯博士为副校长，担任纽约托事部的副主席，筹集建校资金。卢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四处奔走。在美国毕业，决定接受燕大聘请任教的洪业(煨莲)也奉学校的指示陪同卢斯展开募捐工作。每当提及此事，洪业便不无心酸地自我解嘲：“我是街头演出的猴子，卢斯是摇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卢斯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奔波，结交了许多朋友，但筹措到的资金很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司徒雷登不得不把筹集款项作为自己在燕京大学的首要任务。

1922年，司徒雷登到美国向教会团体作有关燕京大学报告的同时，亲自投入募捐。在以后的14年里，先后10次漂洋过海，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向有可能给予捐款的各种人等做说服动员。为了给新建的燕大筹款，他不得不“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乞求”，为此他竟“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一次总是在旅程完结时消失”。

为了筹款，他想方设法摸清了福特、洛克菲勒等富豪的秉性，并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在1936至1937年度，洛克菲勒基金会给燕大的资助占学校资金的11％，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1％。为了给燕大筹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的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司徒雷登还积极地将燕京大学的学系与外国的学校和相关的基金挂钩，争取得到他们的扶持。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苏里大学先后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为了争取得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捐赠的遗产，他连续几年与执行其遗嘱的美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和律师保持密切的联系，除了给燕京大学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款，还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争取到了一笔巨额款项，总金额高达640万美元。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与名不见经传的燕京大学挂上了钩，使燕大一时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在中国国内，司徒雷登也积极进行了募捐工作。他先后拜访了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军阀、大买办和大资本家。他亲自具函争取段祺瑞出任燕京大学的名誉董事；力请原北洋政府的总理颜惠庆出任燕大的董事，并一度担任了董事长，以后学校用颜帮助筹集的资金修建了燕大的围墙；孙传芳为燕大捐2万美元；捐5000银圆；段祺瑞、冯玉祥先后为燕大捐3000元和7000元。哈佛大学企业经营管理学院院长多纳姆担任了设在纽约的燕京托事部的主席。30年代，孔祥熙担任了燕京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帮助了燕大。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燕大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极大冲击，出现了相当大的赤字。为了渡过难关，司徒雷登提议在中国国内发起“百万基金运动”。在他的倡导下，教职员工们在自己薪水并不高的情况下认捐基金的10％；校友捐出了32．2万元；、、孔祥熙三人以私人名义为“百万基金运动”在南京的筹款会发出联名请柬；胡适等社会名流也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燕大。出于对燕大的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33年起每年给燕大补助经费6万元，使之成为全国20所受到教育部资助的大学之一。

1922至1936年间，司徒雷登仅在美国就为燕京大学募得2000万元(基金和建设费用约各占一半)。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对各项经费的用度制定了许多规定和细则，在燕大开办的那些年里，没有发现行政管理人员贪污经费的现象。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时，据教育部调查报告，“全国各大学经费用途比较之效率，以燕京大学为最高”。

司徒雷登得意之作――燕园

司徒雷登视燕京大学校园建设为一生最得意之作。早年在杭州的生活使他注意到了优美的西湖风景，当来到北京以后，西山的宫殿和庙宇深深地吸引了他，对天安门和紫禁城以中轴线前后排列及中规中矩的建筑艺术更是深深迷恋。为此，他聘请了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1954年)从事校园的设计。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通过搞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

司徒雷登主张，校舍本身应象征着办学的目的，应该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当博晨光的叔父同意捐款为校园修建水塔时，根据捐款的数额，学校独具匠心地在校园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设计并修建了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宝塔式样的供水塔，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从此成为燕大校园的象征。燕大先后建造了80多栋中式建筑，还着力保护、修复了荒芜的勺园和其他以后陆续购进的镜春园、朗润园等旧花园的景色，大量培植了草木，并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校园里还独具一格地设立了一座钟亭，安放了一尊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在校园里鸣响报时。

1929年，燕京大学新建校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此时的燕园在勺园的基础之上扩大了4倍，它包括了燕南园、燕东园、农园、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等。新校园以未名湖为中心，山水相依，楼阁交错，造型典雅，华光流彩。校门以远处玉泉山的琉璃塔为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依照原有的自然山水，合理布局，可谓巧夺天工。古色古香的大门高悬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对校园的建设司徒雷登充满了骄傲，认为“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燕园的建成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它没有花中美两国政府的一分钱，基本是从民间(其中主要是美国)集资而来，主要靠司徒雷登远涉重洋化缘而来。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颜惠庆在新校址落成典礼大会上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燕京大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应该感谢“司徒雷登博士之鼎力经营”。1936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十数年如一日，成效卓著，授予他一等褒奖状，作为其花甲寿辰的贺礼。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近30年，全身心投入燕大发展，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积蓄，晚年回到美国，没有住房，退休金和医药费也一度无处领取，住在昔日的学生、多年的秘书傅泾波家中终老天年。

（摘自《领导文萃》2007年第11期 插图：姚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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