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研究

摘要：产业扶贫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措施被广泛应用，而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正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云南省三个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访谈与问卷调查收集317份有效问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结果显示：能力建设所包含的五个因素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及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产业扶贫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于产业扶贫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关键词：农村贫困；扶贫；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产业扶贫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6-0053-06

贫困问题对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摆脱贫困也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历来重视扶贫建设，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政府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而我国目前仍有超7000万贫困人口，并且扶贫工作的实施也尚存不足，部分地区对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过于简单粗放，严重削弱了扶贫工作成效。因此，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必须在总结过去扶贫模式与成效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实现由单纯的资金调拨的“输血式”扶贫向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从而产业扶贫的实施也就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我国产业扶贫的开展具有一定盲目性，不能有效地将产业扶贫项目与当地的自然、人力资源相结合，对于产业扶贫与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这种在大方向上的模糊对于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当地贫困人口脱贫信心与积极性的打击。在以往对产业扶贫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政府和社区的层面，没有认识到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农户为单位，探讨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和效果，再结合政府、社区的扶贫开发措施对产业扶贫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假设

（一）关于能力建设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发展援助出现“援助疲倦”时[1]，能力建设以一种批判传统援助的形式出现，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能力建设主体的自身能力；二是提高在现实世界中主体采取行动的效率[2]。方劲[3]认为，新阶段农村的扶贫政策在资金援助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教育等方式注重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的提高，且这些精神上的“扶贫”比物质上的帮助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孙博[4]认为贫困是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造成的，故针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应从多角度出发进行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以经济为主，[JP2]文化为辅的反贫困模式。李倩[5]将自然界自组织理论应用于贫困问题研究，指出制约我国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而在于农民自身缺乏组织能力，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集体的力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二）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

产业扶贫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的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对贫困地区可利用资源的合理开发，设计出一套适合当地发展的各环节相互协调的完整产业链体系，通过产业链建设推动地区发展的扶贫模式[6]。早在2002年，Openshaw[7]就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地区可以通过砍伐木材创造就业机会以提高收入。Bigman等[8]研究了印度农村的产业扶贫问题，重点介绍了以地理区位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措施，提出了可行的指导方法。杨颖等[9]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将农业作为云南省的主要扶贫产业，同时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是云南省贫困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

可见，目前学界关于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对于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摆脱贫困提出了合理建议，但关于两者关系的定量研究目前却还没有学者涉及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并针对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依据。

（三）研究假设

随着“参与式扶贫”理念的提出，传统的以外部支持为主的扶贫模式逐渐被否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意识到，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及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张海霞等[10]指出贫困人口的参与程度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因素，只有贫困人口切实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使自身具备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李兴江等[11]指出贫困是由于贫困人口的能力低下所致，彻底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人口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同时，由于“参与式扶贫”强调村民在扶贫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摒弃过去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扶贫模式。因此，在做好贫困人口能力培养的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在监督的同时能够有效地对扶贫工作进行指导和帮扶[12]。可见，目前大多学者均认同能力建设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但学术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还无有关能力建设对扶贫效果影响的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参与式扶贫”的典型代表――产业扶贫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对能力建设究竟如何影响，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据此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a：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b：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c：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d：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H1e：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能力建设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a：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b：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c：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d：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H2e：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3个扶贫重点县的6个自然村，即香格里拉县团结村与汤满村、鲁甸县龙泉村与翠屏村、丘北县笼桥村与八道哨村为研究对象，以户为单位，于2013年7―8月份对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36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88%。

（二）研究变量

1能力建设水平量表。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确定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关于能力建设的测量借鉴学者李国青[13]的研究，共设定指标23个，其中有效问卷为317份，样本数与变量数的比例高于5∶1，在样本数量上达到做因子分析的要求。继而对数据进行KMO与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KMO指标值为0715，Bartlett球体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可见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分析，构造因子变量。经过三次旋转，得到如表1所示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由于篇幅所限，前两次因子旋转结果略去）。

根据表1，可将能力建设指标体系划分为5个维度，分别将其命名为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扶贫信息沟通能力、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及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包括交通便利度、免除农业税影响、扶贫项目对生活的帮助、现金援助机会和培训对生产的帮助程度；扶贫信息沟通能力包括扶贫资金公开度、获取销售信息渠道和反馈信息处理效率；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包括扶贫工作效率、村干部工作改进和帮扶项目公平度；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包括生产技能培训、生产互助组织、产业扶贫项目和扶贫情况的反馈频率；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包括生活状况的改善、收入提高难易度和获得资金难易度。

2产业扶贫水平量表。对于产业扶贫水平的测量，借鉴学者赵俊超[14]的研究，划分为5个指标，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对量表所选指标值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均达到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利用AMOS170将研究的理论模型转化为具体的结构模型（见图1）。通过此结构方程探讨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是否会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

四、结果分析

通过对数据分析，得到最初各假设的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1经检验，所假设的H1部分成立。由表4可知， 所假设的H1a及H1e成立，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均与产业扶贫呈正相关关系，而除此之外，其他3个因子对产业扶贫没有显著影响。

2经检验，所假设的H2部分成立。在假设的H2中，除农户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无明显正相关关系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及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均对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

3经检验，所假设的H3成立。表4显示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与产业扶贫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有两条作用路径，即直接路径效应值为0252，间接路径的效应值为0262。它是由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之间的路径系数（0446）和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与产业扶贫之间的路径系数（0588）相乘所得，因此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的总效应值为0514，即为直接路径效应值和间接路径效应值的总和。由此，能力建设各变量、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和产业扶贫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值，如表5所示：

根据表5能力建设各变量对产业扶贫总效应的计算，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的总效应值最高，说明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管理能力严重影响着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因此，贫困地区在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政府和社区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有效地利用扶贫资源，选择适当的扶贫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和社区合理使用扶贫资源，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各种类型的生产技术培训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与脱贫积极性，使得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JP]

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也有着重要影响。在针对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农户的参与意识，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扶贫项目当中。在农户与当地政府之间形成以实施产业扶贫为中介的良性互动，在农户具备参与意识之后，必须要进行的就是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提高自身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生态能力和宏观适应能力，使农户既具备参与产业扶贫的意愿，又有参与产业扶贫所必需的个人能力，这样才能够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达到改善当地贫困状况的目的。

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同样具有影响，政府的内部管理能力主要反映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及行政成本。对贫困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如果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能够合理分配和制衡、制度创新能力强、公共服务水平高、行政支出成本低，该地区的产业扶贫实施水平将会高于其它地区。因此，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实施来说，加强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建设与做好其它能力建设同样重要。另外，政府与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也有着直接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提高政府与社区扶贫相关人员履行职责的能力，以及利用扶贫资源脱贫的能力两方面，再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实施产生间接影响。

五、结论与展望

[BT2]（一）基本结论

本研究选取了云南省香格里拉、鲁甸和丘北三县的贫困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问卷中为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因素设计了合理的数据统计量表，并通过SPSS及 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检验与分析，以期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关系做出合理解释。通过本次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能力建设所包含的五个因素中，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产业扶贫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2.能力建设中的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对于产业扶贫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说明在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建设中，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的合理选择及实施管理、农户对扶贫项目的积极参与对于产业扶贫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3.能力建设中的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通过扶贫参与人员执行力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对产业扶贫产生间接影响。因此，除了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农户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外，加强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政府和社区的内部管理能力及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对产业扶贫同样重要。

[BT2]（二）研究展望

[JP3]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扶贫的文献搜集发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给本次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其次，由于受个人时间及精力所限，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存在局限性，对于能力建设和产业扶贫的研究有一定地域限制，可能会对研究得出的结论造成偏差。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在样本选择上可以扩大范围，尽可能多地在我国东、中、西部选择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收集数据，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JP]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量表的指标选取上尚存缺陷，由于目前学界尚无有关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的科学的测量体系，本研究所选变量主要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主观设想拟定，因此在科学性上有待加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产业扶贫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适当增加其它中间变量，构建更加合理的结构方程模型，继续完善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实施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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