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青铜情缘

她，没有上过大学，却拥有高级职称，登上了大学讲台；她，17岁进入上海博物馆，与青铜器结缘长达半个多世纪；她，靠勤奋和毅力成为中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她就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陈佩芬先生。

近日，听说陈先生来西安为“国家文物局铜器类文物进出境审核鉴定培训班”讲课，我们一行三人赶往西北大学宾馆采访了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陈先生却十分热情和健谈。她说每期《收藏界》她都仔细阅读，从创刊号到现在的杂志一期都不缺，全部摆放在书架上，因为她是《收藏界》杂志的顾问。虽然她没有给杂志写过稿子，但一直关注着杂志的成长和进步。陈先生的一席话，让我们见到名家时的紧张心情顿时释然，很快就进入了谈话的主题。

知遇良师　结缘青铜

1952年，成立不久的上海博物馆面向社会招录工作人员，刚满17岁的陈佩芬正在上高中二年级。陈佩芬的母亲特别偏爱她，在姊妹中只能去一个人的情况下，给她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上班。走进博物馆后，她就被那些花花绿绿、斑驳离奇的古董艺术品吸引住了，全心身地投入到工作中。过了不久，班主任让和她同班的姐姐来找她回去上学，劝她说，你高中还没有毕业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陈佩芬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婉言谢绝了老师和姐姐的劝说，放弃了读完高中、报考大学的机会，坚定地留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当时被录取的有200多人，陈佩芬是学历最高的一个，因为所有招录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大学生，她被分配做文物品的编录工作。上海博物馆对新招录的这批人员很重视，专门安排博物馆的蒋大沂、郑为等教授为他们讲授历史和文物知识。在这里，陈佩芬感到博物馆就像一所学校，既能学到许多历史及文物知识，又能接触到那些精美的文物艺术品，这一切对年轻的陈佩芬充满了吸引力，使她更加珍惜这份工作，庆幸上天赐给自己这么好的机遇。

1959年，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成立了征集编目组，吴朴营任组长，陈佩芬是副组长。征集编目组主要负责文物的征集和编目造册，这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博当时决定有计划地培养年轻的业务骨干，陈佩芬有幸成为馆内挑选的四个年轻人之一，从这时起她就把青铜器研究作为自己的目标。馆领导指定蒋大沂为陈佩芬的指导老师。蒋大沂(1904-1981年)，江苏苏州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华东文化部文物科科长，上海博物馆地方历史研究部、陈列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在青铜器及古文字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蒋大沂初次见到陈佩芬，觉得她历史知识和文物基础差，担心她干不了青铜器研究工作，就有意考察她的毅力与决心，他让陈佩芬用毛笔抄写容庚先生的《金文篇》和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佩芬生性倔强，她知道要想成为蒋先生认可的弟子，自己就要争一口气。于是她利用业余时间，以顽强的毅力，花了近半年时间终于抄完了这两本书，并装订成册，呈送给蒋大沂先生。蒋大沂看到陈佩芬在学习上有恒心，也有毅力和志气，从不收徒的蒋大沂破例将陈佩芬收为“开山”弟子。陈佩芬也是蒋先生唯一的“关门”弟子，因为他一生中只收过陈佩芬一人为徒。就这样，陈佩芬在蒋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许多文物、历史及青铜器方面的知识，为以后从事青铜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蒋大沂对陈佩芬的勤奋和好学很赞赏，他向陈佩芬特别推荐了马承源先生。马承源(1928-2004年)，浙江镇海(今宁波)人，1952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历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陈列部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被誉为“中国青铜文物鉴定第一人”，是我国商周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马承源当时担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主管文物征集和青铜器研究，他和陈佩芬的征集编目组正好在同一个办公室。当时马承源正在编辑一部青铜器方面的著作。陈佩芬在马先生的指导下，先后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及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等青铜器专著的照片进行了系列整理，并和同事每日练习青铜器的传拓，研究青铜器纹饰特征，同时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青铜器进行全面的梳理，对大部分有铭文的青铜器做了拓本。从那时起陈佩芬一直在马承源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青铜器研究，他们经常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参加各地的青铜器鉴定活动，一直到2004年马先生去世，两人合作时间长达50余年。在采访中，陈佩芬动情地说，蒋大沂先生是她从事青铜器研究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而马承源先生则对自己从事青铜器研究整整引导了半个世纪。

因祸得福　不幸之幸

1966年，史无前例的“”运动席卷全国，红卫兵“破四旧”风潮风起云涌，在抄家中，文物收藏品也成为“四旧”之一在扫除之列。上海博物馆所有的文物展览、征集、修复和各种学术活动都处于停顿状态，上海民间收藏的文物面临灭顶之灾。陈佩芬和热爱文博事业的同事们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领导向上海市政府报告，主动要求配合红卫兵并代管所抄文物，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于是上博征集编目组就成了抄家文物接收代管机构。这时馆内大部分中层领导因“历史问题”被批斗或靠边，于是陈佩芬和征集编目组的同事便担当起了接收文物的重任。她和同事24小时轮流值班，只要是红卫兵抄家送来的文物，都全盘接收。她知道这些文物中不乏珍贵文物，如果不接收到博物馆，就可能被送到冶炼厂或废品站毁掉。

陈佩芬回忆说，有一天“破四旧”的红卫兵打电话告诉她要将上海外滩中国人民银行(解放前汇丰银行所在地)门前的两尊铜狮子搬掉，因为这是英国人铸造的，是“封资修”的东西，问上博收不收。陈佩芬马上想到铜狮子虽然不是博物馆能陈列的藏品，但也是珍贵文物，何况它见证了上海滩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刚好上博新迁址的附近有一闲置的大演出厅，空出来作回收文物的仓库，她通知红卫兵将这对铜狮子送过来，完好无损地保管起来。现在，这对铜狮子几经辗转，完好无损地收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有一次，红卫兵送来一尊上海龙华寺的大型佛像，陈佩芬让他们小心地放在库房内。上世纪80年代初，这尊佛像完整无损地移交给上海市宗教协会。类似这样的事例陈佩芬遇到不止这一两件。

在“”中，上博的许多领导、专家都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和下放劳动改造。由于陈佩芬家庭历史清白，又没有参加各种派别，也没有卷入各种斗争，这使她能够安然地管理和保护这些文物。她和同事将接收到的文物认真地进行鉴别、分类、造册、拍照、登记，并且自己动手 制作保护盒套，将它们分别保管在陈列架上或存放在库房。在这些抄家文物中有大量青铜器，其中不乏珍品。当时上博的马承源、沈之瑜、郑为等专家学者，有的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被划为“反革命”，除了接受批判斗争，人人无事可做，但他们心中时时挂念着博物馆里的各种文物收藏品。陈佩芬成了这些人的“领导”，安排他们帮助整理从红卫兵手中接收过来的大量的文物收藏品。在整理、鉴别这些文物的过程中，陈佩芬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她在鉴定过程中虚心向博物馆的马承源、沈之瑜、郑为等专家请教，自己也不断揣摩、思考，从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文物鉴定知识。“”运动中上博的工作几近瘫痪，在这人人自危的特殊岁月里，她仍然尊重所有的老专家，偷偷地支持他们工作，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学习文物鉴定知识，正是这样的机遇，使陈佩芬青铜器理论和实践经验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她来说，可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据不完全统计，在九年中，陈佩芬经手保管的抄家文物达15万件之多。

1975年，陈佩芬将她负责保管的15万件抄家文物全部移交给了上博的其他人员管理，在移交时，15万件文物一件不少，件件完好无损。由于她和上博其他同事的努力，才使许多珍贵的文物在“”中免受损害。所以在保护上海民间文物方面陈佩芬和她的同事功不可没。

情系青铜　硕果累累

自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以来，陈佩芬在50多年的工作中不断总结青铜器的鉴定经验，进行学术研究，在青铜器鉴定和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1990年起就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铜器鉴定组唯一的一名女性委员，是海内外公认的青铜器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陈佩芬先后发表了多篇青铜器鉴定和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如上世纪80年表的《青铜器辨伪》一文，以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阐明了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对于青铜器辨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海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青铜器藏品，其中仅从战国到清代的青铜镜就多达两千多件。在汉代的铜镜中有一种透光镜，当平行光射到镜面时，就会反射出镜子背面的花纹。这种神奇的透光镜在古代曾被称为“魔镜”。这种铜镜在材料的成份分析和重新铸造的问题上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博物馆组织攻关小组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掌握了透光镜的成影原理，并且用比较可操作的方法，复制出了透光镜，这在当时轰动了中外文博界。陈佩芬就是该课题的参与者之一，并发表《西汉透光镜及其模拟试验》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陈佩芬先后出版了《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国古代青铜器》、《认识古代青铜器》、《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中国青铜器全集》中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国历代铜镜》等著作。

2004年出版的6卷巨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是距《中国青铜器全集》出版9年后的又一总结性、集成性的巨著。该书将图录及研究考释融为一体，共收入上海博物馆夏代至战国青铜器近700件(组)器物照片近2000帧，研究文字约50万字。透过夏商周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发掘其各方面价值，既是对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的条理性梳理，也是对我国青铜史的系统研究。已故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评价说：“此书的权威可管今后五十年”。

尾声

如今73岁的陈佩芬虽已退休，但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青铜器的研究。现在她正着手编著一本青铜器方面的辞典，同时还进行着战国时期楚国竹简的整理、注释工作。因为马承源先生讲过，整理、保存和注释楚国竹简的工作，比重新建一座上海博物馆更重要，但他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完成，陈佩芬铭记马先生的话，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马先生的未竟事业。她还热心培养青铜器鉴定专业人才，不顾劳累到全国各地讲学。陈佩芬像着了迷一样热爱青铜器研究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自己从事的青铜器研究上。年轻时她将自己的婚姻大事一推再推，直到“”后才结婚，这时她已是30多岁的大龄女青年。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一生不会做饭，年轻时在家吃饭由妈妈做，成家后由丈夫下厨。丈夫去世后，儿子和儿媳帮她准备好一个礼拜的饭菜(大都是半成品)放在冰箱内，吃的时候拿出来热一热，或者是在开水里煮点面条、饺子一吃了事。当我们担心这样会影响她的健康时，她淡然一笑，说这些营养就足够了，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操持家务。在日本工作的儿子多次邀请她去休养，她至今迟迟未能成行，甚至连孙子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因为她舍不得放下自己钟爱的事业。“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将一生心血都奉献给中国青铜器研究事业的文博女杰，在晚年谱写出更加壮美的人生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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