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歌”琐议

近期，在媒体和学术界，有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汇：“原生态民歌”；同时还有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原生态民歌的生存与保护”。

这个“词”和这个“话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追根寻源，它与过去一百年间传统民歌既受到持续普遍的关注、又多次被随意“加工修改”、否定、排斥、挤压或谓之“边缘化”这一双重命运直接相关。

所谓“持续普遍的关注”者，我们可以举出“五四”时期“眼睛向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抗战时期延安音乐家面对面采访民间歌手时对陕、甘、宁民歌词曲的完整记录、１９５０年代全民性的民歌普查以及从１９７９年至今的《中国民歌集成》整理工程，对于民歌资源的静态保存，它们无疑都是功德无量之举。所谓“随意”云云，则先有１９５８年掀起的全民性“新民歌”运动，是次“运动”曾出现过以简单粗暴的态度，违背民歌口传之规，不顾其民间基础，随意改动，胡乱填词，让某些传统民歌面目全非的做法，令后人大惑不解；后有１９６６年的“”，该“革命”以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行为，将民歌等民间文化一律打倒，禁唱禁演，排斥否定，让民歌文化置于从未有过的一种“黑暗”境地；再有就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潮流”，此一时期虽少了上述来自上面的“左”倾干扰，但过度的经济建设热、此起彼伏“风向”无定的流行歌曲热、旅游文化热乃至国民教育教材内容的偏颇等，造成类似自然生态所遭遇的“文化生态污染”，并将以民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步挤压到当代社会的“边缘”，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格局的失衡。

“原生态民歌”一词，大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正像音乐学的许多词汇是借用的一样，“原生态”也是来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一点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原生物”指“假想的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类型”（参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原生物”条》）。“生态”则指“生物在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活习性及生理特征”（同上书“生态”条）。它们复合后置于民歌之前，就赋予后者一种新的含义。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须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显然，“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１）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２）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３）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二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

那么，为什么要在传统民歌被进一步“边缘化”，甚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濒危性”之际，反而加大其含量，以一个颇具理想化甚至带有“假想”性的词汇见诸于当今社会呢？

我个人认为，从“民歌”、“传统民歌”到“原生民歌”，再到“原生态民歌”等用词的变化，既反映了学术界对不同时期民歌所处状况的判定，更反映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格局下人们对传统文化地位日益下降的一种警觉。就像自然生态严重失衡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吁建设“生态植被”、“生态经济”那样，取“原生态民歌”一词而登高一呼，实际上是在经历了近２０年的挤压、漠视后，传统文化界向国人发出的一个“警号”，一个立足于重建我们民族文化体系的警号。

表面看，这个“警号”是被动甚至迫不得己的（前不久我自己也这么说）。因为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们还常常把“无奈”一词挂在嘴边，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但这一次不完全一样，将“原生态民歌”和“原生态民歌的生存和保护”作为我们的理想也作为我们的警示，本身就含有“干预”文化生态现状的主动性、前瞻性及价值认知的自觉性。当然，这种主动性、前瞻性和自觉性不是空泛而盲目的，它来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某些变化。例如，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这一领域由无意间“缺位”到自觉“入位”的文化保护政策的转变，社会公众从全球化进程给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作的反省，学术界智士仁人的不断呼吁，媒体的介入与关注等等，都从一个方面支撑了这种主动性。特别是近两年来某些媒体的介入，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制作并推出的“魅力十二”，将近百首经典民歌做成系列专题，有原唱，有变体，有现场展示，有原传播地人文景观，有学者访谈等，对传统民歌进行了立体、深度的解释和展示。又如２００４年春节该频道举办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清逸・佳雪杯ＣＣＴＶ西部民歌电视大奖赛”，三十多个民族、三百多个歌手、九十几组节目，一连七个晚上在黄金时间播出，让亿万观众实实在在过了一个“民歌春节”。接着，又从中延伸出来“信天游歌王”、“三晋歌王”两场专题演唱会以及央视十五频道（音乐）“民歌中国”的亮相。更让人欣慰的，则是２００４年９月在山西左权落下帷幕的“中国第二届南北（原生态）民歌擂台赛”。该次赛事坚持以“原生态民歌”的单一原则进行比赛，实质上是年初央视大赛的深化和更加成熟的尝试。

显而易见，在文化主管部门、媒体、学术界、民间歌手以及不同层面观众的协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民歌热”，这个“民歌热”因为强调“原生态”及其“生存、保护”而蕴含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和一个改变民歌生存状态的远大理想。这个“民歌热”以“当代文化自觉”为基底，求自然而不造作，官方、民间、媒体、学者、听众，各尽其力，又各得其所，反映出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某种宽松氛围。正是，“但愿人长久，天涯共此时”。

也许有些朋友发出疑问：既然“原生态”的本意有“生物与环境互动”的基本原则，亦即不仅是“原歌手唱”，还必须在“原地”唱。那么，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频幕上、电台广播中或音乐课堂上，还可以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这个问题提得好！从绝对意义上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原生态民歌”，那就是由本土歌手在自己家乡日常的生活中传唱的民歌。然而，自从上个世纪开展民歌的记录整理工作以来，民歌由完全的口头文本变成了“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并存。加之，在文化宣传、教育领域因强调民族音乐的“抢救”、“保护”、“推广”而举办了不同形式、规模的汇演比赛，并先后在专业院校开设民歌课。由此，民歌也就很自然地出现在舞台、课堂、电视、广播中。这种变化，导致民歌的传唱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歌唱者不是本土的民间歌手，而是演员、老师、学生，尽管他们想努力保持原来的风格，但无论如何也与本土民间歌手的歌唱有差别。二是本土民间歌手离开原流传地，到舞台、电台、电视台、课堂上为各种听众观众表演。对此，我个人认为：１．民歌传唱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是１００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使然，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大趋势；２．上述第一种情形下所出现的民歌传唱，既与各地、各民族的民歌有关系，又有所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次生态”或“续生”型民歌；３．上述第二种情形，是自１９５０年代以来历次民歌、民间音乐汇演采取的主要方式。只是过去没有“原生态”这个词而已。可以说，这是我们在现代化环境下为保护民歌生态而选择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虽然，它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但已经充分表达了大家对“原生态民歌”的热烈追求和理想。而且我们相信，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保护，它确实具有积极的作用。

当然，我们是清醒的，我们一点也不乐观。以上述所谈及的几次对民歌文化生态及其传播、传承的全局性冲击，极大地伤害了民歌原有的健康“肌体”。同时，它也面临着未来更多更大的挑战：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民间习俗的式微、歌手群体的寥落、传唱环境的变迁、媒体的强势冲击、教育制度的不完善，都会程度不等地影响我们守护传统、维持民歌生存状态这一理想的实现。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努力把近期刚刚酿成的这个“民歌热”想法延展下去。比赛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它能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造出一种声势；它消减了民歌的某些“原生态”因素，但它会唤起各族民间歌手对自己“母文化”传承、创造的激情，当他们回到自己的乡土时，他们有可能成为一种象征，从而激发当地民众对原生态文化的呼唤。可以说，这才是对所有推动这一热潮的参与者最好的回报。

我们关注原生态民歌，是因为它维系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事业的整体走向。谁不从这样的战略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谁就会像吞食一直困扰我们生存环境的“沙化”那样，到头来，现实将报以我们一个文化的“沙化”。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作如此这般的选择。

一位当代哲人曾这样说：我们创造怎样的今天，也就在创造怎样的传统。诚哉斯言。愿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媒体、学术界、歌手和广大听众，以此为训，为传统文化，为原生态民歌，做我们应该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