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新形态》自序

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的年代算起，已经过去170多年了。在这170多年的历史中，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列宁依据当时科学的发展对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的阶段，但是，相关的学说在之后的前苏联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日益陷入了教条化、机械化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的极为丰富而鲜活的思想隐而不见了，留下来的也只是依据导师们的某些方面的意见，经过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和阐释而得出的某些教义式的相关原则。如，传统辨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罗列的两大特征和三大规律，以及对之的简单性和片面化的解释。

面对这一情景，当代的一些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态度。有些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家同时也坚持着后人强加给这一学说的简单化教义；有些哲学家在不满这些简单化教义的同时也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提法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并尝试用其它一些提法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如，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提出者们那样；还有一些学者，在批判简单化教义的同时，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更有甚者则干脆一窝蜂地倒向了当代西方的意识哲学，尤其是倒向了当代西方意识哲学中的现象学思潮，在这一倒向中，不仅唯物主义被悬置了，而且辩证法也同时被拒斥了。

在时下的中国，还没有哪一种哲学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说是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那样陷入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相关的党政文献中，在相关官方的讲话中，在学校教育的体制中，它仍然处于国家哲学的正统地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在不同的教科书版本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又具有十分不同的面孔，甚至连名称都有所不同，如，有的教科书是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替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有的学者宣称要“回到马克思”，有的学者则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现代化”。

面对如此情景，我们有理由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实践概念本身还有没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去理解的问题，如，是辩证的实践观，还是实用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实践观？不回到马克思的时代，我们真的能回到马克思吗？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的哲学吗？

当我们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辩证唯物主义也应该有它的不同形态呢？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有必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立足于当今时代，依据当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又应当建构怎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呢？

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该有不同的历史形态，那么，我们又应当以哪一个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呢？

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建构或没有掌握一种更切合我们所处时代的全新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话，那么，在我们一般言说的话语体系中，在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深处，辩证唯物主义便只能是那个传统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或更贴切的说，是那个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毕竟，我们几代人都是从那个标准化的教科书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同等尺度的概念。后者更具有一般称谓的性质。正如人类历史上的辩证法和唯物论都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一样，辩证唯物主义也应该有不同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仅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形态，而我们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人来说，首要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立足于当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合理建构一种新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这一新的学说便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

如果说我们要“回到马克思”，这在绝对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马克思”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今天所谓的“回到马克思”，是要对马克思当年的学说给出一种尽可能的正本清源的解读，这里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剔除后人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教条化、简单化的内容，还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真面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已被遗忘或回避的内容进行重新挖掘和阐释，彰显其在当今时代仍然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些已经不适合我们时代特征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评价和修正。

与我们对“回到马克思”的做法所持的观点相一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这一提法也应该做多重意义的分析。首先，在绝对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马克思本人的工作（扩大了说，最多也只能包括那些曾经有过的少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工作）和他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如果说是马克思本人不满意当年他的哲学的旧有的形式和内容，今天要对之重新阐释而使之现代化，那末，这便可以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其次，在相对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可以被现代化的，但是，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和发展如果真的达到了一种现代化的变革的话，那末，它便应当是一种全新意义的哲学学说，虽然，这一学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发展出来的，但是，由于实现了现代化的变革，它便具有了新的性质和内容，它便不可能再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命名了；再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现代化，并不等于说辩唯物主义哲学不可能现代化。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学科性质的概括，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完全可以采取十分不同的形态。今天，如果我们要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提出“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现代化”这样的口号，其目的也只能是借此途径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时代性的超越，并相应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

当然，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仅仅“回到马克思”是不够的，“回到马克思”是为了超越马克思，而超越马克思又必须立足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要使哲学现代化，这就是要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

其实，哲学的现代化要超越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包括所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只不过，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国家哲学，所以，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对于我们来说，便具有了十分敏感、特殊而紧迫的意义和价值。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②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人类所有的理论思维成果都有必要在全新的时代之轴上予以重新审视、批判和重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好的传统，这就是，它是与科学、社会的发展相统一的，它主张在哲学与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某种相互融合和统一的反馈回环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哲学与科学与社会在复杂相互作用中共同进步和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③而今天，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变革哲学的历史形态、也包括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的全新时代。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是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一场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浪潮。而代表这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学科领域则是当代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学科群的崛起。正是这一学科群的崛起把一个全新的科学范式――信息科学范式，突显到了时代的前沿。毫不夸张地说，信息科学范式已经统领和渗透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领域。诸如，信息科学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信息经济革命、信息社会革命、信息时代、信息文明社会等等的相关概念、观点和理论已经是广为流行和家喻户晓的事情了。

真正的哲学不能落后于它的时代，今天的哲学如果想要真正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的话，它就不能对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信息范式熟视无睹。这就是信息哲学必然产生的时代前提。

然而，当我们对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信息范式进行哲学概括的时候，却可能会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事实上，国内外已经提出的关于信息的哲学理念已有多种：有把信息当作宇宙的第一性存在的唯信息主义的观念；有从现象学的角度，把信息直接看作是意识活动的内容，并对其做出主观化解释的学说；有把信息简单看作是一般物质的属性，从而化解其独立性品格的庸俗唯物论的观点。

在我看来，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和学说都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的方面。我要采取的态度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一方面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要揭示出信息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的独特存在方式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的物质和信息二重化存在的性质。这样，信息哲学便在哲学的最高范式（存在领域的划分）的层面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基本信条（存在=物质+精神），并在对存在领域进行了新的划分（存在=物质+信息，精神乃是信息的高级形态）的基础上建构出了一种全新的时代哲学。由于这一哲学是在哲学的最高范式的层面引发的变革，所以，这样的信息哲学便实现了一场全新的哲学革命。又由于，这样的信息哲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性质，所以，这样的信息哲学便能够成为建构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的基础。

本书的内容就是要基于当代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基于信息哲学的相关观点、理论和方法，在对人类哲学史上相关的唯物论、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的基本内容、观点和理论。

如果从1980年我完成的一篇相关论文《思维是物质信息活动的高级形式》（《兰州大学学生论文辑刊》1981年第1期）算起，我本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信息哲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36年。期间发表的众多论文和著作都涉及了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

下面的几篇论文更为直接地涉及了这一主题，尤其值得列出：

《物质和信息：统一而双重的世界》《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试论对立统一模式的多样性（上）》《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

《试论对立统一模式的多样性（下）》《人文杂志》1995年第1期；

《对辩证哲学中若干问题的思考》《系统辨证学学报》1997年第4期；

《“客观实在”“实体唯物论”“唯能论”与唯物论的非实体化――论列宁的“客观实在”物质观的科学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当代科学影响哲学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7期；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产”理论的复杂性特征――对机械唯物史观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争的讨论》《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第二个历史形态的构想》《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长时间以来，基于我已有的相关研究，我一直计划要写一本相关的著作来更为具体而直接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新形态的建构。令人高兴的是，2012年，我申报的题为《现代科学革命、信息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新形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这更激励我尽快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建构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由于在存在领域划分方式这一哲学的最高范式的层面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换，合理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形态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演化论、实践和生产论、价值论、人和社会的本质及发展方式论，以及在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具体阐释的相关理论中都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全新变革。

本书的内容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目的在于抛砖而引玉。如果能够由此吸引更多的同仁在这一领域进行批评和探讨，我将会感到荣幸。

2015年10月2日

注释：

①《辩证唯物主义新形态──基于现代科学和信息哲学的新成果》一书是邬j主

持完成的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科学革命、信息哲学与

辩证唯物主义新形态研究”（12BZX020）的最终成果（待出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