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07:38:16
摘 要： 北宋名相王安石的词如其人，后代对其一直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词极富“拗相公”个性。本文主要从他作词之少的原因以及词中丰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及其呈现的独特风格几个方面讨论他的独特词风，以寻求其拗相公个性与词作独特风格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王安石 拗相公 独特词风
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被时人称为“拗相公”，一直反对其变法的司马光在其死后评价他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1]同时王安石也是宋代有名的大文学家，身为唐宋家之一，诗文一向为人所称道，对其诗文研究也是著作颇丰。但令人疑惑的是王安石的词作相比他的诗文创作要少得多，他的词不仅无集，仅在他的文集后附了十八首，且其词与同时期其他文人的词相比，有着强烈的“拗相公”独特风格。
王安石的词，在各个版本中收存数目各异。《临川先生集》卷三十七存词一共二十首；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存词二十一首，多了一首《雨霖铃》（孜孜矻矻）。而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是根据近人朱孝臧的《彊村丛书》中所录的一卷《临川先生歌曲》，存王安石词共二十九首，是王安石词收录最全的版本。其中的一首《清平乐》（留春不住）颇有争议，《全宋词》在其后附上“案此首别作王安国词，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2]以其艳语而认为非荆公之作。但如此武断认为王安石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艳词未免有些不妥，因此本文讨论范围是包括《清平乐》在内的二十九首词。
一拗：不屑作小词
王安石所处时代正是宋词发展的重要时期，前有欧阳修，后即是苏轼，这两位都留下了丰富的词作，欧阳修现存词两百四十多首，苏轼则有三百五十多首。相比之下，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免让人惊讶。这得用其执拗性格来分析。
据《宋史·本传》中记载，王安石少年时就“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3]记载了王安石很多事迹的《邵氏闻见录》中记载：“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者。’”[4]可见其用功苦读之志。在生活上，王安石也不同于同时期的文人。有一例可体现出王安石不因循守旧，不俯仰随俗的执拗。唐宋间，迎送太守之礼，都有赠送官妓一习，而王安石外任过苏州时，苏州知府刘原父为其接风洗尘，宴席间官妓罗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座，遂去妓”。[5]由此可见，王安石与北宋士大夫们普遍的及时行乐的心态截然不同，他勤于学习，敏于政事，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种执拗性格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王安石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他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他于诗，反对西昆体语意轻浅，淫巧侈丽，指出当时“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于文，反对浮辞华藻，随意妄作，认为“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上人书》），积极支持欧阳修倡导的诗新运动；于词自然会反对五代旧习的香泽绮罗之态。
当时盛行的词，兴起于晚唐五代，被文人看做笔墨游戏，抒写一己之私情，给歌女演唱用来娱宾遣兴的工具。那一心改革，从不跟风流俗的王安石对词又是怎么看的呢？宋魏泰《东轩笔录》中记载了王安石与王安国、吕惠卿谈论晏殊词的一段话：“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速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6]由此可看出，王安石不认同晏殊身为宰相作小词，他自己也是不屑作小词的。
二拗：开豪放词先声—《桂枝香·金陵怀古》为首的怀古词
王安石不屑作小词的情况到了江宁讲学时期有所改变，在四年居丧讲学期间，他的诗文创作都不甚活跃，却尝试了词的创作，写了著名的咏史词《桂枝香·金陵怀古》。王安石的词历来备受争议，对于这一首《桂枝香》，却是赞赏居多。《古今词话》中记载：“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这不是苏轼唯一一次这么评价王安石，据蔡絛《西清诗话》：“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乙见公（王安石）旧题：‘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两事例相比照，便可知苏轼是用“野狐精”称赞王安石的诗词。这首词不仅代表了王安石词的最高成就，还体现了他对词的尝试与创新。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掉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磋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这首词结构上依然采用传统写法，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景是金陵之景，情是怀古之情。起句是“登临送目”四字，四个字就把登高望远的气势托显出来，接下来“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写出时间和地点。“晚秋”与“初肃”定下了全篇的基调，文人自有悲秋的传统，这样的画面再高明的画家也难画成。如果说前面几句是黑白的水墨画，后几句就色彩缤纷了，动静之间描绘出金陵的绝佳景色。
眼前的繁华之景马上让作者回忆起这里往日的繁华，“叹门外楼头”，写出了六朝以来金陵的兴衰荣辱，在此化用了杜牧的《台城曲》：“门外韩擒虎，露头张丽华。”当隋朝大将韩擒虎已兵临城下时，荒淫的陈后主还和宠妃张丽华寻欢作乐，结果陈后主出降，张丽华被杀。王安石只用了四个字便写出了一个六朝的覆灭。统治者们在这片富庶的江南土地上非但不勤政治国，反而过着纸醉金迷，豪华奢侈的生活，直至亡国。“悲恨相续”是作者悲叹这并没有引起后人的警觉，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就有了“千古凭高对此，漫磋荣辱”。接着作者咏叹道：“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六朝的兴衰随着滚滚长江消失在历史中，只见芳草在寒烟笼罩，凝成了伤心的绿色。似乎整首词的意思到这里就结束了，作者由眼前之景进去历史，再从历史中出来回到现实中。可它并没有结束，作者接着写道：“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这一句明显化用了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他不仅沿用了杜牧讽刺时弊的用意，还更深一层，指责现人毫不吸取历史教训，还“时时犹唱”着《》遗曲。可见王安石写作此词不是像之前的文人那样只是感怀叹息一番，而是借金陵怀古来针砭时弊，表达自己的政治志向，不再重复“悲恨”，不再有达官贵人沉醉于《花》这样的靡靡之音中，改革时弊，振兴大宋王朝。
此词能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站在千古历史的高度，对历史上盛衰兴亡给予艺术概括，挖掘出深刻的思想主题，总结出精辟的历史教训，给后人以启示。从词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看，都不愧为怀古词上乘之作，也是王安石词的最高成就。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王安石的这首词成为了金陵怀古词的代表，确立了金陵怀古词的基本规范，如高峰在《论金陵怀古词的文学生成及表现》中所提出的：“金陵怀古词中的意象，大都带有衰飒、荒凉、凄迷、寥落的特征。金陵怀古词的创作也较为集中地化用一些诗典和事典。例如周邦彦的《西河》（佳丽地）通篇隐括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以及古乐府《莫愁乐》、谢朓《入朝曲》诸作，用典巧妙，如同己出。”这些都可以在《桂枝香·金陵怀古》中找到范式。
三拗：突破传统题材的狭小天地
词自唐五代出现，就一直以阴柔婉媚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词人们不约而同的限制了词的题材范围，男欢女爱，儿女情长，闺房绣女。到了北宋初期，词人们还是延续着五代南唐的词风，尤其是在政治平稳的年代里，词人们写尽了花前月下的欢喜哀怨，丝竹宴饮之乐，感情纤弱，题材单一。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写出两首著名的描写边塞军旅生活的《渔家傲》和《苏幕遮》，才为词坛带来一些新鲜血液。到了王安石手里，他偏不管不顾这些限制，毫无顾忌，咏史怀古，写政治理想；写闲居生活，描绘乡村风物，甚至佛老经义他也可以入词。
描写闲居生活的词在王安石的词作中占比例最大，这和他晚年才开始写词有很大关系，变法失败，退居金陵，不问政事，每日骑驴闲步山林之间，自然描绘闲居生活的词比较多。后人对他此时期的一些写景的五七言绝句十分称道，其实他此时的词也是清丽可喜。如《渔家傲》中：“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清风扫。”黄升在《花庵词评》中称赞此诗“极能道闲居之趣”。[7]此词可与他的《钟山绝句》对读：“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8]写出闲居生活的清幽。这些描写闲居生活的词颇有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诗中的淡然情趣。这类以村居生活和田园风光为题材的词作，除了五代的孙光宪外，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词苑里，是非常少见的。为其后的坡、辛弃疾等人的农村词闲适词开了先声。
王安石词中还有一类词十分独特，就是他的禅理词，这类词主要有《雨霖铃·孜孜矻矻》、《南乡子·磋见世间人》《诉衷情·营巢燕子逞翱翔》等。历来词论家对他的这类词评价都不高，高克勤在《王安石词简论》中认为是王安石词中的糟粕。虽然王安石这类词可读性并不高，却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同时也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王安石的佛理词中使用了大量了佛学典故和禅语，如“本源自性天真佛”、“妄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雨霖铃·孜孜矻矻》这一首，通篇范式模仿柳永的《雨铃霖·寒蝉凄切》，却一改其儿女情长，缠绵悱恻的氛围，变成严肃的禅理词。似乎王安石是在做文字游戏，以改变词的传统为乐。可见拗相公作词，确实是不顾传统法规制度的。
四拗：突破传统词的表现手法
赵德鳞《侯鲭录》中记载：“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9]可见王安石不满于词只是依附声律而不注重内容。这与北宋很多讲究本色当行的词评家自然不同，这大概就是李易安批评其词“令人绝倒”的缘故。可王安石依然不管不顾，只是依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去写词，从而有了创新。
其一是以诗为词。
这在王安石很多词中都能看到诗句的影子，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中大量引用化用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此法对后来贺铸的词如《台城游》、周邦彦的词如《西河》乃至南宋辛弃疾都有一定的影响。以诗为词在王安石词中最高表现就是他首创的集句词。集句为诗古来就有，王安石更是十分爱好集句诗，《后山诗话》卷一：“王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10]王安石不仅促进了集句诗在宋代的蓬勃发展，他还创造了集句词。集句为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游戏，它对词人要求很高。除了要对前人作品了熟于心，还要考虑到句式长短、声韵对偶，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词的意境，使之妥帖自然，如出己口，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只有达到这个标准，集句词才能成为艺术创作，否则只是一种东拼西凑的诗句集合而已，没有任何艺术美感。王安石在集句词上的代表作除了之前提到的《南乡子·自古帝王州》，还有《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第一句数家茅屋闲临水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第五句“梢梢新月偃”出自唐代韩愈《南溪始泛》中“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第六句“午醉醒来晚”出自唐代方棫的一首失题诗“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如此频繁地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入词，却无一点生硬造作之感，完整的表现了诗人表现在金陵闲居时安然自得之趣。同样的《南乡子·帝王州》中引用诗句也十分成功，这要归功于王安石博览诗书，博闻强识，还有他深厚的文学功底。虽免不了炫耀学识之嫌，却体现了在王安石笔下诗词交融，不再界限森严。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集句词“开番锦集之先声矣”。[11]在前后有不少人仿效王安石填集句词，如苏轼的《次韵孔毅父集古人诗见赠五首》，还有黄庭坚、晁补之都有集句词之作。
其二，在词中大量用典。
一直到北宋初期，因为词的社会功能所局限，词有其与诗家语相区别的词家语，词人们不约而同地避免了在词中使用雅语，更不会像诗中那样用典。王安石却大胆打破这一界限，他不仅不写儿女私情，更在词中大量用典。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中使用了隋灭陈的典故，《浪淘沙令》中使用伊尹效力商汤、姜太公遇周武王的典故。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对王安石给予了很高评价：“瘦削素雅，一洗五代旧习。”这是称赞王安石虽然作品不多，却能写出富有个性的词，而且其词中体现的开阔的意境和深沉的情感，打破了五代以来绮靡纤弱旧习，为词注入了新的活力。王安石词的独特风格源于他的政治家气质，不满词的现状，便执拗的将词也拉入他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努力用改革家精神去探索词的题材及表现形式，为其后的坡开了先声，在北宋词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97：128.
[2]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208.
[3]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8461.
[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97：94.
[5]赵令畴.侯鲭录.中华书局，2002：93.
[6]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97.
[7]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155.
[8]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501.
[9]赵令畴.侯鲭录.中华书局：184.
[10]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306.
[11]梁启超.论荆公诗词.王安石集·代序.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