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大学生自杀问题思索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大学生自杀现象逐年增多,经系统分析呈现若干特点。从涂尔干采用社会视角研究自杀问题至今,教育学也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伴随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几乎所有的理论阐释都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当代社会已成为风险社会,例行化、有序性消失了,致使大学生在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中产生了“存在性焦虑”、“信任危机”、“本体性安全威胁”等问题。当然,风险社会也提供了发展机遇,要求大学生持有批判视角、群体意识、反思性选择能力,并在“时空迷失”、“抽象体系泛化”的日常生活中,既注意自我保护,又防止自我保护的过度或异化。

关键词：大学生自杀、风险社会、自我同一性

近年来,中国大学生自杀现象逐年增加,相关问题已引起教育学界的高度重视。从涂尔干采用社会视角研究自杀问题至今,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的后续研究和新的探索。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理论突破,但伴随风险社会的到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几乎所有的理论解释都面临严峻挑战。基于此,本文在透视近年来我国大学生自杀特点、涂尔干研究的基础上,借用吉登斯、贝克等学者的风险社会理论,试图对大学生自杀、自我保护、自我同一性等问题进行理论解读的尝试。

从200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对全国各类媒体、有关期刊查找到的数据进行统计,(注:包括各种报纸、相关刊物、电视节目以及SOHU.SINA.YAHOO.TOM等网站和BAIDU.GOOGLE引擎搜索到的全部数据。)全国共有705名大学生(包括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内)自杀,其中568人死亡,137人存活,自杀死亡率80.6%。重点大学学生的自杀人数远高于一般大学。经系统分类整理,呈现如下特点。

(一)自杀人数逐年增长

2001年自杀大学生8人、死亡8人;2002年自杀27人、死亡19人;2003年自杀62人、死亡48人;2004年自杀68人、死亡51人;2005年自杀116人、死亡83人;2006年自杀130人、死亡106人;2007年自杀143人、死亡120人;2010年自杀151人、死亡133人。8年来合计自杀705人、死亡568人。可以看出,伴随自杀人数的逐年增加,死亡人数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1年到2002年自杀大学生人数增长了237.5%,从2002年到2003年增长了129.6%。

(二)女性人数多于男性

2001年自杀大学生中男性6人、女性2人;2002年男性10人、女性17人;2003年男性29人、女性33人;2004年男性33人、女性38人;2005年男性53人、女性63人;2006年男性58人、女性72人;2007年男性63人、女性80人;2010年男性69人、女性82人。8年来合计:男性321人、女性384人。可以看出,女性自杀人数明显高于男性。此结论与长期以来社会学界的已有研究相符。(注:上官子木:《中国人自杀现象的本土特点》,《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4页。)也有研究者称“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是中国三大自杀特征之一”(注:《半岛晨报》,2003年11月20日。)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高校大学生中女性总量小于男性的现实状况,(注:经查找2001至2006年的《中国教育年鉴》,女性大学生总数小于男性大学生总数。以2004年为例,女性研究生占全国研究生总量的41.57%,普通本专科中女性大学生占45.65%,成人本专科中女性占49.05%,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女性所占比例均低于50%。参见,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2005》,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显然大学生群体中女性自杀比率明显高于男性。

(三)理科生多于文科生

2001年自杀的大学生中理科6人、文科1人、专业不详1人(注:相关报道中某些大学生所学专业、学历层次、年级等信息不详。);2002年理科10人、文科5人、专业不详12人;2003年理科28人、文科26人、专业不详8人;2004年理科31人、文科27人、专业不详10人;2005年理科60人、文科44人、专业不详12人;2006年理科67人、文科52人、专业不详11人;2007年理科86人、文科41人、专业不详16人;2010年理科79人、文科51人、专业不详21人。合计:理科学生367人、文科学生247人、专业不详91人。可见,理科学生明显多于文科学生。

(四)本科生多于硕士研究生、专科生

2001年自杀大学生中,本科生5人、专科生1人、硕士生1人、学历不详1人;2002年本科生12人、专科生5人、硕士生2人、博士生2人、学历不详6人;2003年本科生26人、专科生5人、硕士生9人、博士生3人、学历不详19人;2004年本科生40人、专科生10人、硕士生7人、博士生2人、学历不详9人;2005年本科生62人、专科生10人、硕士生14人、博士生7人、学历不详23人;2006年本科生65人、专科生12人、硕士生20人、博士生6人、学历不详27人;2007年本科生73人、专科生14人、硕士生18人、博士生8人、学历不详30人;2010年本科生82人、专科生16人、硕士生11人、博士生9人、学历不详33人。合计:本科生365人、专科生73人、硕士生82人、博士生37人、学历不详148人。可见,本科生自杀人数最多,占总数的51.8%,居于首位,其余依次是:硕士生、专科生和博士生。

(五)毕业年级高于其他年级

在自杀的365名本科生中,一年级学生31人,二年级学生73人,三年级学生95人,四年级学生155人,年级不详11人;在自杀的82名硕士生中,一年级学生16人,二年级学生27人,三年级学生31人,年级不详8人;在自杀的73名专科生中,一年级学生14人,二年级学生23人,三年级学生29人,年级不详7人;在自杀的37名博士生中,一年级学生5人,二年级学生11人,三年级学生17人,年级不详4人。可以看出,高年级学生自杀人数多于低年级学生,且随年级的增高自杀人数也逐渐增多。

(六)学年末最多、暑假相对较少

按月份将自杀的705名大学生排列则是:一月份46人、二月份46人、三月份51人、四月份58人、五月份70人、六月份83人、七月份62人、八月份59人、九月份70人、十月份56人、十一月份60人、十二月份44人。可见,学年末(六月份)为大学生自杀的高峰期,接近学年末(五月份)和学年初(九月份)为大学生自杀的次高峰期。正如有报道称,“在短短的数天内(2006年6月8日至6月16日),北京市已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身亡,还有天津、武汉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

(七)自杀方式以跳楼为主

按大学生的自杀方式进行统计,跳楼372人、占52.8%,服毒65人、占9.2%,上吊41人、占5.8%,投水31人、占4.4%,割腕26人、占3.7%,撞车8人、占1.2%,用煤气7人、占1.0%,自焚2人、占0.24%,不详153人、占21.7%。可以看出,自杀大学生采用最多的方式是跳楼,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他方式按由高到低的次序为:服毒、上吊、投水、割腕、撞车、用煤气、自焚等。在上述各种方式中,以跳楼和上吊的死亡率为最高,割腕的死亡率最低。

(八)情感、学业呈两大诱因

按自杀的首要诱因进行统计,在705名自杀大学生中,情感原因127人、占18.0%;学业114人、占16.1%;心理疾病56人、占8.0%;就业46人、占6.6%;人际关系44人、占6.3%;经济贫困39人、占5.6%;厌世35人、占4.9%;负罪或蒙冤33人、占4.6%;生理疾病33人、占4.6%;不满身材相貌31人、占4.4%;诱因不详147人、占20.9%。可见,情感、学业成为大学生自杀的首要诱因,其余按比例由高到低的次序为:心理疾病、就业、人际关系、经济贫困、厌世、负罪或蒙冤、生理疾病、不满身材相貌等。

另有调查发现:“大学生是自杀观念形成的高风险人群。大学生自杀观念的检出率高达21.27%,其中存在轻度自杀观念者13.35%、中度自杀观念者4.75%、严重自杀观念者3.17%;女大学生的自杀观念多于男大学生;二、四年级大学生的自杀观念多于一、三年级大学生;抑郁情绪是导致大学生自杀观念形成的决定因素,抑郁情绪越严重者,自杀观念越强烈;就业压力、学习状况、人际关系、恋爱、家境等因素对大学生自杀观念的形成也有显著影响。”(注:刘连龙等:《大学生的自杀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8页。)北京联合大学的一项关于大学生自杀倾向的调查显示:有近1/3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曾有过自杀念头,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焦虑、抑郁、悲观、孤僻、烦躁不安、强迫症、偏执、睡眠障碍、网络或游戏成瘾、物质滥用等问题,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注: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曾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调研过大学生的自杀倾向问题,调研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公布。可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及相关的抑郁、焦虑等问题已十分严重。

何谓“自杀”?涂尔干界定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2页。)个人的积极行为,如喝毒药或上吊;个人的消极行为,如绝食或拒绝治疗等都属于自杀。前者直接导致死亡,后者间接导致死亡。据此,自杀还包括因不愿投降的军人的自裁或海军的自沉其船、妻子的殉葬、恋人的殉情等等。涂尔干曾明确排除天气、人种、精神病、模仿等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并以“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为自变量,来阐释特定社会的自杀率,区分出“利他型”、“利己型”、“失范型”和“宿命论型”四种类型。如何防止和消除自杀呢?涂尔干提出:“第一,对自杀者进行惩罚,不给他的尸体落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的权利,没收其财产,以警告其效尤者;第二,对悲观主义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第三,改进教育,培养人们的坚强性格,增加信念;第四,重新发挥家庭在防止自杀中的作用;第五,最主要的是恢复行会,建立不同职业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体组织联系起来。”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尽管文献数量可观,但具有创见的却很少。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发展或改造涂尔干的理论,对其的假设进行批评、结果进行验证、理论进行完善等等。回顾自杀问题研究的理论脉络,可以看出:第一,社会学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已形成独特的视角,由此明确区别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生物学等;第二,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出现了新的分化。实证研究尽管仍在继续,但明显有弱化的痕迹,解释社会学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且逐步形成了以群体或个体方法论为准则的研究方法,并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第三,自杀的原因,除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个体生理、心理因素外,多种社会因素常常纠集在一起或称以“结构化”的方式共同产生影响;第四,突出的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家庭、组织或群体、信仰等,特别是社会转型、贫困、角色认同以及相关的认知、情感等因素;第五,自杀者的人格特征,包括:焦虑、抑郁、悲观、狭隘、偏执等;第六,自杀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建立社会预防机制、普及相关知识、及早进行心理疏导、改进组织管理、帮助个体增强群体认同等等。(注:如美国大学应对大学生自杀的方法主要包括:学生注册报到必须提供保险证明;校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心理问题;心理咨询专家和医生走进宿舍;开设相关专业课,鼓励学生探索心理健康知识;通过教授志愿者密切和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鼓励学生成立社团,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同学;寻求社会支持;建立网站,便利学生随时查询信息;权衡休学的利弊;以及其他一些做法等等。参见,房东波:《美国大学生的自杀现象及其防范措施》,《世界教育信息》2006年第8期,第36-37页。)

循着涂尔干的研究思路,作为社会行动者,当代大学生作出生命的选择常常与对其施以制约和影响的社会或群体情境密切相关,社会和群体中的各种因素构成了其行动的“特定情境”。这一“特定情境”对行动者产生的影响是通过情境中诸多因素与行动者之间发生作用的,没有行动者的参与,“特定情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特定情境”中的诸多因素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甚至重叠交错,对行动者的作用或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发挥作用的性质依赖于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或手段,即由这种“外在情境的内在化”所生成的倾向以及行动者采取何种行为。分析当代大学生的自杀现象,与行动者个体关系密切的情境主要包括家庭、高校(注:某些研究者在探讨大学生自杀时,常常把原因仅仅归结于教育或大学。应当承认,教育或大学对大学生自杀的确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教育或大学都植根于结构化的社会之中,大学生作出如此选择,与其他社会因素以及其个体因素密不可分。因此,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教育或大学,更不能无休止地抨击、责问,甚至对教育或大学完全失去信心。)和当代社会背景三大类。鉴于目前从家庭和学校两个纬度对该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多探索,故本文仅阐述社会背景。

那么,当代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有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东西南北以及传统与现代这三个维度的交叉点上,我们的“当下”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序列和时间的交错,我们的“地域性”中聚集了现时代的诸多矛盾冲突、各种社会思潮以及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对话。显然,在这个时期极易产生心灵的动荡和自我的分裂与矛盾,大学生面对多种可能的选择往往不知所措,甚至行动失去依据。(注:朱葆伟:《关于哲学的问题研究》,《现代哲学》2003年第1期,第39页。)不仅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急剧的变革,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风险社会理论”异军突起。其代表人物、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代人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当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所谓风险(risk),原意指冒险或危险,源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贝克将其分为三重涵义。第一,风险是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风险的概念因此刻画出了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种特有的、中间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对具有威胁性的风险的认识决定了思想和行为。”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178-179页。)风险指涉的是一种特殊的现实状态——“可能永不或尚未能够”,不再信任(安全)但尚未毁灭(灾难)。风险是对现实的建构,既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又涵盖认识论意义上的参与。第二,风险是一种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方式。风险成为一种驱赶人的力量,其思维强迫人们活在未来,它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使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它的影响,甚至提前作出某种准备。第三,风险是事实声明与价值声明的混合评估。“风险声明既不仅仅是真实的声明又不仅仅是价值的声明。相反,它们要么同时是两者,要么是基于两者之间的某些物,……风险直接和间接地与文化定义及一种可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生活标准相联系。因此在一个风险社会中,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想怎样生活?”⑤可见,风险既不只是主观感受,也不仅仅依赖于社会因素,而是二者错综复杂的混合物。

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贝克通过与工业化社会的比较后指出“害怕”是当代风险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典型反映。“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注: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风险社会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是“存在性焦虑”,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则是“信任危机”。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anxiety)是一种植根于心灵深处的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不确定性是恐惧的根源。当代大学生个体之所以常常出现存在性焦虑以及其他种种“所谓的心理问题”,其实都源于社会情境中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什么不确定性会导致焦虑呢?吉登斯借用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关于“本体性安全”的研究,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security)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例行化”是个体行为的条件。“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译序。)而风险社会则打破了大学生生活中已有的经验、既成的惯例(如:价值观多元、教育改革、就业危机、“速食”爱情等),挑战了人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导致了存在性焦虑。他的研究还表明,社会生活的“例行化”是个体行动的外在条件,置身于例行化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知道应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反之,如果社会生活没有了例行化,会导致个体不知所措,其体验和表现就是焦虑、烦躁,甚至悲观、抑郁。(注:大学里流行的顺口溜:“大一嫩,大二娇,大三忙推销,大四没人要”;“20岁前没有谈过恋爱,人生是不完善的”;“上大学就是养养神、认认人、记两词”等等。)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挑战的正是大学生的“惯例”或“例行化”。大学生的生活重心在未来、希望在将来,但未来是什么、未来如何,在当今这个充满风险的社会,没有人能提供确切的答案,甚至理不出解决答案的必要线索。不确定性取代了经验与传统,个体行为的选择或取舍都要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左右和摆布。生活在不确定性、充满风险时代的当代大学生,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整合状况下降、社会失范、特别是大有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市场经济浪潮,他们无所适从,犹如漂泊的浮萍,没有了根基、失去了归宿、心灵不安、内心恐惧,他们只能无休止地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不仅如此,风险社会还使大学生在对左右自己命运的种种不确定性进行反思、追问或有意控制的同时,大学生自身也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风险的根源。(注:有学者曾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了操作化探试,内容包括学生住所安全感、饮食安全感、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九项指标。结果显示:学业和就业压力过大,饮食安全感不高,心理健康和情绪存在阶段性差异。参见,赫剑梅:《风险社会与和谐校园: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量化分析——一项关于兰州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社科纵横》2007年第12期,第269页。)正如贝克所说,“‘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把注意力引向对风险——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风险——的有限控制能力上。主要的问题是,在人为的不确定性的状况下如何作出决定。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注: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可见,即便在知识的拥有量上占据优势的大学生,与同龄人相比,仍然存在较高的自杀率和更为严重的焦虑、抑郁及悲观等情绪。(注:杨美荣等:《大学生与同龄社会青年抑郁情绪的比较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5期,第132页。)个体不断反思和追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遭遇现实风险时不保守、不退避,勇于承担生存的重负,坚持多元的统一,它是在了悟生命真谛后的主动进取,是自我在扬弃和重构过程中的不断完善。

那么,在当代风险社会情境中,大学生应如何摆脱“自我分裂”或“自我矛盾”的困境呢?哈贝马斯认为,出路在于将个人置于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中。个体只有在这种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才能稳定地存在下来。这个共同体还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提供了可能。任何根据道德进行判断和行动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中得到认可,任何在被认真接受的生活历史中自我实现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的共同体中得到承认。“如果我作为一个人格获得承认,那么,我的认同,即我的自我理解,无论是作为自律行动还是作为个体存在,才能稳定下来。”(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尽管福柯寻求自我同一的途径、具体方法与哈贝马斯明显不同,且福柯采用将自我放在个人自身孤独的改造方面,但他特别强调个体同一性的寻求必须同群体、社会的整合机制和交往机制密切结合起来,公共领域是个体自我构成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由此,自我才能以“社会情境”为参照,并在社会、群体中确定并认知自己,摆好自我的位置,通过不断修正自我,最终完善自我。

大学生的自我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和合作中,大学生才能最终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也只有在与他人的和谐共处中,才能实现心灵的真正统一。正像每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一样,要实现自我同一性就必须以宽容、友善、诚信、公正、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人,并努力为社会、群体作出贡献。也只有做到自我同一,才能给他人创造宽容、友善的人际交往环境,才能既善待他人、又善待自己,避免极端行为或不良情绪的发生。因为“一切存在东西都是通过某种别的东西而存在的……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都是通过某样别的东西而生机勃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