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化:文化艺术生产的必然选择

时间:2022-08-12 03:20:03

商品化:文化艺术生产的必然选择

摘要:文化艺术产品作为商品,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从社会学、文艺学角度上看,文化艺术商品化都有其内在规律。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就我国现有的文化体制而言,文化艺术商品化也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艺术生产;商品化;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对于文化艺术生产来说,商品化,通俗地看,就是通过市场来实现文化产品的自由买卖。

文化艺术产品的商品交易,这不是个新事物,可以说,自古至今、国内国外往往是屡见不鲜。中国是个传统的农耕社会,本身并不重视经商,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但即使社会环境如此之差,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进程还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就载有“伍子胥……稽首肉袒,鼓腹吹},乞食于吴市。”《列子・汤问》也提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这算是较早的文化产品交换了。汉魏以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化艺术产品的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商品化逐渐也在社会中成型、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官方对文化艺术品的收购。虽然官方收购并不是普遍现象,但买卖本身,就是对文化产品市场交换行为的一种认可。如唐太宗命令高价收购前代名家的书法作品,王羲之的《兰亭》、《乐毅》等,往往“一本直(值)钱数万”;皇帝要看小说,“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注:参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这些都是通过商品交易实现的。二是民众的消费需要,促发了文化市场的形成,推动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进程。随着社会发展、群体分化、市民阶层的出现,社会对文化艺术产品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如书籍、诗歌、戏曲、白话等,这其中,宋代“瓦子”(民间文化市场)的出现是这方面的典型。在“瓦子”中,“所演出的技艺包含范围很广,有:讲史、小唱、诸宫调、合生、武艺、杂技、各种傀儡戏、影戏、说笑话、猜谜语、滑稽表演、装神弄鬼等。”[注:参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人们在“瓦子”里看戏、听书等,这些文化消费活动,不再是无偿的了,要付出一定的金钱,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商品交换行为。有了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交换范围也就更大了,一直到今天,市场在文化产品商品化过程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是文化人的参与。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传统观念是讨厌言“商”,这与大多数的文化人衣食无愁有一定的关系,但参与文化产品交换的人也不少,其中不泛一些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北齐、盛唐期间,画家出售自己艺术品的情况就很多,并明码标价,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的作品每扇值金二万,杨契丹、田僧亮等人的作品,每扇值金一万;唐代大文豪韩愈替别人撰写碑铭,也是收取“润笔”费的;元代关汉卿、白仁甫等,也参与“瓦子”的演出;郑板桥一边做官,一边还卖画,为此还写了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过。”[注:《润格》。]。在西方社会,受中世纪宗教思想的禁锢,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步伐比较慢,但文化产品的交换行为还是存在的,阿诺德・豪泽尔(匈)在《艺术社会学》就提到,公元十一、二世纪,法国北部出现了走街串巷的“货郎担”文学,实际上,文化产品的商品交换肯定还要早,而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商品化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就逐渐推开了。

由此可见,文化艺术产品的商品化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学、文艺学两方面进行简单的考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化产品商品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自从出现了劳动分工后,产品交换就成为了正常的社会现象,这种交换规律不仅对物质产品如此,对文化产品也不例外,这里仅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生产上,商品化有利于文化产品生产的良性运行。在文艺生产实践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产品生产,不外乎有两个方式:一是计划,二是市场。通过计划方式来调节各种生产要素与消费要素之间的关系,它有利于集中力量、有针对性开展相关的生产活动,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在有些情况(尤其是小范围内)下,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有个前提必须要掌握好,即人为制定的计划要周密、科学,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资源浪费、产品积压等方面的问题,进而造成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在文化产品生产上,由于文化消费的不确定性,计划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计划做得不好,问题也就一定会出现,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需要的产品不足,而同时大量的文化产品如戏剧、电影等无人问津就是这种情况。市场的调节手段是价值杠杆,通过价值杠杆的自发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计划”所带来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市场中,生产者知道什么的产品受人喜欢,什么样的领域有待发掘,生产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由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在生产领域自由地流动,减少了生产上的浪费,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文化生产的整体效益。

不仅如此,文化艺术的物化产品,无论什么形式的文化艺术生产,本身都带有一定的成本投入,它需要得到正常的回报、补偿。这些成本包括:一是物质成本,如材料成本、机械成本、运输成本等;二是人力成本,如精神生产者的成长投入等;三是其它成本,如广告费用等。从生产的角度看,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而商品交换无疑是保证投入的有效方式,这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在文化产品生产上也一样适用。

消费上,商品化有助于文化产品服务功能的发挥,这在文化产品分配方式表现得很明显。在文化艺术生产不能走向市场的情况下,文化产品的流通范围较为有限,分配形式也较为单一,主要体现在:一是为权力阶层服务。如汉代的俳优、唐代的官方艺术机构、清代的私人戏班等,都是为受雇佣者服务。在古代社会,文化产品分配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据《唐会要・乐典》载,唐代规定官员三品以上可设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可以有三个乐人。汉、唐皇家藏书是全国最多的,但仅供皇室使用,官员非经允许不得阅读。当然,对于提供文化产品的人,权力阶层也会予以生活方面的补贴和赏赐,他们的艺术生产活动则是“非生产劳动”。二是无偿服务。文化人的传统观念是“耻于言利”,因此文化产品生产也基本上不讲成本与收益,大多都是供他人无偿消费,如在家庭、朋友聚会上的即兴创作,在酒店、馆驿、佛寺等墙壁上留书作词,文化人的私下馈赠、应和,以及把文化产品呈送上官或权势等。当然,这种无偿服务也可能会给生产者带来一定的好处,如名誉、地位之类,但并不是现实的金钱利益。三是个人收藏,以求传之后世。商品化以后,产品分配通过正常的交换方式来实现,主要是有偿交换如购买等,只要有钱,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文化产品,这种分配方式打破了专制时代的文化产品垄断局面,既有助于文化商品的广泛流通,也为更多的大众创造了享受文化权利的机会。

从文艺学角度看,商品化是文化艺术自身的必然要求:

第一,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需要在交换中得到自身必需的补偿。文化产品不是物质产品,它满足不了生产者的吃、喝、住、穿等方面的需要,这就要求生产者用自身的劳动产品或服务去进行交换。交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寄食式与商品交换,相比较而言,商品交换自然是更有利的,它既为生产者获得相应的收益,也确认了他们作为生产者的个性与人格,更为他们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第二,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价值在消费中实现。文化产品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就是因为它有用、有价值。文化艺术产品,无论是物态产品还是形态产品,蕴含于其中的精神内涵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它的挖掘程度体现在大众的接受中。接受者的每一次消费过程,都是对文化产品的意义开拓过程,往往优秀的文化产品,其价值生生不息而常变常新,这就是社会接受广泛的缘故。可以说,只有接受者,文化产品才有活力,一旦文化产品(尤其是文艺产品)没有接受者,意义就消失了,产品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历来人们多是从生产者角度来认识、理解作品(产品),而忽视了接受者的存在,这就难以提示出精神产品的真实价值。在这方面,接受美学把“文本”与“作品”两个概念作了区分,“文本”是艺术家的(或者说是生产者的),而作品属于接受者,生产的产品如果无人问津,那还是“文本”,只有在接受者那里才能称得上是“作品”,因为它在发挥文化产品应有的精神作用。因此,文化产品需要扩大它的社会接受面,而商品交换的实现,尤其是通过借助市场的力量,使得文化产品更大范围地进入到接受者层面,有利于文化产品在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是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进而扩展产品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功能。

第三,文化具有共有性,文化产品需要走向社会。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无论哪一种文化,它都需要人们来维护它、建设它,否则它就难以发展,社会大众是它能否存在、发展的根本支持力量。从历史上看,真正有活力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唐诗、宋词、元曲、清代戏剧等,都是在社会存在的,孤芳自赏肯定没有出路的。而文化艺术产品作为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因子,依靠它的传播与接受,才有文化艺术的发展空间,因此豪泽尔说:“艺术作品自古以来就是作为商品而创造的,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艺术家自己所用的。”[注:参见[匈牙利]阿诺德・豪泽尔著《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而走向社会,较为经济、自由、有效的方式就是商品交换,这并非是人为的,而是在文化艺术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正因如此,文化产品交换才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文化艺术生产历程。

因此,对于商品化问题,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它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异端行为,相反,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自身选择。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传统观念和计划体制的影响,人们在对待文化产品商品化的问题上,顾虑很多,认识上也一直难以统一:一者是因为文化艺术生产涉及广泛,其中有一些文化产品可以实行商品化,而还有一些走商品化困难很大;二者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实行商品化,人们担心影响到它的精神价值的降低。不过否认,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可能会带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这是商品交换过程中难免要遇到的,即使在物质产品领域,商品化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尽管如此,文化艺术商品化的积极作用也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文化艺术商品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就当前我国的国情而言,走商品化的路子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其一,文化艺术商品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注重商品生产,因为生产是为了社会的消费,这就必然要求生产更多的商品。文化艺术生产虽然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目的也是满足全体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方面的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文化艺术产品,并且能够进入到广大消费的生活中,文化艺术生产的目的才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化,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有效方式。

其二,文化艺术商品化,是文化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要求。自上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变,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渐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在当今资本、科技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文化艺术生产,犹如插上了一双巨大的翅膀,获得了新的生命,并且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广泛渗透到娱乐、网络、建筑、旅游、广告、游戏、休闲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成为了服务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而文化产业本身,它的活力与动力离不开社会消费,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还是取决于文化商品化的发展水平,毕竟,产业发展离开回报与效益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潮流中,就必须要提高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水准。

其三,走商品化之路,也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的文化经营与管理机制的需要。我国现存的文化艺术生产模式,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僵化、滞后的痕迹很严重,诸如行业垄断现象较为严重、文化产品生产成本高、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生产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影响到文化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为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就一直致力于推进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搞活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服务水平,而这一切,还是要落脚到文化艺术商品的生产上。如果没有产品,或者产品不适合社会的需要,肯定与它的生产机制不活有关;而机制搞活了,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旧体制所带的一些问题自然会应刃而解。因此,走商品化之路,与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是相一致的,它对于强化文化艺术生产的市场导向意识和商品意识,进一步扩大文化艺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政府宏观管理文化事业的水平,减少因计划时代统包统揽模式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及至激发创意生产者的主观能动性,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都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当然,文化艺术生产走向商品化,也需要必要的条件:要有可供操作的市场交换机制,保证商品化的正常运行;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且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已经有了较大的分化;文化产品生产成为了一门专业化劳动,有了专门的文化生产者。此外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条件,但这三个社会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置身今天的社会环境,商品生产是一种普遍行为,用以文化产品商品化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远比一千年前宋代民间文化商品化时的环境要好得多,因此,处于当今背景下的文化艺术,走商品化的路子,必然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必须说明的是,商品化不等于完全商品化。商品化,目的是借助商品的交换功能,来调节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产品的服务质量;完全商品化,是将所有形式的文化艺术生产及其产品(作品)都推向市场完全商品化,这对文化艺术来说,既不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文化产业化的规律。因此,对于文化艺术生产的商品化问题,还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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