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禄国的满族研究看民族志的书写

摘 要：史禄国的通古斯研究是根据在贝加尔地区和蒙古满洲地区的考察中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而这些分析研究的一部分是他在中国与其毗邻的各地方调查的最后几年中完成的。本文是对于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认识，即最普遍的村落民族志，试图通过对史禄国的书写轨迹对民族志的书写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史禄国；满族研究；民族志

史禄国（1889―1939），原名希罗科格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著名的通古斯学者。史禄国的通古斯研究是根据在贝加尔地区和蒙古满洲地区的考察中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而这些分析研究的一部分是他在中国与其毗邻的各地方调查的最后几年中完成的。在这些考察中，史禄国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包括满族在内的通古斯人。史禄国在他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前言中认为他对于满族的调查，在他的调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本文是对于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认识，所以本文只涉及最基础的部分，即最普遍的村落民族志。由于作者否定了《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在他的通古斯人研究体系中的意义，因此那本关于满族人的研究中的论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瑷珲地区的依彻满洲民族志来进行模仿和学习。

一、民族志中文献资料的运用

《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前言中史禄国提到了豪尔对其《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一书的评论，豪尔针对书中那个语言学方面进行了批评，而作者解释说书中所记录的满族氏族名称的解释是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满人那里听到的。豪尔认为这些解释是出自作者本身。豪尔的疑虑并非不无道理，史禄国的解释也难以服众。书中提到的氏族名录及其解释，加上后面关于亲属称谓的图，很有可能都是作者直接借用二手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的。若是作者直接从田野中得到了第一手的调查结果，那么作者肯定是会在写作之时进行详细的标注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在其他书中对此问题进行澄清，这说明当时作者对这部分内容并不自信。由于这个系统过于复杂和庞大，作者只能依据文献资料在调查过程中进行验证，而非通过访谈得出资料。然而这也只是猜测，至于史禄国当年是如何做，现在也无从考证。

但这种对待文献资料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所要进行考察的事项过于复杂或者搜集材料难度较大时，可以恰当地运用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并进行整理分类，再从中提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最后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对已经整理好的文献不断的验证和修改。文献资料可以为我们自己进行民族志调查节省很多时间，但别人搜集的资料自己运用起来也有诸多不便，如何应用好他人的资料也是值得学习和不断熟练的。

二、田野调查的展开和书写

在进行民族志材料的搜集时，需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了必要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是另一个重要的搜集材料的方法。它需要调查者亲自参与到所要进行调查的社会生活当中，从中观察自己想要得到的材料，要求调查者“进得去，出得来。”调查所要求的广度和深度不必多说，它要求调查者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的细枝末节也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这样才有说服力，也才能将所要了解的东西更加详细和真实的记录下来，无疑这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里主要想说明的是民族志的书写。从史禄国的这本书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民族志的书写方面有三个特点，首先就是在深入描述完一个事件之后都会对其描述的事件做一个精炼而又准确的总结；其次是在进行书写时将描述一个人的具体特征的定语置于具体称谓之前这种方式；最后就是在民族志材料的书写之时加入少量的分析和总结，这样文章会显得更加完善。若是按照西方民族志来讲，我国的民族志材料调查范围窄，内容也不够完善和深入。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的民族志书写来要求自己，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天下范围内中国有中国的礼仪，有一套能够构建社会关系的立法以及与之相伴随着的固定化的仪式，对于西方人类学研究而言，他者指的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而对于我国人类学研究来讲，我们的他者指的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

三、我国学者进行民族志书写的两个特点

反观我国的民族志，内容大多继承了国际上的研究惯例，田野考证如文献资料搜集相结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的学者在进行民族志资料搜集的时候不会对两关系性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史禄国在最后一节“满族人的生活和组织的若干特点”的最后还特别就两性关系去进行说明。而我国学者对于两性关系方面避讳较多，甚至绝口不提。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人类学者喜欢把田野点选在国内，像李安宅那样去美国自留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或者说，此类的专著很难见到。我国人类学者大多把田野点选在华南和华北，而非像国外人类学者一样有对于异族文化的书写。大陆学者如此，海外华裔学者也比较倾向于华人社会的研究，在海外进行外国的华人社会研究的也很多。

上述两点不同可以归因于我国民众的信仰体系，就像史禄国的田野调查是在为俄国做事，有美化俄国的烧杀抢掠之嫌一般，我国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也受到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所制约，中国对于两性关系的禁忌是一种难以提及的研究禁忌，在这方面外国学者本身没有这种禁忌因此在进行此方面的考察时相对轻松，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学者往往持有一种对陌生知识的崇敬态度，往往更可以将其不愿与同胞言说的材料讲给外国学者。在中国“根”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何海外华裔人类学者钟情于华人社会的研究。而大陆学者对于华南华北的考察则有可能是找出中国社会的顽疾，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是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献计献策。这和一些西方民族志调查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对于人类学这个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有理由以中国的礼仪进行对待，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所能做的便是沿着前人的足迹不断摸索前行。

参考文献

[1] 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3]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4]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书后[J].西北民族研究，2012，（2）

[5] 兰善兴.西方何以作为他者[J].西北民族研究，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