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执著与坚守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3—0139—03

一

20世纪40年代，位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为了方便校内穆斯林学生的就餐而设立了清真灶。为了管理清真灶而成立了“回民同学会”。“回民同学会”是由穆斯林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有理事数人，来自甘肃张家川（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法律系学生马通被推选为理事长。马通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冯虚（冯增烈，1926—1996）等人，创办了一份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刊物——《新录》。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办刊经费依赖穆斯林学生的捐助，经费十分困难。1949停刊，前后出版四期。主要向读者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和伊斯兰教教义，比如《为什么回民不吃猪肉》《为什么回民不食血液》《回民不食没有诵真主之名屠宰的牛羊肉》《回民婚丧礼仪》等等。自此以后，马通探究回族历史、伊斯兰教历史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他一生执著追求与坚守的志业。

马通在学习法学史时，因涉及罗马法和伊斯兰法，而从此“知道了《古兰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还是一部法学典籍，是可以研究的”。马通的家乡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他的家庭是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从幼年时期就听到教派、门宦中的一些矛盾与斗争，以及发生械斗的情形”，因而想到“教派与门宦”问题的研究，“经过与同学们交换意见，认为这个课题很有现实意义，从此就开始翻阅报刊杂志，访问一些宗教界人士，走上调查研究的漫长岁月”。思考的种子和问题的意识，在他的大脑里扎下了根。这是他漫长学术人生的开始。那时候，马通还不到20岁，他的名字还叫马春华，经名尤素福。但后来真正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马通。

在马通迄今为止勤谨、执著于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的60余年中，一共撰写了7部专著、50余篇论文，主编了2部志书，7部论文集和资料集，还参与了3种辞书词条的撰写。他的代表作《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细致周密，精见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被称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备受国内外学界的推重。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德国学者雷尼·戴凌称其“资料十分稀罕，学术价值很高”。有人称他为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有人称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研究的奠基人，有人称他为我国苏非派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奉献者。

他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二

1927年，马通出生于甘肃张家川一个经营皮货的回族富商之家。5岁入学校读书习字，常去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小学毕业后，进入秦安县的中学读书。1942年中学毕业，考入甘肃政法学院附中。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1946年4月，西安解放，还未毕业的马通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工作。11月，受派赴甘肃进行社会调查。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便随委员会迁至兰州。1951年初，被调至甘肃省民委，成为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民委副主任马青年的秘书，后又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延续着大学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着意于民族、宗教问题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并撰写了三四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提纲，自此在学术田地经之营之，孜孜石乞砣，60余年。

2000年，马通73岁，撰写了《古稀回顾》一文，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他在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些论著中，专著、论文集、志书、辞书，均已出版，有的甚至三版、四版，但50余篇论文却从未结集。10年后，他终于腾出时间，编集了这部文集。因他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临夏、兰州，古为边塞之地，为了纪念，便取名为《边塞纪事》。

这部集子，虽以“边塞纪事”为名，但所述不限“边塞”，文体也不仅仅是“纪事”，所收48篇文章中，既有撰写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也有怀人、纪事、纪行、会议发言等散文、杂著，还有两篇序文。依照主题，马通先生将之大致分为三类：“民族问题”、“宗教思想”和“历史人物”。这样的分类，仅仅是大略；这样的书名，仅仅是一种泛称，表达的或许是他感念过往、心系乡土的一种心绪。

如果仔细梳理马通迄今为止的著述年表，不难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论著撰写或发表的时间，是在1981年以后。有些问题虽然萌生久远，比如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思考，但真正结出果实，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最早出版于1983年；而他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是最早发表于1981年的，收录本文集中的《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

20世纪80年代，是马通学术生命的新生代，“学者马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自此之后，文章如细雨，绵密无尽，未尝稍歇。本书所收的全部论文，撰写或发表于1981年至2007年的26年间。26年，48篇，仅以数量而论，委实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26年，也是他7部专著、7部论文集和资料集、2部志书的撰写、编辑、增订、出版的时间，是3部辞书词条的撰写时间，也是参与、组织、主持全国几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时间。

三

马通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研究，虽有对人、事、物的缜密考订，但更多的在笔者看来，则饱含着以“求真”为基石的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经世之心。他主张将民族工作与民族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宗教工作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观点，20余年，一以贯之。发表于1985年的《论宗教研究与宗教工作的关系》一文中曾言，“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而以应用研究为主”，“一个宗教管理工作者，也应当是一个宗教研究工作者”。2002年在三亚全国回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民族问题与回族学研究》中曾言“研究民族问题，既要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也要重视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总结。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才能正确解决现实的民族问题”。马通还在发表于2005年的《民族研究工作需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发展和创新》一文中指出，“民族研究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