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内容提要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关键词 清初 官修《明史》 私家修史 史官 遗民史家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06-07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①官方史学的起步与史官制度的萌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三代时期即有不同职掌的史官存在，此后伴随着修史制度和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官方修史的传统亦代代相沿，赓续不断。私家修史的发端可追溯至孔子著《春秋》，开始打破官方对修史的垄断。自司马迁著《史记》，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志向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的气魄，一直激励着后世史家自觉地执笔操简，矢志于史。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早期史学已经开始形成官、私修史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关于各个时期官、私修史的主要成就、特点、得失和彼此盛衰消长的趋势等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但关于二者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迄今尚不多见，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官方修史对私家修史的重要引导和激励，布衣史家对官方修史的参与和襄助，正直史家对官方修史积弊的反思与回应等问题，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围绕清初明史纂修问题对官、私修史的互动关系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清初私修明史气氛甚为活跃，无论是从修史规模，史家数量，还是持续时间上看，俨然为私家修史之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渐高涨的“以史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推动；二是明史撰述较之其他私家修史领域，史料搜集相对较为便易，且与现实社会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时人所关注。即如后世学者所言：“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家对不起人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书店，1985年，第84页。具体来说，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以及“良史”精神的激励，是清初不同身份的史家、史官矢志于私修明史的重要目的和动机，也是得以同官修《明史》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原因所在。

一、清初士人对“名山事业”的向往与《明史》纂修

就清初修史群体而言，那些取得功名的士大夫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清初私修明史之群体，以往史家已多有论述，姜胜利先生将其分作遗民史家、与遗民具有某种联系的士人、参修《明史》的史官、官僚士大夫四类。见《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他们或有入馆纂修《明史》的经历，或为地方职掌官员，在执笔修史或主持修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他们之所以私修明史，除了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外，还离不开官修《明史》的重要导向作用。其中，傅维鳞撰《明书》、谷应泰主修《明史纪事本末》，即是十分显著的例证。

傅维鳞为《明史》纂修初期的史官之一，于顺治三年（1646）考中进士，顺治四年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之职，“得分修《明史》”。

⑥⑦⑧⑨傅维鳞：《明书》卷一百七十一《叙传二》，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虽然官修《明史》启动甚早，顺治二年清廷即下诏纂修，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旨在宣告新朝成立的政治举措而存在的，加上当时清朝统治尚不稳固，官方无法专心于所谓的“太平修史”之业，故而实际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以至“馆臣无可措手，史事无形停搁”，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载《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第114页。终顺治一朝，史稿“仅成数帙”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而已。傅氏作为一名颇有见识且恪尽职守的史官，对于当时史馆形同虚设的局面感触尤深，不免有“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⑥的感慨，从而逐渐萌发了私撰一代信史的想法。以此来看，官方修史难有进展的不力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傅氏决定私撰明史的重要原因，而较为清闲的史官职务，史馆所藏丰富的明代史料，则成为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于《明书》的成书经过，傅氏自称“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余部，九千余卷，参互明朝实录，考订同异”⑦而成。其能够遍览《明实录》和明代重要的野史家乘著述，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明史馆馆臣的重要身份，可以较为方便地阅览史馆内的丰富藏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傅氏所采取的将实录与野史、家乘著述“考订同异”、相互验证的史料方法，是很值得肯定的，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有明一代官修实录普遍存在“或夺于权势，或隘于见闻，或怵于利害，或徇于情面”⑧等缺陷，而私家野史著述又不免“各抒胸臆，不顾传疑，是非混淆，真赝参半”⑨之弊病，故而下决心通过仔细考辨各种史料的真伪得失来撰成一部传世信史。可见，其设想和立意是很高的。而这一撰述思想和方法既是对晚明王世贞关于“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的史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明史》纂修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康熙朝《明史》的重新启动，在史料采撰方面所确立的“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原则，与傅氏之思想可谓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