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刘瑞龙领导下的战斗岁月

编者按: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书记,1930年参与领导苏北农民武装起义,创建红十四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刘瑞龙长期在安徽工作,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北线后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业委员会书记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今年10月3日是刘瑞龙百年诞辰,本刊特开设专栏,以兹纪念。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根据地之一,位于河南、安徽、江苏3省接壤的广大地区。东临大运河,西达商(邱)亳(县)公路,南濒淮河,北抵陇海铁路。它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系枢纽,是新四军东进苏北的前进阵地,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徐州、蚌埠等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刘瑞龙和邓子恢、彭雪枫、张爱萍、张震等同志一起,同为创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刘瑞龙多有接触。今年10月3日,是刘瑞龙100周年诞辰,这不能不勾起我对他的无限怀念。

一

刘瑞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我党老一辈高级领导干部。他从1925年起即投身革命,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红十四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建立工农武装、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阶段,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皖东北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民运部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瑞龙的工作指导,从他那里获得的教诲和教益极多。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等职,而我在安徽省委担任书记处书记期间长期分管农村工作,所以和他仍保持着一定的工作联系。“”期间,我俩都遭受批斗,他被关进监狱,但我们的来往也未因此完全中断,我曾委托我的夫人孙曙去上海监狱看望他。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但是我敬仰的领导和首长,同时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我最初接触刘瑞龙是在皖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刘瑞龙于1939年11月随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副书记。1940年3月初,奉中原局和刘少奇电令,赴皖东北任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和刘少奇对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在半年内达到3万人枪以上。同时要求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组织,发展自卫军,普遍建立农工青妇救国会,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等等。刘瑞龙正是肩负这一使命来皖东北的。

我于1940年5月奉命由鄂豫皖边的大别山转移到豫皖苏边,在新四军六支队报到后,前往豫皖苏区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同年8月初,豫皖苏区党委决定调一批干部,参加皖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这期间,八路军第五纵队新二旅被调往津浦路东,执行“向东发展”的战略任务。我和一批党校学员随新二旅旅长田守尧越过津浦路,到达路东泗县张塘村,这里是皖东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

我到皖东北以后,组织上任命我为区党委直属区区委书记。由于是直属区,我同区党委党政军领导人,包括后来到来的邓子恢、彭雪枫、张震、刘子久,以及原来就在那里的张爱萍、金明、刘玉柱等领导人,接触机会比较多,能够经常听到他们的指示和教诲。相对来说,我同刘瑞龙的接触更多一些。

当时皖东北局势很复杂,日伪顽都拥有相当的实力,斗争十分尖锐,抗日民主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如何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1940年5月下旬,皖东北军政委员会由刘瑞龙主持在泗洪县朱湖镇新行村召开有关干部大会,请刘少奇作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意义、根据地的武装工作、政权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同年9月,刘瑞龙在一次扩大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的讲话通俗生动,深入浅出,非常有鼓动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刘瑞龙针对苏皖边区群众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左”倾和新的问题,又在党内刊物《人民通讯》上发表题为《目前群众工作中的两大问题》的长篇文章,对如何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做了系统阐述。大约在1940年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开辟苏北淮海地区,刘瑞龙协同黄克诚随八路军第五纵队继续东进,很快在淮安、宝应一带创建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他担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黄克诚、刘瑞龙率部东进时,原在皖东北的部队除留下八路军第五纵队胡继成1个团外,其余全部前往苏北。这时,皖东北区党委改为地委,地委书记张彦,专员刘玉柱,地委、专署机关移驻泗宿县境内,在直属区内的其他领导机关也全部撤出,只留下我在直属区坚持工作。我一时感到压力很大,但想到刘瑞龙此前给我作过的一系列指示,同时直属区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也有了初步基础,这使我又鼓起了勇气,树立了信心。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坚持根据地、与顽匪斗争上。1940年10月,专署机关警卫营二连连长孙乃香率部叛变,投靠洪泽湖顽匪。这个连大部分由原地方商团改编组成,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不强,但他们与当地顽匪纠合在一起,肆意欺压百姓,危害甚烈。当时,洪泽湖内还盘踞着高铸九、陈佩华、刘五练等湖匪,陆上还有魏友三部,共有顽匪3000多人,他们又与日伪顽相勾结,对我刚刚建立的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我和区委的同志对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决定遵照刘瑞龙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指示精神,重点整顿和加强现有武装,提高战斗力,积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决保卫直属区。具体措施是:向群众广泛宣传孙乃香叛变投匪是没有出路的;号召大家一起与孙乃香和湖匪做坚决斗争。我们把靠洪泽湖边的一乡一镇各组成一个10余人枪的精干小组,负责侦察监视敌人,配合区队活动;其余4个乡每乡组成10多人的乡队,负责维护本乡秩序。区队充实到60人枪,由我和区长直接领导,实行机动游击作战。顽匪很狡猾,白天很少出来,夜里出来抢粮食。区队出击时,他们就逃到湖里,区队离开后,他们又上岸来。这样的拉锯式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顽匪始终不敢上岸住,更不敢进入内地乡村,我们始终牢牢地坚守着直属区,从而使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二

皖东北的主力部队东进以后,日伪军乘虚进犯根据地,占领了根据地内的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主要城镇。洪泽湖的湖匪和当地顽固派武装也乘机向我频繁骚扰和侵蚀。由于敌强我弱,皖东北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峻。

为了加强皖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力量,1941年2月,张爱萍率新四军三师九旅由淮海区西返皖东北,首克青阳,消灭日伪军一个团,继克马公店,拔除了日伪据点,然后向西南和西北扩大战果。经过40多天的连续作战,恢复了皖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此后,又发起了清剿洪泽湖顽匪的战斗,一举清除了多年来的湖上匪患,使洪泽湖成为根据地内湖。至此,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全部恢复。

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重新成立皖东北区党委,刘子久任书记,刘瑞龙任副书记。同年9月,皖东北区党委改为淮北苏皖边区党委,由邓子恢任书记,同时成立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刘瑞龙任行署主任。我这时仍在直属区工作,同时任泗东县委组织部长,1942年8月任县委书记,当年冬天任淮北苏皖边区农会常委。由于刘瑞龙亲自管农会工作,我和他的接触更多了。在他的言传身教和循循善诱下,我在做好根据地建设工作,包括群众工作、减租减息、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愈加受到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工作水平。

当时在直属区和泗东县范围内,大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刘瑞龙决定首先把“双减”政策由行署公告于民,实行“二五减租”、“分半付息”(即100斤减25斤,利息不超过一分半)。这个政策既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又利于巩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各阶级(包括中小地主)参加抗日。我们派出农会工作队吃住在各个乡、村,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加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级队伍,使我抗日民主政权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刘瑞龙又指示我们,及时改造基层政权,把政权时期的保甲制改为乡、村委员会,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各占1/3,成为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又开展扩军运动,动员翻身农民参军,保家卫国。直属区的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了半年,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获得区党委和刘瑞龙的肯定。

1942年8月,我任泗东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1月初,日伪军近万人向苏皖根据地“扫荡”,企图歼灭我新四军四师主力。泗东县是区党委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敌人“扫荡”重点。邓子恢、彭雪枫、刘瑞龙指示我们要提前做好反“扫荡”准备。我们迅速做了紧急部署,动员群众挖抗日沟,破坏公路,空舍清野,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转移,指挥民兵放哨防奸,县区武装和民兵组成游击小组,实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11月7日,敌人步兵2000余人加骑兵400余人、坦克2辆、汽车11辆,向我中心区域半城扑来。此时,我军主力早已转移,敌人扑空后在半城驻扎下来。夜间,我通知县区武装各游击小组围着敌人驻地不断放枪,敌人惊恐不已,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动。在半城住了一天两夜后,敌人转向青阳一带,继续寻找我主力作战。由于准备早,群众转移快,损失不大。干部群众从中受到了一次反“扫荡”的锻炼。日军对淮北地区“扫荡”33天,以敌人失败、我军胜利而告结束。刘瑞龙和区党委、军区其他首长对于我们泗东县在反“扫荡”中的应对部署及措施均给予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三

1943年5月,区党委调我到泗灵睢地区开辟新区。泗灵睢县由泗县北部、灵璧县东北部、睢宁县南部的三角地带组成。这里敌伪顽势力和土匪武装犬牙交错,总计兵力4000余人,他们对我根据地虎视眈眈,构成严重威胁。由于斗争尖锐,形势严峻,这里的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不到贯彻落实,因而基础不牢。在这种形势下,区党委决定任命我为泗灵睢县委副书记,带一批工作队到泗灵睢地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刘瑞龙亲自送我到县委驻地,并于5月22日召开县委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内容包括:1、泗灵睢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2、对过去工作估计和方针之检讨;3、对新工作方针应有的认识;4、为建设泗灵睢游击根据地而斗争。他的讲话非常全面、深刻、具体,使我们明确了方向、任务和工作方法。他要求我们先从抓减租减息入手,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他强调说,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使群众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我党才能扎根于群众,站稳脚跟。他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配合和支持县委书记李任之的工作,把群众发动好,把根据地建设好。当时,烟草熟了,日伪顽正在向农民催交烟税。我和李任之研究决定:先以反烟税和废除苛捐杂税为口号,运用在直属区和泗东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开展工作和斗争。广大群众很快就积极行动起来了,普遍拒交烟税和苛捐杂税。斗争取得了胜利,使群众得到极大锻炼。到麦熟时节,我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成立了农会及各种抗日协会,改造了乡、村政权,建立了民兵武装,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中共组织。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泗灵睢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了,边沿区扩大了,各项工作也都能顺利进行,为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刘瑞龙回到区党委后,仍时刻关注着泗灵睢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多次直接写信给我和李任之,或询问情况,或进一步作出指示。为此,我和李任之于当年6月11日写了一份汇报信给他,他非常重视,立即指示在区党委主办的《拂晓》报上全文刊出,还加了编者按。按语说:“泗灵睢新地区目前正在开辟中,王、李二同志这封致刘瑞龙同志的信,主要是写的那里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情形,其中有不少经验和方法,兹特登于此,介绍给各地方及部队中的同志作参考。”由此,也足见刘瑞龙工作作风之严谨、细致、缜密,他对下级的工作指导上犹如老师教学生一样,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四

我在泗灵睢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在刘瑞龙推荐和建议下,于1943年8月下旬被区党委调到泗宿县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总队政治委员。这个县斗争比较复杂,有中心区,有边沿区,还有日伪统治下的隐蔽区(公开政权是敌人的,秘密政权是我们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都很繁重。我去后,按照刘瑞龙的指示精神,除了抓好根据地各项建设外,重点抓了边沿区的对敌斗争。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坚持根据地建设,我率地方武装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主要采取军事反击、政治分化的策略,利用日伪军内部的矛盾,顽军和日伪军的矛盾,对其分化瓦解。同时,集中兵力,打击一方,警告另一方。归仁集是日伪军据点,驻有日伪军200多名,其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经常对我窜犯侵袭。军部派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协同我所率领的县武装总队3个连,一举攻克了这个据点,敌人大部被歼。此后,我们又扩大开辟了苏圩、闸塘两个新区。

当年9月,刘瑞龙、陈荫南以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和副主任的名义,了“开展全边区拥军运动”的布告,号召“忠勇卫国男儿,踊跃参加新四军,巩固扩大部队,人人都有责任”,“军民紧密团结,才能战胜敌人”。按照布告精神,我们泗宿县发动和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拥军和参军扩军高潮,动员了大批青壮年翻身农民参军,使部队得到扩充和加强。

我在泗宿县工作不到一年,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从内心感到这都是与刘瑞龙的教导和支持分不开的。

五

194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河南”的部署,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确定以四师执行西进任务。西进指挥部由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组成。彭雪枫率四师5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西进,决定先恢复津浦路西原豫皖苏根据地。同时抽调一批党政干部随军行动,我被抽调随彭雪枫西进,和刘瑞龙脱离了工作关系。

西进后,我一直未能和刘瑞龙再见面。后来才知道,在解放战争期间,刘瑞龙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等职,在苏中七战七捷、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进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等重大战役中,负责指挥战勤工作,对保证这些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淮海战役期间,我调任北线支前指挥部政委,在淮海战役中,刘瑞龙作为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参与了动员和组织几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支前工作。因而,我和他再次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他的直接指挥。

此前,邓小平、、张际春、陈赓等首长,曾到豫皖苏三地委约地委书记寿松涛、军分区司令员张忠、专员许西连和我开座谈会,除了解敌情、政情、社情外,着重布置了支前工作。豫皖苏区支前工作由行署副主任杨一辰负责,华东地区由刘瑞龙统管。刘瑞龙把他的支前司令部设在宿县符离集,曾召我前往汇报,当面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当时,我们北线支前指挥部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山东、河北、河南、山西4省的支前军粮,集中在黄口车站铁路沿线。同时组织三分区的萧县、永城、砀山、夏邑、商丘、亳县6个县,担负战勤物资供应和面粉加工。前线枪炮声响,后方支前人忙,群众热情空前高涨。担架队运送伤员,运输队运送粮草,民兵站岗放哨,捕捉敌军逃兵,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和赶制慰问品,还帮助护理伤员。前方要面粉,后方群众家家磨面,牲口不够用,就用人力推磨,实行“歇人不歇磨”。当时,天正下大雪,运输困难,各级干部带头送粮送面送草,做到雨雪无阻,形成一条条钢铁运输线,出现了许多的支前模范人物。

曾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些亲临其境的人深有体会。

作为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负责人的刘瑞龙,对此体会更深,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也更多。他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如下记述:“淮海战役的规模之大(我方参战部队60多万人,直接支前参战民工60多万人)、时间之长(65天)、战果之辉煌(歼敌主力55.5万人)都是空前的。”“这场战役的作战方式和情况的错综复杂,也是我军历史上少见的。因此,需要动用的人力之多和需要物资数量之大也是空前的,这在我军支前后勤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巨大数量的支前物资全凭人力畜力运输,当时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230多万人。”“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在严冬季节,支前民工有的来自胶东半岛,有的来自黄河两岸,有的来自江淮之滨,还有的从华北解放区来。”“他们长途跋涉,夜以继日地用扁担挑、小车推、大车拉、毛驴驮等方法把粮弹运到前线。下雪的时候,路滑难行,拉大车的牛腿断了,民工就拉着大车继续走。从胶东来的民工,身带一张狗皮,挂一个小瓢,推一辆小车,千里迢迢地把粮食送到前线,可自己却舍不得多吃一粒粮食。他们冒着飞机轰炸、炮火杀伤的危险,坚决完成任务。”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刘瑞龙作为支前工作的负责人,具有多么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着何等关键性的作用。

淮海战役后,豫皖苏区被撤销,成立了皖北区党委。我于1949年3月初调任阜阳地委书记。这时渡江战役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刘瑞龙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负责战勤工作。据他记述:渡江战役共动员和组织支前民工178万人,准备粮食1.5亿公斤,准备渡江船只2.17万条,动员和组织随军南下民兵18个团2万余人,主要负责维护秩序和押解俘虏。这个工作量同样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阜阳地区也奉命相应地动员和组织了大批民工、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并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六

由于长期相处,刘瑞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和刘瑞龙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是1941年7月的一天。当时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代表邓子恢主持,新四军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淮宝县仁和集一个大树林内召开,总结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在津浦路西地区3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仁和集会议后,又在半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我是作为直属区的代表去参加会议的。会后,刘瑞龙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要我做好直属区的群众工作。由于他是高级干部,开始我对他抱有一种敬畏感。可是经过接触,我感到他非常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友善,完全没有高干架子。以后,和刘瑞龙谈话次数多了,我感到与他更亲近了。他谈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具有长者风范。

刘瑞龙的生活作风俭朴,待人热情。有时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赶到饭点,他就随便弄点小菜,让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轻松自如,无拘无束。

他的群众观念极强,时时事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认真切实地实行政治经济的改革。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发动武装起义;现在要着重搞“三减”(减租、减息、减税)、“三抗”(抗租、抗息、抗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他说:只有人民群众心向着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才能坚不可摧,因此,我们时时事事都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他注重调查研究,喜欢同农民交朋友。他开调查会,和群众边谈边议,完全像拉家常一样,而且边谈边记,常把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农民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讲话没有半点官腔,语言通俗、生动、幽默,内容都是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近群众利益的。

刘瑞龙工作扎实,作风严谨,苦干实干,求真务实,最反对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一套。他的这种作风在他一生中一以贯之。他不但教育下级要实事求是,对他的子女也是这样严格要求。1981年11月,刘瑞龙的女儿刘延东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他写了一首长诗给她,其中有这样的警句:“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我反复寻思:这不但是对女儿的嘱咐,也是他自己一生工作的写照。

他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很高,但他从不满足,一生好学,孜孜不倦,探索不止。“”中,他被非法关押5年,在狱中他重新通读《资本论》,写出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还比较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10多万字的农业论著,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刘瑞龙逝世时,他的夫人、我的战友江彤,献给他的长幅挽联中有这样的话:“耿耿忠心,铮铮铁骨,谱写了磊落生平;凛凛正气,荡荡胸襟,留几多激昂往事。”

这正是刘瑞龙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我的心声。(注:作者离休前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