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花江畔到天涯海角的难难忘记忆

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和中南战场，从东北的松花江畔一直打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卓越贡献。1946年6月，王本才参军在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当战士，后任第6纵队18师财务科会计、第4野战军43军129师会计、386团财务股长，亲历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如今，他虽已85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充满睿智。

1928年5月，王本才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一个贫农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在家族亲友们的帮助下，艰难地抚养着王本才兄妹4人。1943年，王本才考取了县“育才国民优级学校”。日本投降后，他回家务农。1946年7月，他毅然告别母亲，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21旅当战士。

参军不久，部队就转移到吉林白城地区，驻防在松花江边一个叫陶赖昭的村镇练兵。虽只读了6年书，但王本才却被官兵们视为知识分子，很受部队领导器重。开始，他被编在旅供给处警卫排承担机关保卫工作。1946年冬，他被选调到旅供给处财政科任见习会计，分管师直属队财务工作。后来部队改编，他先后任第6纵队18师财政科会计、第4野战军43军129师财政科会计，随部队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辽沈战役”、“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等重大战役。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部队经费异常匮乏。初期，我军经费物资主要取之于敌，依靠日伪留下的物资和战斗缴获来维持供应。由于持续进攻，解放区被分割，财力物力十分有限，联军总部无法实行统一供给，部队只能靠因地制宜，自筹自供。经费开支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制度，有的部队沿袭抗日根据地时期的标准制度，但因各地经济条件不同，存在着很大差别。后来，随着我军军事上的胜利，解放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有了稳固的后方，恢复了生产，政府有了税收，部队的供给情况才逐渐好转。

王本才所在的师、旅部队执行作战任务频繁，流动性很强，财务工作条件十分简陋。财政科的主要设施就是几个木箱，用来装钱和账表。公务行文很少用油印机印制，全凭手抄或复写纸誊写，办公用具是算盘、沾水钢笔。部队连续行军作战，财政科装财物、账本的木箱就驮在马背上，后来给配备了一台马车。财务工作往往是利用战斗空隙、部队休整时进行，住在老百姓家时，就借群众的饭桌或用财政科木箱当桌子，在上面铺一张报纸，点上蜡烛或煤油灯，盘坐在土炕上算账，办理部队基层财务人员借款报账。

1946年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著名的“三下江南”战役，紧接着又于1947年接连发动了夏、秋、冬季攻势，迫使东北军队由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御态势。为保证我军上述军事行动的经费和物资供应，民主联军总后勤部设在哈尔滨的前方供给部，又派出前梯队进驻前郭旗、扶余、双城等地。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后，又派出前梯队在延吉、桦甸、盘石一带，组织四平攻坚战的后方保障工作。王本才与财政科的同志随部队转战黑龙江、吉林等地，按照上级财务部门的部署和要求，实施了积极的经费保障，并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三下江南”和“夏、秋、冬季攻势”中，作战通常是连续的，一次10至20天，甚至1个月以上，财务工作必须见缝插针的进行。1947年10月，第6纵队和另几个纵队围吉林时间最长，大约有3个月以上，部队驻在在吉林市的小镇。财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吃饭和作战的经费。在解放区使用的钞票是由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流通券”，另外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资财以及在中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物作为一定补充。围困长春时，我军兵临城下将几十万部队和市民围困了半年之久，城内军队全靠飞机空投粮食供给度日，长春的老百姓也饿死很多。在食不果腹，濒临死亡的困境中，的“法币”、“金圆券”如同废纸，连金银珠宝都变得不值钱了。

1948年8月，辽沈战役拉开帷幕。为适应这次战役需要，根据军委“关于军区和野战军分开”的指示进行了整编。东北军区原供给部分为东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张济民任部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由苏焕清任部长，黎奇任财政处长，第6纵队财政科长是陶彝（后任财务部长），王本才则在师财政科任会计。9月上旬，根据东北野战军首长下达的战斗动员令，部队从各处火车站秘密登车。为隐蔽战略企图，车门加锁并贴上封条，运行中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说话声音，甚至铁路员工都不知运的是什么。我军用9天时间就将十万官兵迅速、秘密地运到了辽西战场。为使前线能及时得到经费和物资供应，保证战争胜利。东北野战军供给部组成不久就进驻阜新，军区供给部也派出前梯队，进驻通辽、义县、北票等地，开始筹划经费，组织输送粮食、副食、弹药、被装和其它物资，为参战部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王本才也随部队开赴辽西地区。

为适应战争急剧变化的特点，财务工作程序和手续制度相对简单，但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连队由司务长管理全连伙食，事先到营供给员那里借钱，开支后凭全连花名册，由连长、指导员签名盖章后向营供给员报账，然后，营供给员汇总向团供给处财务股报账。团向师、师向军财务部门借款或上级拨款，各级开支要编制经费决算表，并附上原始单据、部队花名册，由各级军政首长，供给部领导签名盖章才有效。有些经济开支数额大的，则要呈报各级军政首长签批。战争紧张情况下，部队无法前来报账，财务干部有时被派执行运送物资等其他勤务。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按中央部署，经暂短休整后，东野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1948年12月中旬，各纵队先后到达冀东地区，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和分割态势。1949年1月15日，经过29小时激战后天津解放。不久，驻守北平的傅作义部队终于接受和谈条件，标志着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期间，王本才任43军129师供给部财政科会计，随部队驻在北京的通县。部队入关后，经费开始由军委财务部按月下拨经费，成为部队财务保障的主渠道。由于新解放区金融体系还没建立，市场交易中群众比较认可银元，东北军区也曾派财务人员入关送来大量银元，给予支援保障。这一时期经费供给是采取“包干”的方法。因为各地物价很不一致，部队的流动性及人员增减变化大，确实数目不易掌握。同时在战斗中，利用缴获的物资也无法计算。因此，经费“包干”的供给方法适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部队吃粮，主要依靠人民群众供应，特别是地主富农的粮食，由工作队负责征军粮、打借条。行军时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人背一袋子米，可携带8—10斤粮食，到达驻地后由炊事员统一做饭。交通工具很简单，师首长坐吉普车，营、团干部每人配备一匹马，连级干部4人配一名战士挑行李，排长和战士则自己背背包。王本才平时到师首长那里批条子或审查决算表盖章，通常根据路途情况骑马或步行。后勤机关配备马车，王本才经常坐马车看管财政科的财物。有一次夜间急行军，乘坐的马车翻扣在路边，幸亏被众多官兵及时帮助把车翻过来，他才没有受到重伤。

1949年9月，随军南下王本才获悉在北京举行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时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收音机，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是领导口头传达的，全体官兵受到了极大鼓舞，前进的脚步也更快了。10月中旬，我军占领广州市区，王本才随129师机关在广州住了几天，便继续向广东省的阳江、雷州半岛方向挺进，向着海南岛挺进。

这段时间部队流动性大，在一个地方住一、二天又奔向下一个地区。财务科跟随部队大多住在老百姓家，进入城镇就住官僚或资本家宅院里。财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借款报账，保障好部队生活吃饭和日常开销问题。部队吃粮主要靠地方支前工作队征集，东北解放区也给予过不少支援，用粮采取实物供应办法。部队所需蔬菜、副食有的需要购买。当时银元在市场流通很“吃香”，的金圆券、法币都贬值得一落千丈。各级财务部门没有条件开会，财政科对各团财务部门布置工作，一般通过军用电话简明扼要地口述，涉及财务标准规定等必需的书面文件，采用刻钢板油印或是用复写纸誊写，派通信员送到各单位贯彻实施。整个部队行军作战虽处于动态之中，但军与师、师与团宿营时驻地分布并不遥远，财务人员逐级借款报账，主要靠骑马或步行。往来办事时雷厉风行，讲求效率，以保证财务人员及时返回部队。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自此至1978年，王本才一直在海南岛工作，执行保卫海南、建设海南的光荣使命。1954年10月，他与驻军187医院护士林琼玖结为伉俪。建国后，王本才先后任132师营建处财务科长、榆林守备区财务科长、战勤科长、后勤部副部长、榆林守备区副司令。1978年，他告别了32年戎马生涯，转业到湖北省黄冈地区任劳动局副局长。1990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王本才老人对笔者说：“如今，离开东北老家60多年了，现身居南国，可谓生活美满幸福。但是，对故乡始终怀有一种魂牵梦饶的眷恋之情。记忆深处的那片黑土地、松花江、村庄及许多人物和故事，时常会在脑海里一幕幕地闪现，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