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中的高风险

今后的5到10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所谓的“高风险社会”。

政府行为经济化企业化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政府功能的畸变，政府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

第二，政府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失序。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调节器丧失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

第三，公共事业的衰败。

第四，政府的超越性的降低。

第五，政府官员腐败机会的增加。

精英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与分歧

在90年代初期，各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结盟关系，但当改革涉及到进一步的利益分配的时候，在国家和垄断集团之间，特别是在垄断集团和民间精英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在制度选择的共识上出现了裂痕。国家在垄断集团这个它亲手培植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垄断集团这个以某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聚拢起来，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本于一身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善于从体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因而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地聚敛巨额财富，占据经济生活的命脉，并且开始对政治生活形成重大的影响。他们正在企图把整个社会扭转到最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方向上来。

在垄断集团之旁，我们看到的是天生发育不够健全的民间经济精英，是一大批“长不大”的个体户。20年的改革历程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机遇，使他们能够凭借各种手段脱离原有的社会位置，通过经营小型的、简单的企业而积累起小额资产。这就使他们能够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精英的行列，但也仅此而已。垄断集团的抵制，封杀了他们在社会阶梯上靠着自己的力量进一步向上攀登的可能性。在经济生活中，除非变成垄断集团的附庸，否则他们注定要驻足于现有的位置，难以再图发展。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济萧条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的底层。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自己微弱的声音也难以引起社会反应。

贫富悬殊及其导致的利益冲突

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贫富差距，而正常的差别应当构成促使个人在社会等级制阶梯中积极进取、向上攀登的驱动力。但是，无限度地、速度过快地扩大贫富差距，使之达到悬殊的地步，却是整个社会走向两极化的同义语。由于现在还没有看到约束此种两极化趋势的合理和有力度的制度安排，因此可以断定，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一趋势不会得到缓解。结果是在社会中出现形成两极分化的征兆：一极是广大贫困人口和民众，另一极则是新富阶层和特权阶层。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看到贫困阶层和广大民众对新富群体所持有的广泛敌意；在政治生活领域，一些官员的腐败激发起大众的强烈不满；在经济生活领域内，民众的“需求型”消费与新富阶层的“欲望型”消费的对立，则再明白不过地标示出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之下，但是却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出现新的抗拒形式，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这些形式包括；劳资纠纷的大量出现；各种有“焦点”的社会运动，如请愿和罢工；还有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夜晚政治”形式，即犯罪。在一个社会中，会议室里的“圆桌政治”、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和所谓“夜晚政治”，是利益表达的三种基本方式。在中国社会，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更多地采取了“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的形式，给人以极大的不安全感。可以预见，由于城乡地区失去社会保护的人群的增加，以及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加剧，城乡治安状况就总体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观。

矛盾的激化与解决手段的缺乏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或发生社会冲突，而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将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但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冲突模式是，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而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冲突采取一种不正视的态度，因而在社会中缺乏有效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手段。同时，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冲突的看法往往是非常僵硬的，即使是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也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相互的恐惧，这样就人为地强化了社会冲突的敏感性。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入尴尬的两难境地，失业问题的不断严重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与经济转型同步的问题。还有，在这个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调适国家和社会关系、精英和民众关系的焦点领域，把上述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从实质上看，就是它们从不同角度突显出中国社会正在朝向两极化快速发展的根本趋势。两极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于：社会框架脆弱，没有能力抵御社会震荡，处理和化解各种突发性的事件；社会认知短浅，扭曲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特别是对若干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难以形成共识。而作为社会运行主导者的政府，当问题显著化或危机来临之时，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惯性作用的支配，往往导致其在心理上的“过分紧张”和行为上的“防卫过当”，反过来又限制了政府有效化解问题的措施和手段。因此，两极化社会又可称为“高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