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分类管理是“及时雨”

近来，全国一些省份陆续展开高校分类管理的探索，上海年内将编制全国第一部高等教育规划，明确各级各类、各个层次的学校布局，以及各个专业的比例结构；山东将所有省属高校分为应用基础型、应用性、技能型三类进行建设；江苏计划用3年时间建立起科学的、应用性较强的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体系。这些举措宛如迟来的“及时雨”，对于破除当前高校发展趋同化、盲目化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特色发展的一个有利突破口。

毋庸置疑，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3年6月，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198所，其中本科院校877所，专科1321所，还不含292所独立学院。然而，虽规模位居第一，但我国却远非高教强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结构、体系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还相差甚远，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近年来，高等教育质量滑坡，教学资源稀释，大学生缺乏竞争力，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高校升格跟风现象愈演愈烈，许多高校贪大求全，热衷攀高，专科升本科，本科上硕士、博士点，单科院校办多科院校，多科院校千方百计办综合型大学，这一股“升格风”已席卷全国。由于办学定位错位、缺乏特色、内涵雷同，导致高校千校一面，没有办成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反而泯灭了原有的特色，丧失了发展机遇，学生往往“毕业即失业”。最近媒体就报道，一些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贡献了大量“失业者”。凡此种种，究其原因，关键是缺乏科学的分类管理对策，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高校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没有选准自己的生态位，没有将自己定位到教育生态链的正确位置上。

其实，一个国家的大学，就像一个生态群落一样，应该有多样性，由各种不同的乔木、灌木、草本植物构成，由于生物种类繁多，群落才形成一个较独立的能量和营养循环单位。美国教育专家马丁·特罗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系统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途径是高等教育多样化。如果丧失了多样性，高等教育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一位副省级领导就曾在某会议上坦言：“中国教育出现了重大结构性矛盾。”“美国、欧盟高校毕业生中80%是应用型人才，20%是学术型人才；中国高校毕业生则相反，40%是应用型人才，60%为学术型人才。”事实上，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犹如金字塔：一个科学家、9个工程师、100个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办学地位的高低，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等办得很有特色，享有盛誉，并没有一味向哈佛、耶鲁看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甚至称“社区大学是美国的最佳特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此言可谓切中要害、一语中的。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因分类管理促进高等教育跨越发展的成功先例。1960年，面对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剧增、内部结构混乱、恶性竞争激烈等问题，美国加州制定了高等教育规划，将区域内高校分为初级学院、州立学院和加州大学系统，三类学校之间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功能互补，满足了加州人民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加州地区所需各层次、各类别人才，都能从加州各类学校的毕业生里面得到。同样，2002 年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颁布高等教育发展蓝图，实施“角色划分”，鼓励大学不要互相模仿，避免重复办学，从此大幅度促进了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同美国加州和我国香港地区当时情形一样，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也正面临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质量下滑，高校对资源的竞争混乱无序的问题，亟需政府部门对地区高等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当前一些省市正在进行的高校分类管理探索，正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眼下，应尽快建立科学的高校分类体系，明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和不同形式的高校的功能和作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避免高等学校盲目攀比办学层次、一味追求学校升格。教育部门应对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改进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式，鼓励高校个性化发展，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目前，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深层次矛盾浮出水面，棘手问题日益凸显，仅靠局部性、碎片化的教育改革已不合时宜，需要全局性、整体性的综合改革。由于分类管理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对高校固有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利益的纷争决定了规划的艰难性。为此，更需政府发挥规划引导作用，敢于啃硬骨头、涉浅滩，着眼全局，谋求治本之策，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高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释放“改革红利”，促进高等教育生态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