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特征在于政府对贸易进行干预，使本国企业获得竞争性优势。但在是否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如何实施的问题上，政府部门有不同的考虑因素。政府分类鼓励和统一鼓励的选择，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产品特征（产品耐用程度、产品的需求弹性等）、成本差异、行业特征、产业集中度等都是近年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讨论的重点因素。另外，也有学者从知识外溢、实验实证、委托—和FDI等角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博弈；产品特征；成本差异；委托—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246-04

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理论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最早由布兰德（Brander）和斯潘塞（Spenc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作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理论之所以被冠以“战略”二字，是因为政府在制定各种贸易政策时把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考虑在内。在不完全竞争，特别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存在着超额垄断利润，一国政府通过贸易干预可以影响本国企业及其国外竞争对手的行动，支持本国企业的发展，通过抽取和转移国外垄断企业的利润来提高自身的国民福利。一般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采用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各种支持和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手段，促使本国战略性产业迅速成长并扩大规模经济效益，增强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对贸易进行干预，保护和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发达国家通过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指导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的外贸政策理论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对外贸易理论。在此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能否借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内涵，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促进其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学者们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现实经济活动中，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特别是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2）规模经济效应，包括外部规模效应和内部规模效应。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使市场的运行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使自由贸易失去了最优性，这就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效应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两个前提条件。（3）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以市场配置资源配置的存在和良好运行，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要求为隐含条件的，这个隐含条件与前提条件一样，也是必须具备的。即便如此，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适合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似乎已并不多见。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分析一般都是在Brander and Spencer（1985）提出的模型基础上进行分析的。该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的政府，各具有一个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到第三国市场，且都是第三国市场上的寡头垄断企业，并进行古诺特产量竞争。之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讨论大都在此背景下进行。值得一提的是，Dirk et al.（2007）通过实验模拟而不是运用实际数据计量估计来验证Brander and Spencer（1985） 提出的观点。该方法按照Brander and Spencer（1985）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假设，通过模拟市场环境来验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性结论。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与Brander and Spencer（1985）提出的观点有些偏差。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很有限的几种情况下政府才采用补贴厂商的政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补贴政策的政府数量会逐渐减少。其次，从厂商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厂商获得补贴而另一个厂商未获补贴的子博弈中，并不存在子博弈完美均衡。在给定厂商决策时，政府并不总是愿意给予补贴。

一、政策选择：分类鼓励还是统一鼓励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在于对出口实行补贴，但是否对所有的出口行业或部门都实行统一的补贴额度呢，还是应该对于不同行业要区别对待？Harald（1996）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分析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对于不同类型的半导体产品的影响，主要分析了两种代表性产品即可擦去式程序只读存储器（EPROMs：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ies）和可变式随机存储器（DRAMs：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ies ）生产的影响。分析表明，对不同的寡占垄断行业需要实施不同的战略贸易政策。因此，行业或者产品特征对于战略贸易政策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

Anderw et al.（1997）将产品区分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分析了非贸易品的价格能够随贸易政策变化而内生变化以及贸易品部门存在干中学外溢性（learning-by-doing externality effects）条件下暂时干预性贸易政策和永久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表明在存在多部门结构和动态模型条件下政府在选择混合干预政策和有区别干预政策时面临较大的困难——事后的实际汇率和福利效应往往并不与事前预计的一致。

Nuno（2005）考察了各国实行的贸易政策与非贸易政策（如环境政策等）的关联性与政策实施效果之间的关系。Zhang et al.（1998） 通过运用多个市场达到纳什均衡的稳定性条件证明了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的论断：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进口保护政策可以起到出口鼓励政策的效果。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出口鼓励政策的福利经济效应。Brander and Spencer（1984，1985）和Dixit（1984）等早期学者都是假定厂商的边际成本不变。而该文则认为在边际成本变化的条件下，本国和外国市场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不能割裂开来单独分析。

二、影响因素之一：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

第二类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信息对称性。这些博弈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竞争博弈，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是否对本国企业予以补贴），本国政府与本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博弈（企业是否向政府提供足够的信息如成本等来换取政府的补贴）等。

Creane et al.（2008）从政府对于厂商的成本信息是否具有可获得性角度予以分析。在Brander-Spencer设定的条件下考察企业是否具有足够的激励来促使其向政府公布其成本信息。作者采用四阶段分析法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产量竞争的条件下，厂商都愿意公布其需求和成本信息，这样可以说明经典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具有完全信息来决定是否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价格竞争的条件下，厂商没有公布其需求和成本信息的动力，因此政府无法获得有关是否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足够的信息。此外，如果是进行产量竞争而需求未知，政府也会面临信息收集的两难选择（informational prisoner’s dilemma）。一般认为，各国企业相对于政府来说，具有更多有关本企业的利润信息。因此，政府会因为这种信息的缺乏而减少贸易干预即补贴程度。Maggi（1999）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对企业利润信息的不完全性会增加均衡的贸易扭曲程度，并且恶化两国政府的“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程度。 Brainard et al.（1997）也采用了两层分析法。在单方面干预条件下（只有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补贴），信息不对称将会引致最优补贴政策的向下扭曲——应该对低效率的企业征税而不是补贴，作者称之为“镜像”效应（“screening”effect）。因为如果对于企业的成本具有不完全信息，政府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是给企业提供补贴使之获得竞争性优势，还是不提供补贴，因为政府用来提供补贴的资金是纳税人的税金，使用公共税金的成本是巨大的。政府面临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补贴产生的战略性优势（作者称企业由于补贴获得的战略性优势为“事先承诺”效应（precommitment effect））并不显著（即存在激励相容问题）。如果两国政府都实施战略性补贴，那么上述“镜像”效应就会被抵消一部分，即存在“反补贴效应”（countervailing effect）。此时政府应该对有效率的企业实行正的补贴，而避免对低效率的企业进行干预。

Qiu（1994）结合信息不对称，对政府是区别对待不同企业还是实行统一政策进行了分析。文章得到的结论：在Cournot竞争条件下，组合的政策要优于统一的政策；而在Bertrand竞争条件下，统一的政策要优于组合的政策。但Okajima（2003）指出Qiu（1994）所说的Bertrand竞争条件下，比统一的政策好的组合政策均衡并不存在。

三、影响因素之二：成本差异、需求弹性和产品（行业）特性

出口企业的成本差异、企业的需求弹性对于政府在决定是否实施补贴时也具有重要影响。Subhayu （1997）则从需求弹性和成本对称性角度分析了二者在政府是否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决定作用。Neary（1994）分析了在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双寡头垄断条件下的最优战略贸易政策。表明政府应该补贴那些相对国外企业具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本国企业所在的行业。但是，他假定本国企业是同质性成本企业，没有给出异质条件下政府的最优政策行为。Dermot et al.（2001）则进一步探讨了异质性成本条件下的最优战略政策。如果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的社会成本不高（政府需要鉴别出哪些企业的成本高，哪些企业的成本低），那么最优的政策就是根据不同的企业成本特征给予不同的补贴。成本越低，企业获得的补助越大。对于成本最高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其反向补贴--征税。

本国政府是否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也会受到本国企业所代表的行业影响力、游说力量大小及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数量的对比的影响。Ohkawa et al.（2002）按照传统的Brander and Spencer（1985）三国模型，假定两个出口国的企业数量是任意确定的。那么这两个出口国国内企业的数量对比将会决定各自所在国政府采取的贸易政策的先后顺序。如果只有本国和外国两国（本国为出口国，外国为进口国）博弈，则情况又有不同。Koichi（2008）认为，如果国外竞争企业的数量多于本国同行业的企业数量，并且（或者）本国政府比较注重于其对本国福利的政治贡献大小，则本国企业更容易组成游说联盟，并以此来影响政府的战略政策倾向。结果表明，在游说力量存在的条件下，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不能提高本国福利。Yordying et al.（2008）则认为如果本国企业的数量多于国外企业的数量达到三个或三个以上，在线性需求函数和边际成本不变的假设下，本国（出口国）政府将会先采取对本国企业征税而不是补贴的政策（即作为leader），进口国政府成为跟随者（follower）征收进口关税。另外，不仅出口行业的厂商数量影响政府的贸易决策，而且该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即各厂商市场力量的对比也会影响政策的制定。Ngo Van Longa et al.（1997）分析了厂商成本差异条件下，Herfmdahl集中度指数与需求弹性对于最优贸易政策的决定作用。

Driskill et al.（1996） 认为产品的耐用程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也具有影响作用。假定本国和外国两家寡头厂商生产同质的耐用品在第三国市场上销售或者出租。采用两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决定补贴额或者征税税率；第二阶段，厂商来决定在第三国市场上销售或者出租耐用品。结果表明，如果寡头生产商选择出售商品，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于本国厂商征税；如果寡头生产商选择出租商品，则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于本国厂商实行补贴。

Zhou et al.（2002）和Park（2001）认为出口产品质量的高低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对本国企业旨在提高产品质量的投资进行补贴或者征税）具有重要的意义。Tsuyoshi et al.（2008）考察的是具有纵向化差异的寡头企业在边际成本不变且不为零的政策选择。分析的结果恰恰有可能与Zhou et al.（2002）和Park（2001）的结论相反。即，在Bertrand竞争条件下，低质量的欠发达国家应该对于本国企业致力于改善产品成本的投资进行征税，高质量的发达国家应该对于本国企业致力于改善产品成本的投资进行补贴。Cournot竞争条件下，也正好相反。

四、影响因素之三：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

Nicolas （2000）考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一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效果。文章假定两个致力于吸引FDI的国家进行博弈竞争。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工资）和对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保护水平不同。如果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最大化本国的福利，而另一国则不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并不为本国出口提供激励）。这样两国就在吸引FDI上进行竞争。结果表明，相对于高工资成本的国家来说，拥有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在其关税水平低时能够吸引的FDI更少，而在其关税水平高时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如果两国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于低工资成本的国家来说，其进口保护政策能够起到出口鼓励政策的效果。但是站在本国福利的角度来看，低工资成本的国家虽然能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吸引更多的FDI，但是其福利却是恶化的，尽管其出口能力增加了。

五、影响因素之四：知识外溢、委托—关系

1.R&D与知识外溢（知识产权保护）。Diao et al.（1999）分析了R&D内生化推动的经济增长一般均衡模型。考虑到技术的跨国界外溢性，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于资源向国内R&D部门的流动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会显著地影响技术知识的跨国界外溢，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另外，自由贸易政策会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和长期的社会福利损失，尽管短期内会提高社会福利。Zigic （2000） 分析了一个双头模型——南北厂商（将全球企业分成南北两类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北方市场上进行产量竞争，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识外溢效应（南方企业可能违反知识产权保护（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条例来窃取北方的知识）条件下的最优关税问题。Julie（2008）和Julie（2005）则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条件下企业进行R&D合作的效应。不同的是，Julie（2008）分析的背景是企业进行Bertrand价格竞争。Julie（2005）则比较了R&D合作和R&D补贴的优劣性。另外，政府也会面临是对企业进行R&D补贴还是制定适度的IPR保护水平的政策选择问题。Kang（2006）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政府的最优决策是采取相对并不严格的IPR保护水平，同时对本国企业的R&D投资进行补贴。因为如果能让国外竞争企业增加R&D投入，就会增加本国的福利水平。此外，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成本差异和产品质量对政府的战略性R&D政策选择也具有影响。Naoto（2003）分析了Bertrand 和Cournot竞争条件下两国企业具有对称成本条件时，政府对R&D的补贴程度与本国企业的产品质量的关系。如果只有本国政府进行补贴，则本国企业将会生产相对国外企业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两国政府都进行补贴，则两国企业都有均等的机会生产相对于对方高质量的产品，这取决于政府补贴的状况。

2.委托—关系。Satya（1997）从微观经济角度——企业层面，研究了战略经营授权（企业所有者授权给企业经理人来决定企业的产量或者价格）及其国际贸易决策含义。不仅一个企业的产量和价格是战略决定的，而且其经营目标也是战略决定的。贸易政策会影响对经理人的激励，对经理人的激励又会影响贸易政策中的产量和价格决定。所以，战略管理授权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重要的关系。文章假定企业处于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上，以Vickers-Fershtman-Judd-Sklivas （VFJS）模型为基础，分析出口和进口替代行业。战略经营授权会减小出口行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规模。在寡占的进口替代行业中，最优关税要高于（低于）标准最优关税，如果企业进行产量（价格）竞争。当企业进行数量竞争时，进口数量管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合谋，从而使得本国企业产量减少，而且不再注重其销售量。战略经营授权还会减少各国从市场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Nolan et al.（2005）考虑了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政府选择是否进行补贴，企业所有者为经理人设定激励计划，经理人选择产量进行竞争。作者证明了如果企业所有者能够充分掌控经理人的行为决定，则政府的最优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决于成本和需求函数，而与产品竞争市场的模式无关，即与企业是设定产量还是设定价格来竞争没有关联。

六、简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属于政府宏观调控层次的内容，战略性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置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及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这一层似乎与其宏观外表相关。但是近年来很多研究越来越趋于微观化。特别是在产品性质（如耐用程度、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区分等），供求弹性，成本特征和行业特征、企业数量的比较，产业集中度等领域的研究将微观层次的研究推向新的起点。另外，在传统的博弈论研究方法上，逐渐拓展了Brander and Spencer（1985）的完全信息、单阶段博弈的框架，向政府和企业、政府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多阶段、不完全信息纵深发展。在实证方法上，也首次引入了实验室模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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