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江西何以成为中日必争之要地

江西是帝国主义入侵较早的内陆省份之一，但它却不像上海、汉口那样，在客观上从帝国主义国家对华投资开办近代企业中“获得好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又由于军队对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得江西成为内战的主战场，经济发展再次成为泡影。截至抗战前，江西各主要经济指标均落后于周边省份。

江西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抗战时期战事却非常频繁。纵观江西境内中日交战，先后爆发有马当之战、德安战役、南昌会战、赣北战役、上高会战、（浙赣）赣东会战、湘粤赣边区阻击战、赣江追击战等重大战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共有18次大的交锋，而江西境内就有南昌、上高、赣东（浙赣）3次大会战。该省境内之所以战事频发，大战接踵而至，就在于中日双方皆意识到其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

宁、沪沦陷后，武汉战略地位凸显，作为其屏障，赣北成为长江防线的重要堡垒

1937年11月12日，松沪战役结束，日军在占领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后，随即杀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外交、内政、交通、经济等各部及军事委员会已设于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方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攻占汉口可早日结束战争。认为：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中日双方这种对武汉战略地位的高度认同，使得武汉会战不可避免。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三期作战计划》，确定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的“持久战”、“消耗战”方针，以粉碎日军的“速战速决”的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通过将主力军置于武汉，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来达到目的。

国民政府将主力军置于武汉，主要出于如下考虑：首先江西北部地处武汉，该地区村落密集，工农业发达，交通便利，是战时军队补给的良好基地，闻名全国的鄱阳湖平原（赣北平原），即位于此；其次该地区居于武汉战区腹地，江河、圩堤交织，既可屯兵储物，机动兵力，又可封锁长江，堵截敌人沿江西进，因而能成为武汉的自然屏障。扼守此地，即可大量消耗日军，保卫武汉。

1938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作战指导方针，指出：国军主力集中武汉，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地障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施行战略持久战。并要另以有力一部，支援马当、湖口要塞，迫使敌人在鄱阳湖以东展开，阻止敌人向九江集中。

1938年6月24日，日军向马当发起攻击。自此，中日双方在赣北正式交火。日军在赣北共投入4个师团和1个旅团，另有80多艘舰艇，数十架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由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中方共投入10多个军又3个师及炮兵部队，由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昔日平静的赣北平原，变得枪炮轰鸣，杀声震天。

赣北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在狮子山、沙河、马鞍山、岷山、马回岭、隘口等地重创日军。尤其是德安万家岭一役，歼敌万余人，对延缓日军打开进攻武汉通道，牵制日军兵力起了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新四军军长叶挺发来贺电：“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哀叹：第一O六师团蒙受弱兵的污名，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进入相持阶段，长沙成为中日对峙新焦点，赣北因毗邻长沙而成为会战的主战场

1938年9月7日，日军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作出进攻华南的决定。10月12日，华南战争爆发。21日，广州失陷。这使得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但日本“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抵抗力量的企图也化为泡影，且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局面，从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湖南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应地，其省会长沙更是华中战略重镇。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因是西南前哨，又地处粤汉铁路要冲，成为屏障中国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其战略地位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中日对峙的新焦点。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即设于此，可见中方重视的程度。但长沙地区的地势不利于防御作战，故与之相邻的赣北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成为会战的主战场。

1939年9月12日，日本大本营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官，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日军。为配合汪伪政权对湖南地区资源的掠夺，9月14日，日军对赣北发起猛烈攻击，赣北战役爆发。以此为标志，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日军此战意欲在最短时间内，捕捉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企图集中打击第九战区主力，并在战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以此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日意志而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第十一集团军集中第六、第三十三、第一O一、第一O六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投入作战。仅赣北战场就有一O六师团全部、一O一师团的一O二旅团之一O三、一五七两个联队及一O一联队、骑兵联队各一部，飞机20余架、战车30余辆，装甲汽车40余辆、大炮50余门，总兵力计4万人。

中国军方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向赣北发起攻击。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严整战备，加紧部署，在赣北战场共投入12个整师及6门重炮，并确定了守卫赣北的基本方针。中国军方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主力转移至敌人侧翼，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人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

赣北战役，因我军各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日军非但未能歼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挫败中国军队抗战意志，而且损失惨重，伤亡达2万余人。赣北一役，是长沙会战获胜的关键，且有力地支持了桂、浙、闽地区的抗战，对全国军民的抗战起了重要的稳定作用。

作为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大量供应军民粮食，江西成为东南战场抗战的坚强支柱

抗战时期江西有78个县市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42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14个县市被日军长期占领。由于日军不断入侵，全省可供耕地日益缩小，但因农民辛勤劳动，精心耕作，提高了粮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使江西成为当时全国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有力地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

粮食是兵民之本。为稳定和增加粮食的产量，支持东南战场抗战，江西省政府打破陈规，在植物生产、动物繁殖、农业经营等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得积极效果。他们积极开展水稻品种检定工作，督促农民淘汰混杂劣种，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此项措施，每年增产稻谷15亿斤。与此同时，面对耕地日益缩小的不利局面，当局鼓励各地民众从事开垦荒地事业。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底，江西省先后颁布实施了“非常时期垦殖事业推进办法”和“各县办理垦殖事业奖励办法”，并收选难民1.32万余人参加垦殖工作，累计开垦荒地5.17余万亩。据1942年统计，共收稻谷800万斤、杂粮100余万斤及其他作物16万斤。

由于当局措施得力，更因全省人民的辛勤耕作，江西历年征得的粮食数目均很可观。与战前丰年相比，输出额超出甚多，保证了战时粮食的供输。除第三、第九战区驻赣20余万部队外，第三战区驻浙东、浙西及皖南部队，第七战区广东东江、北江驻军及第九战区湘东、湘北驻军，均曾靠江西大量供粮。其中，以第三战区数量最大，第九、第七战区次之。3个战区对江西的军粮供应评价甚高。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粮食等补给“复极圆满，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

战时赣粮除保证战区军粮供应外，还大量接济邻省。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就供应第三、第九战区军粮6900万斤，运济邻省浙江、广东、福建、湖南和安徽民粮、军粮4700多万斤。从1941年起，在国民政府征实征粮的19个省中，江西历年征收的粮食平均占全国的12%。因此有人预言，如果“失掉江西，便没有法子来支撑江南的战局”，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把江西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要塞凡尔登：“就粮食一项说，实负有支持东南整个抗战局面的最大责任”和“使命”。

东南沿海各工业城市大中型企业因内迁而停产，该战场所需的工矿物资主要由江西承担

战时江西多数产业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但工业建设的发展却遇到一次特殊的机遇。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完成了工业的初步建设，有规模的工厂最高曾达到一百余家。在落后的江西，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很了不起。

战时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各工业城市的大中型企业因内迁而停产，东南战场抗战所需的工矿物资就转而由江西承担，这就迫使江西大力发展本省的工矿企业。同时因海口被封锁，外货不能进入江西，给江西经济的发展腾出了市场。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需民用的供应，江西的有识之士紧紧抓住特殊机遇，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一大批工矿企业。设于吉安天河的江西炼铁厂，日产翻砂铁10多吨，年产7200吨，为西南各省的重要基本工业。设于泰和的江西机器厂和江西车船厂，设备完善，动力机及工作母机就有40余部，经营各项机器的制造与修复业务，保证了东南战场我军的武器供应及修缮。战时，虽然四川、云南等省均有水泥制造厂，但由于运输困难，供给非常不便，故江西的水泥供应成为战时大户。经济部工商调整处和中华水泥厂合资在江西省天河设立水泥厂，因原料丰富，可以自己生产，战时东南战场的国防工事建设所需的基本原料主要由江西供给。赣南大余的硫酸厂，所有设备均自行设计制造，年产硫酸40吨，后因东南各省急需，进行超额生产，所生产的各项物资均能满足军民所需，极大地支持了东南战场乃至全国的持久抗战。

江西省的炼铁、采矿、制造酸碱等近代化重工业，也完成了初步建设。1938年至1940年，新建工厂34家。到1940年底，就有工厂111家，总资本8711420元，在工厂数量、工厂类型等方面都超过战前水平。在战时环境下，江西工矿企业积极发展，在国内已占相当地位，使战时江西除完成物资自给自足之外，还能供应东南战场及西南各省需要，有力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成为东南战场坚持持久抗战的坚强支柱。

自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东南各省和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大都经过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到达四川，守住江西，就保持了东南与大后方的联系。鉴于其在抗战中重要的战略地位，江西成为中日双方必争的要地，一直战事不断，是第三战区、第九战区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战初期，赣北战场的作战滞缓了日军对武汉和长沙的进攻，是武汉、长沙会战中较有成绩的战。进入相持阶段，江西战场局势相对稳定，全境始终没有沦陷。基本上守住了境内相对稳定的对日作战线、相持线，作为东南战场连接西南大后方的纽带与通道和西南大后方的前沿与东南战场的后方，对支持全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