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茑萝行》的反讽性

内容摘要：郁达夫的《茑萝行》讲述了在动荡的社会中无能的丈夫、无助的妻子、无望的婴孩一步步走向“沉沦”、毁灭的故事，其主人公的性格命运与悲剧结局无不带有强烈的人生寓言和社会隐喻色彩。从行文上分析，这种效果主要是在文本语言的游离式悖论、“我”对死亡的本能式趋向和隐含作者与“我”的同质性中生发发展的。而反讽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和情感态度始终贯穿其中，增强了文本的语言表现力和情感张力。

关键词：反讽 悖论 死本能 隐含作者

反讽作为古希腊时期传承下来的修辞手段，在新批评的诗歌理论中大放异彩，并成为其批评术语的显著标志。而就一种创作手法而言，许多作家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以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殊效果，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张力和阐释效力。《茑萝行》以 “我”的忏悔构成文本，将隐含作者沉于文本之内又不时显露，笔调哀沉深痛，从自我境遇、家庭等角度包容整个社会的黑暗沦丧，包容社会中“零余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悖论，形成了“我”与隐含作者的暧昧，也是文本缠绵无尽、欲说还休的姿态缘由。

一.语言的游离式悖论

小说题名《茑萝行》，一开始就由语言组织形成一种结构反讽。茑萝或出于《诗经》“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句，喻攀附、依附。行是行走、游走，可延伸为游荡、无所依靠的行进态势。那么，必须攀延方能生存的植物失却依靠，必须寄托以求须臾的生命没有了攀附。从而，“茑萝”与“行”，一静止一游移，一寄生一独立，一柔一刚一弱一强，构成了无限背离又复归统一的存在，是为无所依附、“于世无补”、渴望生命张扬却只能走向毁灭的人物命运悖论的象征。

从文本上看，反讽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表象和事实形成对照，也即话语与思想、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差别对立，（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转引自李今：《析的反讽性质》，文学评论，2010（2））这在《茑萝行》中则集中体现在我“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自白中――不能爱，因妻子是封建婚姻带来的旧式女子，而非我的情感意愿所求；不得不爱即我出于传统男子的道义要求对妻子无爱却不得不负责。表面看，这是我作为新式知识分子，在接受了现代思想熏陶后无力反抗家庭伦理，舍个体存大义的行为，不失为一种牺牲乃至“壮举”。然而，通过上下文语境的进一步分析，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我“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启蒙者的姿态，我在行动上、反抗姿态上一再“失语”：不断强调自己的“胆怯”、“自卑”、“赋性愚钝”、“不善钻营”，全无担当气概；既不能修齐治平，又无法挣脱传统罗网；享受妻子的柔情顺从，同时又以妻子为替罪羊家暴不止；沉迷，而对其产物厌于言表――俨然以“割势者”自居，看似坦然沉痛，实则不乏心安理得，借口十足。而我对“我的女人”的态度则是哀怜中掺杂暴虐，忏悔中不乏推卸，重复性地虐待妻儿又一再地忏悔，再重复上演“施虐”的戏码；强调自己“平常的责任心很重”，而“你就该饶恕我了”“你一边怨我，一边又必在原谅我的”“你倘能怨我恨我……那就好了”“我知道你并不怨我的”――如此，言语的重复、情感的反复固然是我内心忏悔的体现，真诚无瑕，引人同情；另一方面，重复行为本身便消解了忏悔，使其沦为自我辩解，构成了语义上的反讽：“祥林嫂”式的申诉暴露了我内心的不安，而忏悔（或曰辩解）与其说是我希望通过“真诚”的暴露获得对方（真心或表面）原谅的仪式，不如说只是求己心安的迂回策略。与此相适应，小说采取了“我”向“你”忏悔的倾诉、剖白式语言，而这种事实上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诉说无异于单方面剥夺了“你”的话语权，“我的女人”作为被言说的对象，不仅其形象、语言只能通过我的描述得以实现，而且始终处于失语地位，难置一词。由此，以忏悔对象的缺席反观忏悔者的极端真诚，文本的整个语境就构成了对我的所有“陈述”的“明显歪曲”――而从文末“我是在这里等你的信”等平和之语来看，我显然已经从不安中走出，达到了我的目的。

此外，在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中，本文题为《紫藤与茑萝》，开头有“不幸的妇人”的称呼。妇人毫无疑问指“我的女人”及其代表群体。而当我们再次审视“我”的时候，这样一个孱弱无力、自私无能、“于世无补”的“去势”的我何尝又不是“不幸的妇人”？在历史语境中，出于命运的不可掌控和自伤自怜，士大夫向来擅长以女性自比；从现实来看，知识分子游离于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中无所依托的漂浮姿态又与女性命运契合；就文本而言，除了一笔带过的“哥哥”，在我生命历程中，有影响力的男性基本呈现缺席状态，在祖母、母亲、妻子的包围之中，我大抵脱去了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和担当之责，向着妇人哀求，向着妇人发威，实在也是“不幸的妇人”――那么，在这样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我（以及历史积淀）的男性的生理机制和有所担当的形象要求便在事实层面形成了对我自身处境的无限反讽。

二.我的“死本能”向往

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指生物体在力比多的支配下相对于构建的“生本能”而言的一种趋向死亡、毁灭与侵略的心理和行为，亦是个体或自残或暴虐的心理缘由。

表层而言，处于极端的自卑与自尊之中、作为社会之奴家庭之暴君的我时时谈论着死亡，处处体现着对死的冲动甚至是向往。从希望“你怨得我望我速死，那就好了”到黄浦江边的自杀“演习”，无不是我死亡之心的演绎。我无数次地祈求死亡，然而却从未成功。则与“我的女人”决绝而平静的“真”自杀相比，我的自杀不免有“以死压人”、“不死而以死为招牌”（ 郁达夫：《写完了的最后一篇》，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的嫌疑，可怜也是可恨。――语言和行动的重复，死亡一遍遍不厌其烦自顾自说的渲染，我的求死不能共同造成了文本的情感延异，我不无“幼稚无知”的死亡演绎也使得我的求死更多地呈现出个人表演的性质，沦为高调的宣扬而非事实的实施，由此，死亡本身的内涵被不断抽离，成为“空洞的能指”，演化成发泄的符号，从而死亡行为超越了其毁灭性本意而拥有了对抗社会、反省人生甚至自我勇气炫耀的“言外之意”。再从深层看，我表面上的厌生求死，实际上是“酷爱人生而不愿死”。因为热爱，所以有感于“孱弱无能的政府”，痛恨包括自己在内的“没有进步的同胞”，厌恶长袖善舞的官场，而宁愿保持“愚鲁”、贫贱。以弃世而爱世，用绝望行反抗，胜过蝇营狗苟麻木不仁的大多数――然而同样不得其门，无以拯救，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悖论。其次，死本能作为“一个指向外部世界和其他活的机体的破坏性本能”，其人格的典型代表即是施虐狂。而对于一个从精神至肉体被彻底的我而言，除了在幻想中“击杀一二个世间的人类”之外，所有的或显或隐的攻击欲便都指向了“我的女人”。未婚前，我蛰居异国“反抗”婚约，“默默无所表示”，让一个弱女子承担留言的诽谤；婚后，我继续留学两地分居，沾花惹草无顾于家；回国后生计的压迫将我的愤怒转化为拳头，砸向瘦弱的妻子；甚至妻子的怀孕竟让我脾气“一天天地粗暴”。叙述中所谓“柔顺”、优美、善解人意的妻子与我同为社会的零余者，难申其志。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言语与行为暴力承受者的妻子是我的发泄对象，更是我自身意志的投射――我一方面将社会中的受气转向了妻子，另一方我在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顺从无能的秉性，看到了自己遭受压迫的窘境，出于对自身的不满和厌恶，我在别无选择之下只好以施暴转移对自我的厌弃。在此意义上，施暴行为乃是我的一种“镜像体验”。

总之，我作为“零余者”渴望安静和美的生活，渴望有用于世而不得，因而产生向死之心。然而由于家庭的牵绊、舆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生非容易死非甘”的心理将我不断从死拉向生，苟延存活，更与社会合谋，压凌“我的女人”，以施暴实行反抗，将我原本的同情对象推向了自己的反面，悖论、张力由此产生――我的失败既是一种典型，也是“纯个性原因造成的”。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生还是死其实根本不是我（我的女人）所能掌控和选择的，对于人生，我或许只有行走一途。那么，我所有的生死抉择、所纠结的人生冲突、在其中品味的甘苦心酸，实际上都是无用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意义都被消解，而所有对于意义的追寻本身则构成了一种反讽。

三.隐含作者与“我”的同质性

《茑萝行》主要以我的言说构成文本，而我的叙述离不开隐含作者的推动，即隐含作者的操控书写才成就了我（叙述者）的完美呈现。同时，通过文本的进一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作者与我既背离又统一的暧昧姿态，换句话说，隐含作者一方面以俯视评看、讥讽叙述者的虚伪矫饰，言辞不乏激烈无度，另一方面，因我（叙述者）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作者（郁达夫）本真生活的复现，我的忏悔部分代表了作者的心声，因而隐含作者与我实际上的“血脉相连”便使其态度游离矛盾，漂浮不定，而文本的语境反讽、情感悖论也由此而生。

所谓背离，集中体现在隐含作者行文的矛盾表述、语言的无逻辑中。一方面，作为相当程度上西化的我想起无仪式、无媒人、无亲朋、无鞭炮的新式婚礼就觉得“心痛”，想起新婚之夜的凄惨就不禁“滴眼泪”，诚恳伤感地向“我的女人”道歉，并抱以“到死也忘不了的”沉痛之语。然而，从前文反抗婚约的斗士形象直接到沉痛的忏悔者，中间却没有任何过渡，显得突兀――这种叙述节奏的概略中不乏隐含作者对我“心痛”的质疑，而我过分强烈的悔过反应（“到死也忘不了”）也加强了此种不信任。其次，自杀前我声嘶力竭地控诉“国家社会，不能用我……你的父母不能教育你，使你独立营生。……我的父母戚族，要苦苦地劝我结婚”，都“该负责任”，责任被推来推去，总之没有丝毫推到我的头上！推诿已然演化为一种――隐含作者不能站出来说话，但他讥讽不屑的态度却通过我无理无情的责任推卸一览无余。再反观我自杀前幻想“击杀一二个人类”的无知可笑，对此，隐含作者明显游离于文本之外，对我采取了不信任的戏谑姿态，从而将一件原本严肃、认真而不失痛苦庄严的自杀行为通过对其语言、行为的反讽描写使自杀在我的幻想犹疑中显露出它的滑稽愚蠢，被层层解构，也让读者更深刻地体味了零余者求死不能的悲哀。此外，结婚戒指“替你押卖了”的辩解，“决心安安全全送到你手里”的相架的被抵押，我“不该带你出来”的预言种种在隐含作者的操控下，忏悔语义前后急转，表述破绽重重，都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展示着我寻找托词的无力，从而代替隐含作者谴责叙述者。

隐含作者作为真实作者的执笔人，对于践行艺术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达夫而言，一定程度上与真实作者重合。而事实上，郁达夫本人也曾“想到俄国去做劳动”，坦言“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自传式的书写让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不禁同声相应，同病相怜，结成事实、情感的统一体。从文本上看，这种联盟集中体现在对社会的控诉上：留学应当“多谢孱弱的政府和没有进步的同胞”，官费生节约调度每月“能勉强免于死亡”，看病可向家里“勒索”医药费，买书尚能找哥哥“乞取”，生活或许不失为美好……调侃戏谑的语气充满心酸，无限地将自己置于卑贱弱势的地位，不断地贬低丑化自己，这未尝不是隐含作者自身的真实经历和心态的反映。因而叙述者表面越是调侃，读者的心情就越是低落不忍，难以释怀。而回国后，“害着自卑狂的我”“赋性愚钝，不善交游，不善钻营”，在“到处有陷阱设伏的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唯有一死”――老实、真诚如我被排挤出社会，矫饰之徒反而高升，如此不合理却在世间广泛实行的生存法则寓意了隐含作者（我）对现实人生的强烈不满，反讽由此而生。再者，表层上看，隐含作者（我）似乎认同社会的价值尺度和用人标杆，自认愚钝被社会抛弃合情合理，以至不无遗憾地“检讨”自己的迂腐，而实际上，我对于自己的“不入时”却是万分珍重。在这黑暗无边绝望无边的社会之中，我（隐含作者）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孤傲姿态，有求于社会却对于其非情非理的规则始终抗拒、背离。即使我别无他法，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并以此不屑于世间的蝇营狗苟。我自有我的生命，即使我的双脚依然离不开大地。

四.结语

综上，《茑萝行》作为郁达夫早期代表作之一，沿袭了其一贯以之的独白式抒情形式，委婉蕴藉，真挚动人。艺术上则综合言语反讽、结构反讽、模式反讽，在调侃与沉痛交织中刻画了“我”这个具有症候式的零余者形象，典型地代表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的悖论式处境――而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作为自传性文本的现实对应者，郁达夫一方面通过暴露罪恶忏悔求“获得惩罚”，另一方面也“以隐士自居，想远避这个当代俗世”，《茑萝行》中的“我”不失为其人格的代表之一。而将其放置于郁达夫的整个文学创作来看，“我”也是作家对于现代主体构造的想象成果，则作为个体的形象的“我”，意义重大，自不必赘言。

参考文献:

[1]李今：《析的反讽性质》，[Ｊ]文学评论，2010（2）

[2]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Ｍ]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

[3]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Ｃ]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4]王先霈，胡亚编：《文学批评导引》，[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郁达夫：《郁达夫诗词集》[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Ｍ]，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7]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郑依晴，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试验班2009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