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都拿钱找到家门口了,我们却找不到地方收

BQ=《北京青年》周刊

L=李少红(著名导演，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BQ：关于此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争议，导演争取“二次获酬权”，何平、张杨等导演收到西班牙的一笔版权使用费是起因吗？

L：大概是前年，电影版权协会会长朱永德找到黄建新，当时黄导演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黄导演与电影版权协会签了一份委托合同，导演们办理接受各国版权使用费用事务。没想到今年5月就收到了西班牙的第一笔钱，大概有十几个导演收到了。虽然没多少钱，但这事意义重大，前所未有，很新鲜，算是朱老总给大家，也是为中国电影办了件好事。这时正好国家版权局在修法，《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在征求大家意见，非常应景，演绎了一遍《著作权法》所提的“他人使用该视听作品获得合理报酬”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把凭证晒到了微博上，想现身说法，支持一把修法的进步。

BQ：《著作权法》几经修订，导演对于现行《著作权法》的意见是什么？

L：《著作权法》是在1990年通过的，当时改革刚开始，体制有很大变化。法律第一次把视听作品作者的定义写进去，并明确有署名权和获酬权。也有了制片人这样新型的权属人，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等人身权利的写入有着历史性的重大意义。但边界性的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一次，又经过了十来年，我们加入了WTO，很多规矩都需要跟着相应调整，否则无法接轨。我想这是这次修法的重要前提。那么“二次获酬”被写入法律也是时机和条件都到那儿了。人家都举着（二次酬劳）找到你家门口了，我们却找不到地方收。所以这不是多少收入的问题，是游戏规则，你要和大家一起玩，就得接招儿。

BQ：“协会已经正式向国家新闻总署版权局法规司提交了修正提案，明确了我们的诉求：1、导演应该是影视作品作者；2、作者应该拥有二次获酬权；3、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延续至70年。”您发微博提到的这几条仍然是导演的基本诉求吗？

L：我这条微博由于字数的限制，观点被误解。后来法律教授一直在给我更正，说导演在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定义里已经是作者了，你怎么还要呢？我说是指在权属上前后条款不一样，前面有署名权，后面他人使用的获酬中又没了（草案3月稿）。在7月份公布的二稿中“获酬权”也加上了。

BQ：此次“二次获酬”权，又引起谁是影片的作者之争，导演跟编剧是如何产生分歧的？

L：我们本来是呼吁给立法机构听的，却惹怒了编剧，意外引出了作者定义的争议。我才了解到在编剧心目中他们才是电影作品惟一的作者。导演只是“包工头”，组织大家按照编剧出的“图纸”造房子的，给予一些小修小改的权限。可（导演是合作作者）在《著作权法》上已很明确，他们好像不知道。说到二次获酬权利，他们声明放弃，理由是第一次都还没拿到，更别提二次了。他们强调时机不成熟，不要拔苗助长。我们在主张权利，先要有了权利，才谈得上制定什么样的法规贯彻执行。怎么能因为现实中的阻力，市场和认识上的不成熟而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BQ：一条新闻报道称：“华谊兄弟公司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其进展，力主不应将导演、编剧的‘二次获酬’权写入法律条文，否则将可能损害产业。”为什么制片方对此如此反对？

L：他们想得严重了。大家一直在争论，给了酬金为什么还要分票房，当成劳务报酬的纠纷了。“他人使用”指的是制片人一次使用之后的残值的再分配。他人再使用之后产生的再分配，有制片人的也有作者的。制片人的好说，合作作者呢？一种由制片人分给作者，一种是集体机构。制片人第一反应是不愿意，首先不愿意接受把权益赋予给他，感觉麻烦，分配就更不愿意了。他们天生不认为残值再分配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西班牙给的就是二次使用费，怎么损害制片人的利益了呢？你卖了地区版权，使用者还要拿出另外的一个比例给创作者，没有侵害任何人的利益呀！使用方都认账，不知道为什么制片人不认呢？

BQ：这次导演争取权利的作为，被许多人误认为是“要钱”。在大多人眼里，导演是非常成功的人，过的日子也很好。那么，导演为什么要争取这个权利呢？

L：立法是争取权益。这次修法基于两个前提，一个是产业的发展，很多规则都不适用新的经济活动了。其次是世界全球化，我们的现行法律要和世界接轨，汲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根据我们国家的文化特性，找到适合我们未来十年的规则。我们的权益中自然也包括经济活动的合理受益。谈钱没什么不好，合理合法就行。

BQ：何平导演发微博称：“二次获酬，的确在中国有执行上的难度，也没有实践的经验，但还是希望先争取入法……”是不是说，导演也认为这个条款不够现实，假如难以操作实施，那为什么还要争取这个权利呢？

L：操作和立法是两件事，不能因为操作难度就判断不做，不立。而且只有立法了，相应的执行法规才能产生。才可能有实现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