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对学术自由的启示

摘 要：“价值中立”思想作为马克斯・韦伯的代表性理念，其演变经历了时代和知识发展的锤炼。其中，价值中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思维上的定位和方法上的逻辑，同时也为大学、政府、社会提供了共同的理性对话平台。寻求价值中立对学术自由的启示，向真理回归是大学和学者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学术权利；理性；学术自由

价值中立作为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学说之一，对学术界的影响经久不息。然而，诚如人类文明的演进一般，没有任何学者的学说被永远奉若上宾，更多地学说在探索中不断被完善，最终方能成为指引人类自身前行的航灯。韦伯的“价值中立”的学说亦是如此，在经历了历史的浪淘之后，方显出真金之璀璨。

一、起源及演进：价值中立的思想起点和发展路径

同任何一门学说的产生一样，“价值中立”也有其自身的思想和知识起点。有不少学者在讨论韦伯的学术思想时，通常认为韦伯的思想有汲取孔德、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思辨模式；也有同新康德主义和“阿尔特霍夫体制”这样的保守学术群论战的成份。除去这些影响之外，我们还应将羁绊的沉雾拨开，从欧洲西方世界的知识演进方式上入手，才能有拨云见日之效果。

第一，西方的知识发展形式同我们本土意义上的学术模式有所差异，如果戴上以本土思维为色调的眼镜去观察西方问题，势必会南辕北辙。首先，西方社会的学术知识自古希腊起，始自一种基本的思辨模式――“二元分立”。这种由苏格拉底时代起建立起来的如“本质与表象、理论与实践、真理与谬论”的二元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是韦伯“价值中立”思想的一个大前提。因为有了二元对立，就需要引入一种相对客观和公正的思维尺度来保证学术研究态度不受这二元带来的价值观的左右。其次，有了知识的二元分立，其结构的多样分化才成为可能，但知识多样化会伴随多种价值属性的出现，价值多元化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泛滥反倒有颠覆整个社会公允价值的危险，大学在保留和传承共同价值理念上有天然的责任，坚持中立的视角是辨别多种价值观的基础。同时，学者需要保持在纷乱价值群中“身份和态度上的独立”，然后才能有使用学术权利的资格。再次，学术研究是一个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常常要面临社会、历史和传统的挑战。学者经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跟随社会大众的步伐，研究的学术属性被削弱，而到了大工业时代，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独立理念在民族政治大潮的倾泻下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本应是人类天性的崇高权利没有天然地被使用，学术研究经常在如履薄冰中进行，多种价值观的纷扰更需要用中立的视角来辨别是非，使其站稳脚跟。

第二，同学术研究相伴的必然是学术自由，这项权利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后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光芒照遍全欧洲，但它在各国发生了分化，表现形态各有不同。“就英、法、德三国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而论，支配各国学术生活的主要哲学倾向大相径庭，英国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法国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德国的唯心主义（idealism），这一点导致了三国学术自由形式与精神实质上的些微差异。”[1]以康德为首的古典主义学派就是德国学术自由的哲学起源，坚持真理先验性是学术研究的预设目标，真理更具有纯粹性和必然性。先验真理下的自由具有形而上的属性，唯有坚持这一权利去探知世界才更符合人类的理性。故而，先验真理观和形而上自由理念是“价值中立”思想的重要起点。

第三，时代的特点体现出韦伯对于学术、知识、价值与自由的思考并不是局限于学科和单纯理论层面上的，更深的意义在于其对所处时代感到悲叹之时的反抗。韦伯所处的时代，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的确为人类提供了便利，但现代性带来物质优越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性本质；其本身为世界“除魅”式的改造方式将真理也一并除去了，加上多元价值体系的充斥，纯正的真理价值观已经沦陷，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感到精神迷茫，因为固有的真知和智慧已不知所踪。此时，“理论不分真假都可以推动科学的发展”[2]，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性到来之下价值体系崩溃的结果。现代性中的什么让韦伯觉得价值崩溃了呢？答案是与工业革命共生而来的工具理性。这种充斥着量化思维和数据考评来检测人的行为的方法走向了理性的极端，更多时候是这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却生硬地摧残了人类的天然本性，取而代之的是机械逻辑的运行机制，这在韦伯看来异常痛心。另一方面，德国大学已经和洪堡时代的学术传统渐行渐远，洪堡意义的学术自由代表着“学者受到绝对主义国家对启蒙的‘哲学思想上的自由’（libertas philosohandi）的保障”[3]。韦伯时代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已分崩离析，学者从前所依仗的绝对自由理念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多元利益冲突之下的价值主体的更迭。德国学术研究方式有较大成分继承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注重思辨的研究理念，学术精英们固守于象牙塔内尚可独善其身，当时的教会对于大学学术事务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残暴，只要不触及到有关上帝的论证，多数学术研究还是得以自由保障的，且大学拥有教会赐予的自治权。当民族国家崛起取代教会成为新的统治形式时，大学又接受了国家的庇护，在学者看来这些权利似乎天生就是合法的，对科技革命和社会变化的思考仍然墨守陈规，甚至失去了对于客观真理追求的进取心。殊不知这样的“天真”早已时过境迁，“当教授纷纷凭普遍真理的借口宣扬特定价值观念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理性除魅的后果是‘真理’‘自由’‘理性’这一系列原本天经地义的‘宏伟叙事’都存在被解合法化的危险”[4]。也许有人会问：学者们不问世事，潜心于学术，不正是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或“无涉”的观点吗？其实，韦伯学说还有来自于经验哲学的部分：即真理需要用行动去验证，而不应仅仅停留于思辨层面。韦伯的本真含义在于批判这种没有丝毫研究目的和理念的“空想自由”，这样的后果必然是知识偏移出真理的轨道，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纯思辨过于单薄，存在着被错误价值所引导的隐患。后来二战初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教授们向纳粹宣誓效忠就可以看出这种学术中的价值已经发生了偏失，导致后来完全没有了价值分辨的能力，邪恶亦可为学术之主的现象。

二、理性的桥梁：学术自由同价值中立的逻辑关系

在我们了解了韦伯“价值中立”的三个论证起点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韦伯如何用价值中立影响学术权利。对于学术自由而言，其本身就是一项权利，一方面这项权利对外是为了防止干涉势力的入侵；另一方面，知识的创新具有不被驭制的天然属性，对学术自由的侵害就是对人的自由的践踏，人类会处在被奴役的境地。韦伯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审批谁具有教师资格的时候，不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区别对待；（2）教师在大学以外的公开场所从事政治活动，于职业无碍；（3）相反，教师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的‘讲坛禁欲’。”[5]在韦伯看来，学术自由的权利本身就来自于知识，它的合法性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性和官僚制的出现对其腐蚀愈加强烈，大学的纯净领土被国家主义和技术理性所殖民。“这样的话，在国家的支配下，学术所享受的利益――对科学出于兴趣的选择和学术特长的发挥，不是比以前从属教会的时候有所改变，而是在很多方面更加恶化。这样一种变了质的‘自由’和非兴趣化的大学教育结果是阻碍了个人天性的发展。”[6]由于自由存在着被挞伐和误导的倾向，此时，提出价值中立的时代突然性和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在思考学术自由的内容时，首先会产生疑问的是学术自由是什么？如何进行？学术自由的产生是为了真理探究和创造新知识，为了人类在知识探索之路不至于如柏拉图笔下的刑徒般，带着镣铐在漆黑的山洞中迷茫。价值中立在韦伯看来既是理念、原则，又是学术研究的的操作方法。在他眼中，先验的真理是永恒的，是可以接受检验的，而知识是达到真理的途径和解释真理的工具。价值中立的最终鹄的是“唯真理至上”，通过“为了知识而知识”的方法通达真理。作为一项指导自由的原则，价值中立，是衡量自由的标尺，作用在于在学者和学术圈内建立起统一客观的真理观。因为自由不是意味着无规范，更不是无政府主义，当自由不加限制的时候，价值观就会变得无序；没有了真理至高的价值观做引导的社会会陷入混乱，侵蚀势力就趁虚而入，受损失的不光是学者，还包括了整个社会。“在他看来，任何学者都有参与价值观念的争论的自由，而任何价值观念的争论都势必假借普遍真理之名，从而产生价值偏见和排他性，形成意识形态的霸权，最终剥夺每个学者说话的权利。”[7]在韦伯眼中，价值观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建立在日益缜密的知识系统上，形成不同群体认同的行为标准，对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价值观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而且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旦这种思维方式不被正确引导，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造成危险的后果是建立起极端偏激、狂热式的文化。尤其在当时，德国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正消失殆尽，官僚权力同学者精英媾和，意图建立充满服从与胁迫的“伪自由”，这时更加需要公正天平的出现。而且，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不只是为学者所创，因为对于韦伯这样一个一生都在积极参与政治的学者来说，“价值中立”更是他昭示给政权阶层的，意在告诫后者对于大学的态度同样需要保证“中立”，勿要将大学变成国家工具，更不能将政治思维强加于学生。

价值中立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含义在于“回避价值判断的自由”（Freedom from Value-judgement）[8]，抛开了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研究的过程和最后的结论都可以变得相对客观。韦伯并没有将价值观完全从研究内容中剔除，而只是在研究态度、方法和教师对学生授课上加以约束。因为价值观本身也是被研究的内容。“研究者和描述者应当无条件地把经验事实的规定（包括他所研究的、经验的人的‘有价值取向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他所要加以说明的）与他实际的价值判断态度，亦即在判断这些事实（包括经验的人看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意义上的‘鉴定’态度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9]所以说，作为一种多元价值观的研究方法，“价值中立”是最为客观的，当然这需要学者们有放弃当局规定的、有时甚至和大众传统意愿相违背的价值观，此时学者需要的不仅是学术自由带来的这种缓冲力，更需要政治对于学术保持相对的宽容理性。

三、制衡与调谐：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理性跨越

我们已经在之前提过，“价值中立”的学说在德国提出是有一定的特殊背景的，德国大学虽然在制度和机构上率先进入了现代大学的运行模式，且开启了学术自由应用于现代大学科学研究的先河，但是，洪堡只是提供了一种符合特殊环境（民族危难）时期的学术特权，更多时候这项权利需要的是普适性。韦伯时期的大学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这就好比国家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凯恩斯式的宏观调控，但在大多数时间还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律一样，学术研究亦如此，以民族国家名义为导向的学术自由最终会蒙蔽人类理性。洪堡时期的学术自由很大部分建立在信念伦理之上，这种脱胎于民族复兴主旨的学术自由极易让学者走向两个极端：首先是变成非理性宗教式的狂热，其次就是形成这种假国家名义的思维定势，造成国家、民族第一而真理次之的研究理念错位。因为“大学并不是必须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及其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分析概念、逻辑的前提、内涵的场所”[10]。韦伯对这种学术自由改造的目的在于使之形成责任伦理，将只对国家和民族负责重新拉回到对知识和真理负责的位置上来。

韦伯生活的时代已同之前的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不仅价值观更为复杂，就连理性也变得不简单，工具和价值理性此长彼消，迷乱了学者们的视野。在一个愈加被异化的时代，辨别价值尤为重要。多元价值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利益，这些群体利益无休止的冲突是韦伯认为的“造成庸才当道的原因”[11]，多重复杂理性带来的反而是群体的不理性。主观的价值判断看似是对知识的价值属性作出了区分，实则是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和人为否定；表面意义上的看似理性的思维常常导致的后果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根本利益的不负责任。协调自由和理性，以及与多重价值取向间的关系显得更为迫切。“但是，当某种理类型成为社会的共识，行动者除了适应以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时，理性化就走向了非理性的阶段。这时，目的理性就被彻底化约为工具理性，甚至被固化为唯一的，从而具有某种价值立场的追求。无论从知识还是选择集来看，人都无可选择，这时，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12]工具理性带来的破坏在于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漠视，而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如果过度膨胀同样会带来坏处，“但同时，价值理性在驱使行动者为了理想和信念，而不计行动后果这一点上又与工具理性大相径庭，倒是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相通”[13]。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韦伯对洪堡时期的学术自由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这就会导致学术非理性和学术政治霸权的产生。故而，价值中立为这两种可能走向极端的理性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鉴别空间。有了这样一种相对的价值尺度，韦伯给出了一种让学术自由同样保持理性的方法，一种研究的态度预设：学术是为了实现真理而进行探究的，这种真理带有普遍性，既是先验又是永恒。学者们要做的是为揭开遮蔽在人们双目上的纱布，使真理可以惠及全人类。

四、回归与重塑：大学与学者的时代使命

德国在经历了第二次普法战争和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后，大学的发展速度一马当先，在形式上始创了以研究所和讲座教授为体制的研究机构和基层学术组织，引发了大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革命。不可避免的是，当原有的知识体系已发生增殖分化时，德国大学的学者们仍旧沉迷于中古时期的知识贵族般的思维，陷入集体的迷茫与沉遁；当工业化时代席卷全球，知识和生产力发展相交融时，大学却未能担当起引导社会正确理性发展的角色；当官僚机制和非人性思维的触角正在掘蚀象牙塔的根基时，人们却还在为现代化带来的污浊之风弹冠相庆。韦伯对大学、社会和国家表现出极大失望之时，认为此时的学者和大学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来进行学术研究，因此提出了用“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思维方法改变当时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境地。当然，纯技术层面的完全意义上的价值无涉不是价值真空，更不是“不识人间烟火”式的思想天堂，这里的 “价值无涉”主要的意义在于能提供一种向对待上帝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真理，尽量以浪漫主义的情怀回归那种相对纯净的学术。“例如（清教徒的）良知自觉、寡欲刻苦、唯美的自我修为，及晚近流行的那种对人的存在进行自我反思等。我们已经可以记起韦伯如何把这些理想形态看作为个别社会群体或其生活行为所专有的理想。”[14]大学和学者需要在科学责任上有道义的担当。

在一个有着复杂现代性关系的社会中生存，大学和学者需要用他们手中的权利不断在风雨变幻中作出批判，为社会指出正确的方向。在民族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新的领主时，学者们不应仍在权衡是做统治者的仆从还是做捍卫真理的骑士。韦伯为什么要对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提出“讲坛禁欲”？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因为教师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课堂讲授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思维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对年轻人的心智不断蚕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看出，全民族对领袖的狂热崇拜掀起的是国家与民族的恐怖。教师作为教导年轻人的灵魂工程师，如果在授课中掺杂了这样政治动机的价值观，假自由之名加以传播的本身就是对于学术自由的亵渎。韦伯的“价值无涉”带来的“讲坛禁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观，代表了社会的公器和良心，这也是他一直呼吁要将政治和学术做严格地区分的原因，为的就是不让学者与政治掮客发生“混同”。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对大学这个知识机构的作用保持高度的认同，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也在逐渐适应后现代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革。进入21世纪的大学依然没有停下自身改革的步伐，变革中的学者群体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的提出也有九十余载，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演绎与思考，对改革中的大学也许只会起到杯水车薪之效，但对于真理的思考却是永远推动人类前行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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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