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浙江模式”的成功与挑战

浙江是个资源小省，却发展成为了经济大省，其成功的奥秘已被广泛关注与研究。

“浙江模式”的产生自然有复杂的原因，但几乎所有这些原因都形成了一个合力，并最终导致了市场自生能力的发挥。在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区域，国家对浙江的投资相对较少，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不充分，于是浙江人享受计划经济的福利较少，萌生了自主创新、自主谋生的意愿。这样一来，浙江较早地扩展了市场秩序，获得了市场效率，同时使制度得以创新。就象刘易斯所说：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段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温州经济的发展就是农民自主创新的结果。自生能力还表现在区域文化传统的自然利用上，这显然有别于人为的产业布局。

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专业化产业区，它的兴起是产业特定性要素空间集聚的结果。无论是温州鹿城鞋类专业化产业区、宁波服装专业化产业区还是永康五金机械专业化产业区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专业化产业区特定的“意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经世代相传、历史积淀而成的产业特定知识，弥漫着浓厚的地方化色彩，具有强传播性和扩散能力。浙江模式的这种“源发性”特性，相对于广东依靠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进入发展起来的“嵌入型”专业化产业区而言，更具有体制优势，更能体现企业家“冒险、创新”精神，从而体现出浙江模式是一个具有自然选择与历史演化的过程。这样形成的经济模式，历史积淀丰厚，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目前，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浙江产品较具影响力的是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玩具、文教体育用品、工艺品、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家用电器、热电、仪表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业产品，基本也偏向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既受要素禀赋、产业优势的约束，也是民间自生力量推动的结果。浙江劳动要素总量供给多于上海而少于江苏，且人力资本含量总体低于上海、江苏，要素禀赋条件决定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来讲，投资少、技术要求低、资本回收周期短，从而风险较低，因此比较符合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产业选择目标。

从历史渊源、经济主体和产业选择等角度考虑，浙江经济都与民间力量的推动联系在一起，这个特点反映在城市化模式上表现为浙江的城市化走的是小城镇发展之路。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较多，已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1995年浙江省市镇人口增长180万，其中镇人口增长就有100万，镇人口增长对同期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度为56.8%。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民间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近10多年来，温州市小城镇建设资金79.4%来自于企业、个人投资，财政拔款、集体投入分别只占到8.85%和11.6%。

“浙江模式”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浙江企业所具有的自生能力。

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特点的驱使，温州的鞋坊遍地开花。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利，微观主体在成本上下功夫，结果质次价廉的温州皮鞋充斥全国大中小商场，直至消费者一听到“温州鞋”便产生排斥心理。改变这种情况的，不是政府，更不是“打假”，而是市场竞争的压力。而市场压力能够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得益于民营企业的自生能力。现在温州皮鞋以及温州的其它产品已创出名牌。

经济发展模式一般可分为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和外部性政府主导型两种。无论出自发展层面的解释，还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内源性民间力量是指企业的自生能力，它区别于来自外部的政府推动力量。正是凭借这种自生能力，企业获得了高于社会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使浙江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发展。浙江经济是转型经济成功的一例，其要旨在于激发和依赖企业的自生能力，于是浙江在不具备“高增长条件”的情况下，取得高增长的结果。浙江经济是自生能力推动的经济模式，表现在城市化道路上自然是小城镇发展之路。浙江的自生能力最初萌生于农民这个群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首先向小城镇聚集。小城镇有丰富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小城镇的生活方式及环境与农村较为贴近，比较适宜农村人口的生活。由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聚集在小城镇主要在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于是小城镇发展资金也主要由企业或个人提供。小城镇发展之路也就是由自生能力推动的城市化道路。

自生能力推动发展的模式，在经济转轨时期较易取得高增长的结果。但由于没有或很少有外力的介入，其自身存在的不足也相当明显。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浙江经济具有“低、小、散、弱”、“轻、小、集、加”的特点，这是该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

特别是在外部存在强经济体的情况下，自生能力推动的经济体往往会受到较强烈的干扰。比如浙江经济在融入上海经济圈的过程中就会如此。上海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这对浙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会起巨大的辐射作用：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向浙江转移。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浙江经济产生强大的吸纳作用，即把浙江的资本、人力吸纳到上海，从而削弱浙江经济的竞争力。浙江经济在融入上海经济圈的过程中，如何主动提高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实力，从而在接受上海经济辐射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上海经济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削弱，是浙江人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无论如何，浙江依靠自生能力取得的成功，对我国绝大多数不可能依赖财政支持发展经济的地区，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可复制，但自生能力的发展模式却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因为除了南北极这样的特殊地理区域外，几乎一切地区，都具有潜在的自生能力，只是程度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