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于矫正历史，更在于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当代民众对民主、人权与人性的认识。

“要法办和处罚，还是宽恕与遗忘？”

这是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名著中所提出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难题。他说，取代威权体制的民主政府面临一个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敏感的问题：民主政府对于过去威权统治、人权蹂躏的事实，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学术界称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 2011年12月10日，台湾文建会筹办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副总统”萧万长（左3）、“前副总统”吕秀莲（左4）、文建会主委曾志朗（左2）等参加“手”护人权仪式。

转型正义的主要意涵是指涉民主转型后，新兴民主政府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压迫、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等错事。新民主社会必须决定这些错误包括那些行为、要如何补偿因为这些错事而受害的人，以及要如何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等等。例如，有的国家审判以前的独裁者甚至独裁体制下的官员（例如玻利维亚将军人政府首领刑监禁35年，智利对皮诺契将军的审判，或者最近在埃及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有的国家不，但会惩罚他们（例如在德国统一后，有4万位前东德官员被革职;捷克立法规定曾在独裁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或前高层共产党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高层职位）;有的国家赦免加害者，但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揭露真相（如南非）。

这是民主化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道德难题。首先，在某些非革命型、而是透过执政者与反对派协商的转型国家中，民主派为了确定转型得以顺利，往往必须会和旧威权体制的统治者妥协，保证民主化后不追究过去罪行。其次，威权统治往往也创造一批支持者，所以对过去的清算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冲突。再者，要如何厘清威权政府体制中的个人责任是最困难的。但是，民主化之后，如果新政府不处理过去独裁政权所犯的错误、对加害者做某种程度的惩罚，新政府的合法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这个问题虽困难，却是任何一个新民主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让被过去扭曲的历史得到正义、让受害者可以重新获得最根本尊严的做法。

尤其，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于矫正历史，更在于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当代民众对民主、人权与人性的认识。毕竟，新诞生的民主体制乃是脱胎自威权体制的胚胎;我们对于民主价值与实践的认知，也深深受到历史的形塑。如果我们不去慢慢形成对历史是非的裁判，不去厘清那段幽暗历史中哪些行为是国家暴力和对人权的压迫，那么这个社会该如何在当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构一套民主的规范性判准，又如何真正做到永远不再犯这些错误？

最近，台湾“立法委员”段宜康质询知名作家、现任文建会主委龙应台关于台湾如何面对威权历史，引起许多人热烈关注。

段宜康问说：许多政治受难者“是被加害、迫害的！请问加害者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哪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

龙应台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她无法回答个人责任问题。 位于台湾绿岛人权纪念公园内的人权纪念碑。

这个对话确实反映了台湾转型正义的两个主要立场。

民主化之后，台湾开始推动转型正义工程（当然彼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在李登辉上台后的1980年代末，“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项目小组”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同时，各地方政府广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设立人权纪念公园（例如台北市有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纪念公园，前者是枪决政治犯之处，后者是埋葬政治犯之处）。政府也立法通过补偿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受害者：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1998年成立“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来补偿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两个基金会补偿标准是一样的：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台币，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元，最高不得超过5007/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可是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另外中央政府也在两个曾经囚禁政治犯的劳狱设立国家人权园区：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和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官方确实承认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人权侵犯是错误的，也订定受害者的补偿办法，但我们对于威权体制的运作和如何侵犯人权，没有如其他政府一样有一份官方出版的完整调查报告;我们承认过去历史有许多受害者，但却没有指认出谁是加害者，谁应该负起责任――统治台湾数十年的独裁者仍然被供奉在中正纪念堂中，且如段宜康所说，其介绍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如何政治迫害异议者，而至今的领导人仍然公开表达对于蒋氏父子的怀念。

这在第三波民主转型的政体中，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异例。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台湾民主转型是由威权时代执政党所主导，新的领导者不论李登辉还是2008年上台的很难去批判自己出身的结构，甚至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是“蒋经国学校”出来的。

第二，从1990年代中期的主流论述就希望摆脱悲情形象，希望诉求中间选民，如早在1994年的市长选举时就喊出“快乐希望”的口号，希望大家“往前看”。政党轮替后，他为了巩固政治权力，更向以往威权统治中的鹰派如王升示好，而并未认真追求转型正义，只是在政治斗争需要时，才会提出这些主张，而让对历史的反思肤浅化。到的第二任，面对贪腐危机，开始高喊“转型正义”这个名词，使得“转型正义”成为帮逃避政治危机的工具或者一时便宜的政治修辞。

第三，研究“转型正义”的台湾学者吴乃德教授指出，如果政治压迫距离民主转型的时间较久，对那些历史的残酷行为的道德愤怒也会降低。在台湾，90%的人权侵犯事件发生于1970年之前，只有1%发生在1980年代。威权体制的晚期，政治控制的主要方式逐渐由暴力压迫和逮捕，转变为心理层次的压制。

历史的疮疤，再痛都要揭开。没有揭开是不可能彻底治愈的。但是，社会不用惧怕的是，追究转型正义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培养共识，而这个共同检视集体记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学习。 立于1995年2月28日，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园内的和平纪念碑。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承认少年时期曾加入纳粹党卫队，震惊德国和世界。为什么这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这是因为不论是在德国或欧洲，对于纳粹政权以及个人在那个体制下的责任，早已提出了一套关于是非的价值标准。当然，台湾威权统治的残暴罪行远不能跟纳粹比较，但是我们对于自身的黑暗历史，对于曾作为压迫者一员的个人的历史责任，似乎还没开始诚恳面对，就想赶快遗忘。

亨廷顿说，从第三波的经验看来，在新的民主体制中，正义不是来得很快，就是根本不会来。台湾显然没有很快得到正义，但是我们要让正义一直迟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