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兆乾先生

兆乾先生走了，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走得太匆忙，连春节也不过，不让我们给他拜年。哪怕是电话拜年。

我们每个人都会认识很多人，有很多朋友。兆乾先生曾经说我和他是“忘年交”，的确如此。我与他年纪相差30多岁，他是我们最尊敬的前辈，同时我们是朋友，是真朋友。在我所有的各类朋友里，他最有才华、最有性格、最有成就，却又遭遇着命运的不公平。

我与他相识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我还在读大学本科，偶然的得到了《黄梅戏艺术》第一期，读了里面金芝先生一篇谈黄梅戏院风格的文章，脑子里冒出一些想法，就写了一篇小文章寄给了编辑部。我没有期望发表，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个3年级的大学生，思考粗浅，文笔稚嫩，岂料在第三期，我的那篇习作竟然刊登出来了。我虽然知道这份刊物的主编姓王名兆乾，但我和他根本不认识，文章也是寄给编辑部的。1983年10月，我刚刚读研究生，作为会务人员参加了在绩溪召开的“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终于见到了兆乾先生。他和班友书先生一起去的，住的也是一个房间。现在我也记不起当时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了，只是保留着一个印象；友书先生儒雅沉稳，而兆乾先生精干、健谈。

1987年，我已经结束了研究生的生活，刚刚留校任教。山西师大主办了第二次中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我拿着主办者给导师李汉秋教授的邀请函前去参加这次会议，在西去的列车上，碰到了兆乾先生。我们自然成为同行的伴当。说实话，此前，因为他发表过我的文章，更因为他比我年长，我对他有所尊敬；但在学术上，我自以为是科班出身，多少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他谈了很多戏曲研究的问题，才使我对他渐生钦佩之心。在会议上，他的关于灌口二郎神和“戏神”的观点也获得了与会学者的赞赏，他的论文征引文献丰富、论述缜密，这一切都让我对他更加钦佩起来。

那次旅程时间比较长。我们先到西安，因为去临汾的车间隔10多小时，我们就一起参观了兵马俑、半坡遗址。到临汾后，除了开会外，主办方还安排考察元代古戏台等文物，前后持续一个星期，我们一直都结伴活动。他带了一个老式的“海鸥”相机，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在路途上，他也给我说了不少自己的经历：年少时候就独自去广西读书，后来辗转来到安徽，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在大别山走了很多地方；解放后，他撰写了第一部黄梅戏的研究著作――《黄梅戏音乐》；他懂音乐，也染指编剧，享誉剧坛的《女驸马》，首先是他结识的农民朋友左四和提供的抄本，他作了第一次改编，后来由陆洪非先生作了进一步改编，才成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六十年代，他在贵池又注意到当地的傩戏，收集了不少资料，并且进行了拓荒式的研究。长时间的相处，使我对他既敬佩，也越来越亲近，经常和他开点小玩笑，他不仅不介意，同样也和我开玩笑。

山西之行以后，因为忙于生计，我有几年没有和兆乾先生联系，他也没有和我联系。大约1991年的5月，我们在合肥巧遇，他依然充满精神，谈锋甚健。他告诉我，他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差点“报销”了，不过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听了这个经过，我为他感到庆幸，送了他一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后请他到寒舍小酌，他也不推辞，就随着我步行到家。我们聊了许多山西之行后各自的情况，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这几年更多把精力用于贵池傩戏的调查和研究上。早在我们的山西之行前的1987年2月，他就邀集了一批国内外专家研讨贵池傩戏，这是全国首次以傩戏为主题的研讨会，论文集也是他一手编辑的，连封面都由他自己设计，黄山书社1992年出版。后来我听说他担任了中国傩戏学会副会长，除了继续对贵池傩戏进行调查研究外，还到全国各地考察傩戏和傩戏文化，参加各种研讨会，和台湾、香港、德国、韩国等地的学者或一同考察，或进行交流，并且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和讲学。贵池傩戏在他的努力之下，影响越来越大，去年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想，这其中蕴含着兆乾先生多年来的学术贡献。

2002年4月，我聘请他担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他为研究生们作了一次关于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报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10月，我们一同去北京参加了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并一同受邀到中国艺术研究所做了学术报告。我们在安徽大学外宾招待所里策划了“戏曲民俗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召开于2003年春节期间，国内外100余位学者云集池州和黄山，考察了贵池乡村的傩戏和祁门乡村的目连戏，会议的学术收获丰硕，论文集也已经出版；同时，这次会议也推动了两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贵池傩戏和徽州目连戏去年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兆乾先生不仅参加筹划、选择考察点等工作，在会议期间，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学术层面里揭示和宣传了贵池傩戏的重要价值。

2005年1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石台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目连戏研讨会，会议地点就在石台县。我和兆乾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是最后一次相聚。会议安排他第一个做大会发言，他的发言依然很精彩，中气依然十足。会议期间的几次用餐，我和他的座位都紧挨在一起，他抽烟，也喝酒，依然是谈锋甚健。我看他这身体状态，说他再干20年不成问题。说实话，我的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没有和他做一次长谈。我还特别和他预告，要找时间和他好好商量一些事情――包括戏曲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等一系列的想法和计划。他也点头说好，――他也有很多研究计划和想法等待完成。可是谁知道这一次的相聚竟是永诀！我长歌当哭！

是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兆乾先生才华横溢，他通音律，能创作，更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他曾经和我说：“打一眼井就得让它冒油”。解放初，他注意到黄梅戏，就写出了第一本黄梅戏的著作；后来他关注傩戏，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他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研究方法也是超前的。尽管他不在高层学术机构，不在高等学府，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让国内外的学者都钦佩不已。

兆乾先生重学术，也重情义。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字辈，都能够和他交得起朋友。他憎恶世俗，专注于学问，多年来，他参加各地的研讨会、进行田野调查，很多次都是自费的，他的经济收入并不高，家庭负担也不轻，可是他很少向别人诉说，至少没有和我诉过苦。但他对老艺人却充满了感情，记得2002年春节，我们一同到贵池梅街调查，他不断地为某位老艺人的去世而叹息，他和村民们之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兆乾先生对学术的专注不是个人化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痛恨各种媚俗的现象，痛恨鄙薄民族文化的态度。他爱国、爱民族，以至于和某些国外学者翻脸。学术是无国界的，但学者仍然有国界。在研究活动中保持民族自尊，更以自己的深入研究让外国学者折服，兆乾先生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这是更值得我们尊敬的品质。

兆乾先生走了，走的这么突然，以至于当我听到噩耗时半天回不过神来。我很难相信像他这样生命力旺盛的人会很快离开了我们，我很难相信一个月前和我挨在一起喝酒、抽烟、谈笑风生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是真的走了，像清风一样无声地走了，留给我们深深的悲痛、深深的遗憾！他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们的眼前；他走了，他的才华依然感染着我们；他走了，他的学术贡献依然被后来者所承接；他走了，黄梅戏、傩戏、目连戏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尽管他还有很多想法、很多计划没有完成，但是，他对得起养育他的这片土地。他在生命最后一刻才完成三校的著作，让他给人间留下了一个最真实的身影。我祝愿他在天堂好好地休息，因为他也许太累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