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舞蹈情缘

在咖啡厅，杨威略施粉黛，优雅地坐在那里。因为从事舞蹈行业的缘故，即便已近八十高龄，身体依然挺拔舒展；而大两岁的搭档袁水海笑吟吟地坐在一旁，不时颔首，绅士味十足。因为有过小中风，袁水海现在说起话来语速比较慢，有时发音会有些困难，这时杨威都会立即接过话头流畅地讲下去，哪怕是袁水海的个人舞蹈经历，她也如数家珍。

袁水海和杨威，一位是中国芭蕾舞界元老级人物，另一位是民族舞、古典舞、芭蕾舞方面的权威，与此同时，他们还是国内最早推广国标舞的专家，一同教学，一同出版了多部国标舞专著。如今，他们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舞蹈界的领军者、佼佼者，颇有知名度，相比之下，把他们培育出来的老师却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互联网上的资料也很少。然而，杨威和袁水海并不在意这些，他们更在意的是舞蹈给予他们的愉悦，忧心的是日后舞蹈的发展。

从同学芭蕾舞的师兄妹到舞校同事

高中毕业时，因客观原因无法报考法律系、新闻系，最后杨威选择了财经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乖乖女顺从了家里人的意见，在高考的转折点不曾往艺术之路张望。然而儿时就种下的文艺种子却并未因此枯竭，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地下党很活跃，用各种方式来吸纳青年人，其中包括艺术形式，各类舞蹈班也借此纷纷开设，优美的舞姿让杨威驻足，她开始了课余时间往歌舞团跑的日程，这一跑，就把业余跑成了专业。

学芭蕾、学民族舞，甚至跟着美国电影中的舞蹈场面边学边跳，杨威开始为舞而痴迷。生活拮据没有漂亮的舞蹈服，她与同学就把家里的被单、毛巾等蒙在头上、裹在身上跳。为了付学芭蕾的学费，杨威还经常把妈妈给她的车钱、中饭钱省下来。临近大学毕业时，杨威所在的舞剧团组建了一个文艺工作组去农村宣传政策，舞蹈家吴晓邦还特地为演出编排了几个节目，杨威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还学了很多当地的花鼓戏，积累了民间艺术技巧。然而当杨威从农村回来后，她发现无法跟上大学的学业，最后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对此，杨威也没特别遗憾，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最爱――舞蹈，并顺利地留在了红旗实验舞剧团，继续师承俄国芭蕾舞蹈家葛丽斯若娃、前辈舞蹈家吴晓邦及昆剧前辈汪传钤、张传芳学习芭蕾舞、现代舞和中国古典舞。1973年文化局把这个舞剧团正式接过来，成立上海歌舞团。

袁水海迈入舞蹈行业的大门与杨威有着类似之处。“那个时候男孩子一定要念书才有出息，所以家里人要我去念书，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当时的教材很多都是外文，我学得很累。我的兴趣还是在文艺上。”袁水海一字一顿地说。虽然那个时候学舞蹈会被人看低，但是他就是固执地喜欢上了芭蕾，参加了舞剧团的学习。16岁时袁水海开始师从白俄罗斯专家格列斯洛娃，每天早到半小时，晚走半小时，格列斯洛娃很喜欢这个刻苦的学生，自愿为他加课，减少收费。“解放前，地下党经常组织工农活动，主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唱啊跳啊，去教工农。我19岁时，解放了，那个年代需要有人用艺术的方式鼓舞人心，我也到了跳舞跳得最好的年龄，我家里人就同意我专门去学跳舞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跳得很好了，估计不会把我们这些学妹放在眼里。”杨威笑着回忆说。虽然同为一个舞剧团，但因为是不同级别的班级，他俩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建国后，吴晓邦把包括袁水海在内的五位学生带到北京，袁水海被安排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团当演员，1994年他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任教，成为中国第一位芭蕾教研组组长。在北京舞校，除了教学，他也是唯一一个学校派去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教师，深受专家喜爱，被称为：国内学习俄罗斯风格芭蕾最正宗的第一人。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接触中央领导人的机会，像、、贺老总等等，我们年年接触。”袁水海回忆道，“当时，与他们一起跳的是最简单的俄罗斯舞等。我原来有很多和一起跳舞的照片，可惜在时大都被烧掉了，只剩下一两张。”

1960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创办，需要广纳人才。第一任校长李慕琳看中了袁水海，因为他不仅双人舞跳得好，跟苏联专家学过6年的芭蕾训练，而且懂教学法，能教男女班，这样全方位的人才国内很少见。为此，李慕琳亲赴北京邀约，但是苏联专家却不点头，他们不愿意最好的学生兼同事离开。最终还是总理大笔一挥、钦点特批才放行。就这样，袁水海回到了上海，进入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芭蕾舞科，之后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舞蹈家：凌桂明、陈家年、林建伟、施惠等。“当年就是袁老师把我招进舞校的，袁老师很聪明，脑子很活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上课非常认真。”凌桂明告诉笔者，“另外他口才很好，很会说。可惜，上了年纪后小中风了一次，有一段时间讲不出话来，后来慢慢能说了，但是还是有点困难。师母玩笑似地安慰他说，你年轻时说话说得太多了，所以现在上天让你少说一点。”

调到上海市舞蹈学校，袁水海又碰到了以前舞剧团的小师妹――在民族舞科教学的杨威，成为同事的他俩经常在一起交流、排戏。袁水海和杨威都是很务实的人，所以意见比较相近，合作起来很默契。更让杨威感动的是，在的特殊时期，袁水海给予了她特别的精神支持。

因为杨威的父亲是早年的军官，虽然参加完抗日战争就退伍了，没有参加内战，但是在期间，杨威依然被列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由于会英语还被怀疑成特务。“那时有很多人对我有看法，连很亲密的人都贴我大字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把糖拿出来分给那些比我年长的已经生孩子的同事，等到的时候，他们说我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糖比较多。”杨威回忆道，脸色不由变得有些凝重。有一次，她和同事去看电影，当电影里出现一位出身不好的女子时，一位同事忽然说：“那就和杨威差不多啊！”冷不丁冒出的一句让杨威非常心寒，气愤、委屈等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她一时不知如何辩解。“没有这种事，这是不能比的。”坐在一旁的袁水海立马愤愤不平地提出，让杨威颇感温暖。

“那时我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人家一提到我，就说我思想偏激。大家都躲我远远的。但是袁老师没有。其实他出身好，完全可以在政治上歧视我，但是他没有，还帮我讲话。这种支持是很重要的。”回忆起当年，杨威有些唏嘘也有些感动。“因为我是搞业务的，政治不是我判断的主要标准。”一旁的袁水海憨厚地笑着解释道，没有什么大道理，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而真诚的人。

率先推广国标舞的黄金搭档

“”粉碎后，大家从牛棚里出来了，社会氛围也宽松一点，一些公共场合有人开始恢复跳国际标准舞，当时跳的更多的是老国标，袁水海和杨威也加入了这个群体。“学舞时很自然，一点也不枯燥，有时是通过家庭舞会的形式，把床和椅子都搬掉，留出更大的空间。我们想向老同志多学点东西，就带点蛋糕啊什么的去。”杨威回忆道。

“其实我当时在北京就学过国标，他们都觉得我跳得最好，能很快掌握，可以算是名声在外。但是――”袁水海向我这边倾斜了一下，稍稍压低声音说，“实际上，我跳得并不是很好。（笑）国标分为拉丁和摩登两种，我比较喜欢摩登，因为跟芭蕾舞中王子的气质比较像，拉丁比较奔放，我开始学时有点不太适应。”

国标与芭蕾同属外来舞蹈文化，袁水海对国标舞的喜爱也比较顺理成章，但是一直沉浸在民族舞世界中的杨威为何对国标舞也是痴迷非常呢？“我过去读的是教会学校，比较容易接受先进开放的思想，不太喜欢一些偏禁锢保守的事物。我发现，民族舞里有些动作比较拘谨。比如以前女孩子学花旦青衣，出场一定要跑圆场，那是旧社会裹小脚后形成的习惯，当然这是一种技术，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但是到了现在还跑圆场，我就不知道抒发了什么美。民族舞在革新，也在改变，包括学现代舞中的一些方式，但也没学透。所以我对民族舞开始有点叛逆，这时接触了国标舞之后，觉得这种样式很新奇也很美。还有一点是，搞民族舞的很多，学生毕业了不知道将来去哪。而国标舞既有审美价值，又有群众基础，大家可以自己跟着音乐跳，当做集体舞跳也可以。”

凭着深厚的舞蹈功底，袁水海与杨威很快掌握了技巧，在一群国标舞爱好者中脱颖而出。为了提高，他们开始了各种渠道的学习。听说日本人在北京办培训班，他们立马奔赴过去；一些外国的团体来中国交流，他们也匆忙赶去。然而要说真正的老师还是录像里那些未曾谋面的蓝眼睛高鼻梁，“一个转做医疗器械生意的英国老国标冠军来到中国，问中国的生意伙伴哪里有跳舞的地方，伙伴就介绍他到我们这里。他和我们碰面后喜欢我们得不得了，因为他说的动作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事先已经对录像资料进行了无数遍的揣摩学习。”在国标舞尤其在新国标开始传入中国的年代，袁水海和杨威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的接棒者，他们很快由学习者转为了专业老师，并快速地传授给年轻的一代。

一些大学邀请袁水海、杨威去上舞蹈普及课，袁水海讲芭蕾，杨威讲民族舞，然后两人合起来讲国标舞，边讲边跳，一下子就轰动了，引得各个大学、党校的培训班纷纷过来邀请。“那时是从交大、同济开始的。同济我们去了4次，每次大约有二三千人来听，讲堂里挤满了人，外面进不来的还砸门呢！”杨威笑着说。口耳相传，社会上的各种培训班也过来邀约，杨威、袁水海开始辗转于歌剧院大厅、青年会、文联俱乐部、大光明电影院边上的学校等好几个教学点，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们的课排得非常紧，比如在歌剧院的大厅里教学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排4节课，2节课拉丁，2节课摩登，80多个学生，满场的人影晃动，不得不分组练习。虽然那边的培训班教的都是业余的学生，但是我们坚持用专业的教学方法，有教学大纲、教材，事先设定计划好教学进度，各个动作也用画图的方式展示出来。”袁水海与杨威的教学班还吸引了很多老外，来自各个国家的学员在上海一同学习国际标准舞，无疑国际味十足。

随着发展，国标舞开始在交际的功能上增加了竞技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国际标准舞比赛，袁水海与杨威也培训了一个选手班，从1983年到1989年间，送出去了很多优秀的选手，在参加全国赛的时候，各个组别基本都能摘金夺银，包括常青组――两人加起来120岁――也是全国数一数二。“我们的训练很专业。我们的选手出去都是站有站相，走有走相，参加比赛上场前先有热身，而其他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来了就跳。”在选手班中也涌现出了曹洪、方俊等优秀学生，如今这些学生已经成为了国标舞中的主力军。

除了教学，袁水海与杨威还一起编译了《当代国际标准交际舞教程第一辑（现代舞）》《当代国际标准交际舞教程第二辑（拉丁舞）》《国际标准舞技法规范》《学跳交谊舞（第二辑）》《国际标准舞摩登舞技法教程》等教程，在我国舞蹈界有广泛的影响。同时，他们两人都是世界舞蹈总会国际评审，经常去国外做评委。此外，他们还是英国国际舞蹈教师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顾问，上海国际标准舞协会艺术指导。杨威还是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考试官，上海国际标准舞协会副会长。

国标舞热中的隐忧

《舞林大会》《舞动奇迹》等一系列电视节目掀起了一股国标舞风，各地喜爱国标舞的人越来越多，国标舞培训班也开得如火如荼。但是袁水海、杨威却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真正的国标。你看那些女明星就在那边扭，这里跳一下，那边跳一下，膝盖是弯的，讲不清跳的是什么舞，没有基本的形态，都不符合标准。”杨威表示。“但是不管他们跳得怎样，起码让更多人对国标舞产生了兴趣了，不是吗？”笔者有些疑惑地问道。“这些节目中有一种很不好的审美观的误导，以为露得多就是美。现在的一些老年人，本身已经发胖，没经过训练，肌肉已经松弛了，形体也没有，撩起短裙，露出大腿，特别不雅。而现在所谓的明星没有受过训练，凭着比较年轻就随便地大腿，也不美。没有受过训练的腿部肌肉是不一样的。”杨威皱了皱眉，语气有些激动，“其实国外跳国标舞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很优雅的。我们最近去参加国际比赛，服装方面就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譬如，14岁以下女孩的上衣，都是小圆领不能露大片后背，更不能戴亮片和各种饰品。男孩子的穿着也要求干净整洁，白衬衣、黑裤子，戴个小领带，绝对不允许露得很厉害。可是来英国比赛的一些国内的孩子，家长就让他们露背，有些小女孩还没有发育，就让她们戴个小胸罩。这时英国人就会很客气地说，你们的服装不合标准，要换掉。所以我们很多的东西要逐步正规起来，比如说15岁以下两个女孩可以一起跳，15岁以上的一定要男女一起跳，这是规范。但是现在国内的国标舞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很多舞者也不懂得什么是规范。”

杨威认为，现在国内拉丁舞方面存在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封闭，觉得女人的身体是要包起来的，不能随便被看，不像国外在狂欢节的时候人们跳拉丁舞，觉得女性的身体是美的，美好的东西就要尽情地展示。这里的展示并不指身体，而是尽情地舒展身体。另一个误区是，改革开放以后去学外国人的开放，开放到后来就是什么都敢暴露，但是露并不等于美。身体像脸一样，也要经常进行修饰的，不经常运动、锻炼的身体露出来并不美。”同时，在袁水海与杨威看来，国内国标舞中舞伴关系的处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双人舞中，男的是以引导为主，这里的理念是，男性是有力量的，是强者，女性是娇弱的，需要呵护带引，这好比男士是一个花瓶，女士是花，男士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女士尽情展示，芭蕾舞中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国内舞伴之间打起来的例子不少。有些男舞伴老是想要炫耀自己，光顾着自己展示，要女舞伴绝对地服从和配合，女孩子起来慢了，就拉着女孩的头发让她站起来。严重的，还把女舞伴打伤了，这些例子虽然是少数，但在这样的不协调的舞伴关系下，无法很快进步。”

如今，因为国标热，国标舞俨然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20来万人吃着国标饭，培训的、考级的班级比比皆是，且收着不菲的学费，这也让此行业的许多教师腰包鼓鼓。但是身为国标舞界权威的杨威和袁水海的生活却并不富裕，“我们不是很虚的人，如果玩虚的，我们也会像别人一样很有钱了。我们退休早，所以退休金很少，即便不时涨一点，到现在加起来也就2900元左右。幸好小孩在国外有支援我们。”他们透露，以前去大学讲课时，讲课费并不高，一次才3、5元钱，但是他俩从不计较，有时能拿个10元钱，他们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名气，很多学员慕名而来，但是他们对学员的选择是有要求的，“有一些小个体户是随便来玩玩的，在那边抽烟，还很吵，层次很低，所以我们就拒绝了。”随着国内各种国标舞比赛的盛行，也有不少机构想邀请袁水海、杨威这两位权威做评委，只要是不规范的，哪怕酬金再高，他们也一概拒绝。周围不少人觉得他们太保守了，甚至有人觉得他们“傻得要命”，但是杨威与袁水海诚恳而认真地说：“我们还是想正规地去推广国标舞，因为弄不好就会层次很低。”

现在杨威已经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专业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依然坚持教学和编写教材，接受采访前还忙着给学生评点论文。一些毕业了很多年的学生回校，看到上了年纪的杨威老师仍然坚持在讲台上，都很感动。然而，杨威只是淡淡地笑笑说：“这个专业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既然把她生出来，就要管着她。现在国标舞发展很快，如果我们的学生不继续学习新东西，一年就落后了。虽然在亚洲，中国的国标舞已经有很好的地位了，但是投入还是比较少。”

因为身体的缘故，袁水海现在很少教学了，不过他依然会经常同以前一起跳舞的朋友聚会。“不久前，北京舞蹈学院打电话让我回去写《舞蹈史》，因为我们那一辈活着的没几个了。”

回忆过往，杨威、袁水海与舞蹈的缘分已有半个多世纪，而他俩因舞蹈也结识了50多年，这些岁月里，没有特别的大起大落，也没有特别的诸如舞场冠军的辉煌，他们只是认认真真地跳着舞，勤勤恳恳地教着学。“《艺术人生》曾来找我，但我说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艺术人生的人，我是因为误会来到舞蹈界的，但是既然进来了就坚持下去，并坚持干好。”杨威很朴素地说。这份坚持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名利，却在舞蹈史上画上了重要的、无法忽略的一笔，而这实在的、厚重的一笔对舞蹈的发展而言，比其他所有浮华的热闹都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