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卡帕多西亚

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而奥斯曼帝国所拥有的，是拜占庭帝国的遗产。只不过昔日的奥斯曼与拜占庭地跨欧亚，东西并存，而今天的土耳其除了故都伊斯坦布尔周边以外，已尽属东方。这小小的“东方”，几乎都位于一座著名的半岛之上。这就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也叫小亚细亚。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相同的，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只不过前者是土耳其语，后者是希腊语。

这座半岛上崇山峻岭、地势复杂，不太宜居，至今仍是土耳其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夹在黑海、地中海和里海之间，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近现代历史上，这里和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一样，战乱频仍。最近几十年，此处的“硝烟味”仍未散去。只不过这硝烟不是来自军队的炮筒，而是来自各种外星飞船上的先进武器。本文不是科幻文章，一切只因安纳托利亚奇怪而复杂的地形，博得了许多奇幻题材电影制作团队的青睐。其中最受导演们钟爱的，就是半岛中部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地区。

外星地貌――全球星战迷的朝圣地

且不提这里的山峦起伏和沟壑纵横，就在那沟壑于谷涧之中，竟然从地中冒起来无数造型诡谲的石柱，一根根指向天际。有人说这里是“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但看看美国宇航员拍回来的月球照片，也没有像卡帕多西亚这么奇怪的地形。笔者不是电影迷，不能历数卡帕多西亚在哪些大片中出现过，但风传乔治・卢卡斯曾将这里的石柱拍进他的《星球大战》。这一原因，引得不少星战迷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来“朝圣”。卡帕多西亚旅游局自然也是大打星战招牌，甚至在一些石柱下摆上外星人或者飞碟的模型供人合影。

由于《星球大战》每集的开头都会打出字幕，说本故事发生在“A long time ago”的时代，顽固的星战迷大可以怀抱着“卡帕多西亚真的曾是高科技文明的战场”之奇想。地质研究表明，卡帕多西亚如今这般奇幻地貌，是始于300多万年前附近几座火山的喷发，而成于此后漫长岁月的风水侵蚀。相对于地球数十亿年的历史来说，属于非常“年轻”的地貌。

可以断定的是，火山的爆发非常剧烈，以至于此后卡帕多西亚地表覆盖了很厚的火成岩岩层。此处火山地貌的奇特之处在于，前期的熔岩凝固为一层较软而多孔的“石灰华”岩层，而后期喷发留下的则是较硬的玄武岩岩层。这些岩层在之后大自然的剥蚀下，松软的部分消逝殆尽，地面上形成沟壑、地下则形成洞穴；坚硬的部分则形成了悬崖、褶皱，以及酷似树桩、高塔、碉堡的各种高大石柱。其中最为有趣的是一种上端膨大的巨柱，形同蘑菇和烟囱，其成因正是因为下部石质较松软的部分被侵蚀较多，而上部的玄武岩被侵蚀较少的缘故。

从成因来看，卡帕多西亚的石柱类似云南石林，以及甘肃和新疆的魔鬼城，但看上去更高大、更壮观。这些怪石有的呈赭红色。有的则呈灰黄色，还有的是晶莹的白色，在不同强度、角度的阳光照耀下，展现出变幻莫测的神采。且不说四季变换，就是一天从日出到日落，也会变上很多种妆容。

在如今的标准中，卡帕多西亚太过地势嶙峋，而且气候干燥，土壤也不太肥沃，实在不适合居住。而且，在东西400公里、南北240公里的广阔地区，如今的常住居民确实也只有60万人左右。与寒冷的日喀则地区差不多。但公元前20世纪(距今4000多年前)人类文明中第一个使用铁的民族――赫梯(Hittite)竟然就发源于此，并在此后建立了以卡帕多西亚为中心的、庞大而强盛的帝国。

赫梯帝国除了使用铁器之外。还擅养马匹，其实，卡帕多西亚这个名字，就是古波斯语“骏马之乡”的意思。铁与马之民族，军事实力必然强大。赫梯帝国曾攻破巴比伦城，还与强盛的埃及帝国进行了惨烈的争霸战，最终双方伤亡惨重，不得不和亲了事。古埃及底比斯，至今还保留着一幅描绘拉美西斯二世迎娶赫梯公主的浮雕。

地下城市――基督先民的避难方舟

赫梯帝国在公元前12世纪崩溃后不久，东方兴起的波斯帝国将卡帕多西亚纳人版图。此后的岁月中，这里时而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辖地，时而是罗马帝国的藩属，但实际上一直都是当地人自治的小王国。这种情况持续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前17年，罗马帝国的捏比略皇帝取消了卡帕多西亚的独立地位，把它变成了一个行省。由此，卡帕多西亚的名字开始在欧洲和近东的一些重要文献中频频出现。

在这些文献中，影响力最大、亦是最令卡帕多西亚享誉世界的，正是基督教的《圣经》。耶稣升天之后，依照他的预言，圣灵在五旬节这一天从天而降，门徒们便瞬间充满各种能力、说起了各国各地的方言。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教会建立的标志。记录此事的《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童中这样写道：“众人都来聚集，听见门徒用众人的方言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希奇说：‘看哪!……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方言呢?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卡帕多西亚……的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方言，讲说上帝的大作为。…由此可见，卡帕多西亚的侨民是教会成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卡帕多西亚此后也成了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区。

福音时代(即耶稣升天之后的基督教初期，约公元1世纪左右)，卡帕多西亚的基督徒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同样在《圣经》中也有记录。《新约-彼得前书》，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写给安纳托利亚地区基督徒的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写道：“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卡帕多西亚……寄居的，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此后又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信里，彼得还引耶稣受难为例，劝导基督徒们忍耐现世的苦难。这是否意味着，“寄居卡帕多西亚”的这些基督徒过得很糟糕呢?

历史的精彩绝妙之处，就是能够与考古成果相验证。在卡帕多西亚，已经挖掘出了36座大型的地下洞穴系统。这些洞穴好像蚁窟一般在地下蔓延，从洞口进入。到处都是迷宫般的小径。其中最大的洞穴遗迹“代林库尤”约有20层，一直深入到地下70到90米的深处。在大多数的洞穴系统里，都有卧室、教室、粮仓、马厩、礼堂，还建设了通气孔、引水渠和蓄水池。规模之大，功能之全，足以堪称城市。而且每一座城市都能容纳几万人居住。

这些地下城到底是谁人开凿，目前还没有确切考证。但其中的一些十字架雕刻和粗糙的墙壁纹饰证明，这里曾经是基督徒的聚居地，恰好也能和圣经中的暗示相互呼应。基督徒躲在这里，是因为罗马帝国前期非常厌恶基督教。他们将这个繁殖力惊人的新宗教，看作是帝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与政权的巨大隐患和挑战。从耶稣开始，大量基督教人士被罗马政府处死，而且为做效尤，还经常采用十字架、磔刑、轮刑等酷刑。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躲避在地下城中，无遗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做法。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洞穴应该开凿于基督徒受迫

害的时代之前，只不过后来被这些宗教难民看中并占用罢了。我们现在开凿地铁线路，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正是因为地下施工艰难异常。而在受罗马人迫害的时代，避难者们就更不可能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凿如此规模的地下洞穴系统了，顶多是对其进行一些规模的扩展以及改造。最近一段时间，考古学家在一些地下城中发现了更古老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也算是为这种猜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8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为了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缓和冲突，效仿伊斯兰教破坏基督教的圣像时，也有很多持反对意见的基督徒逃到此处避难；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安纳托利亚时，又有不少基督徒躲藏于此……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这座不知何人始建的“方舟”，在历史上一次次地扮演了避难所的角色。

如今还未发现地下城中生活的详细记录，但在其中走一圈。便能体会当时居民的艰难。如今地下城中都已经设置了先进的照明与通风系统，但依旧昏暗和憋闷，参观者人数稍多一些，就会觉得空气污浊。而巨大的储藏室和数以万计的陶罐表明，这里的人可能会终日不见阳光地在地下连续生活几个月。在地下城里面行走，即便是身高仅有160厘米的人，也要弯腰低头，这不但是为了减少施工难度和坍塌危险，同样也是为了在敌人侵入之后便于防御。有幽闭恐怖症的人，在这里一分钟也呆不下去。

料想当时，躲避在这里的难民们承受了多么巨大的身心压力。而彼得的来信，又会给他们脆弱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安慰与鼓励。“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威吓。也不要惊慌。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过因行恶而受苦。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肉体说，他死了；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美国知名记者、作家艾伦・韦斯曼，在他预测人类灭亡后地球景象的名著《没有我们的世界》里，将保存人类文明的重任放在了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上。他这样写道：

在卡帕多西亚，人类留下的印记会长于其它地区，因为这里的人类不仅安身于高原的墙体中，还居住在平原之下――深深的地下。假如地球的两极发生变化，冰川某天掠过土耳其中部。把挡路的一切人类建筑扫荡一空，这里被摧毁的也仅仅是地表而已。……我们消失之后的某天，他们为寻求保护而建立的地下城市将捍卫人类存在之印痕。

如果2012的预言是戏说，那么人类末日之后的事情可能离我们还很遥远，

不过韦斯曼的话依然很有参考价值。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时期，土耳其政府就曾经考虑，一旦战事扩大，引发严重灾难，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地下城市以备万一。当然，但愿这种“万一”令后永远也不会出现。

柱中洞居――隐修教父的成就之地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政府进行了一次很大的工程，为卡帕多西亚的居民修建房屋。在这之前，这里的居民当然不会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城里面，那么难道他们像他们的突厥祖先一样露天扎帐篷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曾经住在洞中，只不过不是地下的洞穴，而是在山中、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酷似烟囱、树桩的石柱中开凿的洞穴里。

这种有点像中国陕北窑洞的住宅，主要集中在卡帕多西亚地区中部一个叫格雷梅的地方。这里是卡帕多西亚的历史文化核心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自然与文化双世遗。这里的特色是，走不了几步就会出现一根石柱，而每根石柱里都有洞穴。虽然现在格雷梅的居民已经大多不住在洞里了，但是他们曾经的家大多被改造成了餐厅、旅社和博物馆。洞里面的样子比陕北窑洞高级得多，地上有地板，墙壁和洞顶有彩绘，采光的窗户建设得当，室内一点也不觉得阴暗。有的石柱甚至还有上下多层住宅，中间用楼梯连接，仿佛空中楼阁。

20世纪初，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兼考古学家(似乎那个时代的天主教神父多以兼职身份出名)纪尧姆・德-热法尼翁到格雷梅旅行时，在此处的一些偏僻而无人居住的洞窟里发现了大量的基督教题材的壁画。他将这些考古发现写成了书，于1925年一经面世，立刻引发轰动。从那时到现在，卡帕多西亚成了全世界考古、历史、美术爱好者，尤其是基督徒的重要旅行目的地，每年光是从欧洲来的就有几十万^次。

这些洞穴的起源，应该是和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差不多，也是为了避难。但是后来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地下城的避难者走上地面，山洞里的避难者却选择留下。这是因为，基督教历史上享誉盛名的教父――瓦西里(Basil ofCaesarea)。将来自北非沙漠中的基督教修道传统带到了这里。而他选择卡帕多西亚，也不是因为看中了这里的石柱，而是因为他的家乡就在卡帕多西亚最大的城市凯撒利亚。这座城市至今仍然繁盛、而且名字也还是凯撒利亚。

有了这样的知识背景，再端详格雷梅的这些洞窟，就不会想起陕北的窑洞了，而是联想到甘肃的敦煌石窟，以及吐鲁番的吐峪沟石窟。除了环境相似之外，用意也相似。深处民族与文化的交界之处、经历或面临着信仰的劫难，带着使命感的僧侣在洞中隐居、修行、藏经、画像，祈祷平安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祈祷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能够在劫难中幸存下来。

基督教遗迹的洞窟最密集的地区，如今已经被保护起来，圈成了一个地质公园。园中有几座洞穴因为位置比较隐蔽，至今内部结构与壁画都保护得非常好。这里有当年修道士的住宅、餐厅，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教堂。这些洞中教堂极力模仿普通的拜占庭式教堂形制，有穹顶、有石柱，平面上呈十字形，十字长臂的下端是大门，上端是司祭神父祝圣圣体圣血的祭坛。

不过，如今除了一座因奉献给瓦西里而被定名为“圣瓦西里堂”的教堂外。其他大部分教堂都只有一个土耳其人给起的很“萌”的名字。例如有一座教堂的壁画中，人物都穿着古罗马样式的披风和拖鞋，所以就叫“拖鞋教堂”；有一座在进门处的墙壁上画着一棵苹果树，所以就叫“苹果教堂”；还有一座画着著名的“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结果被起名为“蛇教堂”。这些名字虽然和壁画的本意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倒是非常简单易记。教堂的壁画。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前面提到的“蛇教堂”里画的圣乔治屠龙，完全无法和被文艺复兴时画家演绎了无数遍的圣乔治形象相提并论，笔触简朴，很像儿童涂鸦。而且有一些教堂甚至还画着小鸟、小狗等和基督教崇拜对象没有什么关系的形象，可能是一种单纯的装饰。这些画作除了技法不高之外，所用的颜料也很简单，都只有赭红色一种。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壁画非常精美的教堂。其中的代表。是一座因为内部非常昏暗而被称作“黑暗教堂”的教堂壁画。画的内容是耶稣的一生以及一些主要的圣人，是比较典型的12世纪拜占庭东正教风格，华丽而肃穆，留白较少。每个人物的头部附近都写有他们的名字。虽然和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马赛克壁画没法媲美，但即便是没有相关鉴赏能力的人，也能发现它们之间在神韵上的相通之处。

格雷梅很偏僻，岩洞里的教堂也都很狭小，显然不是面向大众的。正如前文所说，此处的各种设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是供在此处修道的出家人使用的。在希腊文中，“修士”这个词的词源是“独自”、而“隐士”的词源是“沙漠”，修道主义的诞生地，就是拥有很多“沙漠”便于“独自”修行的埃及。最初的修士便是在沙漠中找一处临近水源、可以蔽体的小地方独自思索灵魂如何得救，甚至有人为了怕被打扰，爬到大石柱的顶上修行。这种离世、吃苦、专心祈祷的生活，为当时盛行奢靡之风的罗马帝国注入了一针清新剂，很多人开始走向旷野学习这种生活方式。

前面提到的凯撒利亚的瓦西里。是修道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出生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卡帕多西亚，家境很好。成年后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学习神学，取得优异成绩，很快就因为口才好、善于讲经而拥有了大批拥趸。当意识到因为粉丝太多而形成的骄傲情绪之后，他就变卖所有财物施舍穷人。自己来到北非和中东的沙漠中一边寻访隐修名师、一边学习修行。多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将所学到的神学知识和修道方式带给了生活在卡帕多西亚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在他的感召之下离开了家庭，躲人群山深处，在石柱上的洞穴里过起贫穷、守贞、劳动、苦行和祈祷的修道生活。

之所以说瓦西里是修道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编创了甚多有关修道生活的理论体系和清规戒律，而且他将独修者们聚到一起，以便于教导和互相监督，免得陷入懒惰和怪异的行为。他明文规定，“虽苦行但不可过度，虽出家但勿忘行善”。他把修道院的一天分为祈祷、治学和劳动三部分，任何人只要健康状况良好，都必须以手艺、耕作等劳动来换取生活所需，不可白吃白喝。在他的带领下，卡帕多西亚的修道团体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的累赘与异类，反而开设救济院和医院等福利机构，帮扶老幼、施舍穷人，为俗世中人作出表率。

瓦西里于公元379年在卡帕多西亚离世，他可能料想不到，大约700年之后，他的家乡会被从东方而来的突厥人席卷。从那时开始，卡帕多西亚，乃至整个安纳托利亚，都成了突厥人以及伊斯兰教的天下，曾经繁盛的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社区消失了，即便如今土耳其已经是一个世俗国家，这里的基督教也没有复兴的迹象。不过，也许真的像前面谈到的那位美国记者所说的一样，卡帕多西亚真的拥有一种保存遗产的能力。即便格雷梅大多数洞穴成了普通人的住所，但照样还是有很多洞穴保留下了当年瓦西里的弟子们生活过的痕迹。即使很多画上圣人的眼珠子都被抠了下来，研磨成了传说能催情的，但站在穹顶之下，还是能感受到基督教堂里特有的那种肃穆之感。

瓦西里的弟子们并没有都死在突厥人的铁蹄之下，他们中的大部分迁徙到了其他的地方，而且还把他们祖师的遗产――他的那些神圣的教导带到了各地。瓦西里所撰写的长短两部寺院清规，早已成为全世界东正教修道团体之枭圭，即便是天主教会也将其奉为经典。

“你未入口的面包，就是饥渴者的面包。你挂于柜中的衣服，就是赤身者的衣服。你不穿的鞋履，就是赤足者的鞋履。你深锁的钱财，就是贫穷者的钱财。你不愿践行的爱德，就是你所干犯的罪过。”瓦西里的话每每被诵念时，卡帕多西亚的遗产便在那里闪烁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