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缓慢转变

［摘要］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仅危及中华民族的危亡，也威胁着苏联的远东安全。苏联以此为界点，开始缓慢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从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经，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另一方面，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同时，抨击，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政策的初步改变，有力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鼓舞了中国的局部抗战，也给中国民族自卫战争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外交政策联华防日

苏联是一个和中国有着几千公里边界的邻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华采取了一种睦邻和援助中国革命同构的双重外交政策，一方面与北洋军阀政府积极联络，争取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努力支持与北洋政府尖锐对立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1924年，苏联与北洋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又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的、以北洋政府为目标的国民革命。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后，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撤回驻北京的大使馆。“四•一二”事变后，由于以武力封闭在其统治区域内的各苏联领事馆，苏联陆续撤回广州、上海、武汉等地的领事馆人员，仅存驻东北的各领事馆。此后，苏联支持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和开展苏维埃运动。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路事件，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随后又与中国在两国东部边境上发动严重的武装冲突，到是年12月中苏签订《伯力会议协议书》为止，中苏关系降到了自1924年以来的最低点；同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号召中共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发动工人总罢工，实现工农斗争的配合和统一，让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粉碎国际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打倒反动集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炸毁沈阳北郊一段铁路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口实，悍然进攻中国军队。由于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的侵略态势不仅危及到中华民族的存亡，而且冲击着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也威胁到中国的邻国苏联的远东安全。以此为界点，苏联开始初步调整对华政策，实行“联华防日”的三重政策，中苏关系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一、在道义上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

中国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争相角逐的重要场所，其中东北地区是日俄纷争的焦点。十月革命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始终采取敌视态度，视中国为侵略苏俄的跳板。在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日本是参加国之一，直到1922年10月才被苏俄红军逐出国土。1925年1月苏日建交，日本依然未能改变仇视俄国的立场。2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日益强大，朝鲜和中国东北反日情绪的不断高涨，日本对苏联的不安更加增强。日本陆军部认为，要求得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把“满洲”变为日本殖民地，进一步痛击“赤化策源地”苏联。①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密码为“乙”的对苏作战方案，预定“利用满洲和朝鲜地区作为根据地来占领苏联的沿海洲”。②在入侵中国东北的前几个月，日本政府就曾问过英法两国政府，一旦同苏联打仗，日本能否指望得到它们的直接支持。1930－1931年间任职关东军的阿南在战后东京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法庭上作证时承认，在日本的计划中，“无论是占领满洲，还是入侵中国内地，都是从日本的最终目标――对苏战争出发的”。当时，苏驻日使馆也不断获取日本企图侵苏的情报。苏联驻日全权代表特罗雅诺夫斯基曾在日记中写道，陆军部长荒木断言，日苏之战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必须准备打这场战争。③荒木的断言从日驻莫斯科武官河边嘴中也曾流露过，他称对华对苏战争是必然的归宿。④况且，在中国东北，日本支持各白匪组织仍继续进行反苏活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是苏联远东安全与否的关键地区。日本的侵华言行无疑给予苏联以莫大的威胁。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开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从道义上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借以牵制日本，防御日本对其进攻。

事变后，苏联更加密切关注着中国东北的形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多次要求日本大使就此事件作出解释。9月19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在对日本大使广田的声明中指出：“我们认为奉天事变具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得到‘更详细和更深入’的通报，我们还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对奉天事变的解释”，“奉天事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还因为它发生在直接接近中东路的地方”。⑤10月2日，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召见广田时指出，事变仍在引起苏联政府的关注，日本当局与白卫军特别是白匪头目谢苗诺夫接触频繁，引起苏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不安。⑥22日，李维诺夫再次向广田发表声明，称事变“自然引起我们联盟更加关注，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联盟接壤的地方”，重申事变引起苏联不安，“我们期望很快得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的解释”。⑦

苏联利用各种场合明确表态，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从1931年9月23日－11月5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对满洲的军事占领》等多篇评论、社论。这些文章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合法的”，是它的“权利”，是“自卫”，这些辩解“无非是编造出来的谎话”；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在于“使满洲正式脱离中国”，然后依托它在满洲的经济地位，“把它的魔爪伸向内蒙”，“染指山西，完全占据山东，并巩固它在全中国的地位”。而处理中日冲突的国联只不过是“战争的工具和组织者”，血腥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⑧苏联拒绝派员参加国联调查团，而且在1932年5月拒绝发给调查团入境签证，使其假道苏联前往黑河的计划不能实现。⑨国联调查报告发表后，10月7日的《消息报》发表评论，13日又发表了两篇署名文章，严厉抨击报告书损害了中国。

苏联也给予了中国极大的同情。事变发生后，苏联庄严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10}9月23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外交部称，日本在东三省行动之扩大，实出意外，苏联对中国甚表同情。10月19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洲的阴谋”。{11}次年12月5日，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苏炳文指挥的东北一部分抗日队伍退入苏联境内。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恢复，苏联却不理睬日本关于交出中国军队的再三要求，还对这批爱国志士以妥当的安置和热情接待。

苏联还努力恢复中苏邦交。早在事变前夕，8月24日，加拉罕向路过莫斯科的中国国联代表王家桢表示，苏联政府渴望同中国建立亲密友好关系。{12}事变发生后，苏联更加积极恢复中苏邦交。在接见参加讨论中东路问题的中苏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莫德惠时，加拉罕指出，恢复两国关系很有必要。{13}随后，莫斯科又不断地向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复交。{14}1932年4月，中苏互派代表秘密进行谈判。12月12日，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二、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中立立场，寻求与日妥协

然而，苏联并不想卷入中日冲突，甚至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从1928年10月起，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因此，一方面它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它也不可能过多地分散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精力。正如日军前陆军大佐、大本营陆军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在其战后的专著中写道：“当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心努力加强国内力量，尤其是国防力量，因而尽量避免与外界发生纠纷。”{15}

第二，此时的苏联正忙于与西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并极力营造一条环绕苏联的安全防线。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长期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从1929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同时，将矛头对准了苏联，以所谓苏联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国际市场抛售商品、实行倾销政策以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为借口，共同策划对苏联的反“倾销”运动。美国带头采取反对苏联出口的歧视性措施。法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英国、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苏联商品也进行了抵制，给苏联经济造成一定的困难。帝国主义国家还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冲突，来反对苏联。罗马教皇和一些国际反动势力公开鼓吹反苏的“十字军远征”。1929年中苏也因中东路事件而断交，并发生战争。所有这些，在苏联周围造成了严重的敌对气氛。对此，苏联一方面回击帝国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着手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先后与阿富汗、波兰、法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芬兰签订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争端条约，从而在苏联周围营造了一条安全防护带。

第三，苏联在远东没有足够的实力。苏联虽然从1928年开始进行“一五”建设，国家的整体实力有了较大增长，但因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发展不可能很快。从“一五”计划完成情况看，工业总产值仅完成了计划的93．7％，其中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燃料、黑色金属冶炼、化学等工业部门都未完成计划，消费资料生产仅完成了78．5％。{16}远东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就更慢了。长期从事对苏情报工作的林三郎说：“苏联远东的经济力，即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依然是孱弱的。”{17}直到30年代中期，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能力还不足以应付远东战争的需要。加之帝国主义的种种挑衅和经济封锁，国内建设中暴露出了各种矛盾，特别是集体农业化运动造成农村关系紧张，因此，这一时期成了“苏联历史上一段最艰难的岁月”{18}。战争因素，特别是远东战争因素的任何增长，对苏联都是一种威胁。可见，巩固国防尤其是远东边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四，苏联对事变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十几年后，苏联依然用陈旧的观念，来认识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以至于苏德战争以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一，它认为事变是日本转嫁国内矛盾的反映。事变发生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的报刊杂志长篇累牍地谈论这一观点，认为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日本帝国主义已处于无法解决的内外矛盾的困境中”，对满洲的侵略是其摆脱困境的“一种尝试”。其二，它认为满洲事变是维护日本垄断组织利益的行动。苏联认为，满洲所有的重要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日本手中，因此，“日本在满洲的整个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于这个垄断组织的利益”，即日本入侵满洲意在保护其垄断组织的利益。其三，它认为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争夺远东殖民地斗争的开始。它认为，日本侵略政策与美国的利益目标相矛盾，却得到了与美国存在矛盾的英、法两国的支持，因此，日本在满洲的巩固势必使帝国主义彼此间争夺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统治权的斗争变得复杂和尖锐。{19}这些认识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对此时的中日战争，用“帝国主义的性质”加以盖棺定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合适宜的。对苏联来说，它势必淡化甚至模糊苏联对日本侵华的巨大危害性和给苏联所带来的威胁性的认识。

此外，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西部，苏联一直将防御的重点放在西线。况且，它并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损害。

基于此，苏联按照既定的对外方针，即“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只有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20}，在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的同时，又对日本奉行中立、“不干涉”的政策。日本占领沈阳后，其势力继续向北扩张，又担心苏联出兵干涉，便照会苏联称，如果苏军进入中东铁路区，日本不得不保护其本国侨民和洮南、齐齐哈尔的铁路。苏联在回复中指出，苏联无意干涉“满洲”事变。{21}针对日本指责苏联援助马占山抗日，1931年10月29日，苏联表示坚持严格的不介入政策，不是因为这种政策可能合乎或不合乎什么人的心愿，“乃纯因尊重其曾与中国签订之国际条约，乃纯因尊重他国与独立，乃纯因坚信武力占领之政策，与苏联之和平政策及世界之和平不相容”。11月14日，李维诺夫致函日本大使，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解释说，这“乃起自其不可变更历来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22}20日，李维诺夫再次声明，“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23}

苏联还尽量避免与日冲突。针对国际上盛传日苏战争的言论，特罗雅诺夫明确指出：“不要说日苏之间的战争，就连这种传说，都是损害两国关系的，散布和利用这种传说的都是苏联和日本的敌人。”{24}《真理报》还于1931年发表了《撕下反苏挑拨者的伪装》的社论，揭露所谓帝国主义的阴谋。前文中提到的苏联拒绝参加国联调查团，其主要原因“是因苏联不想同日本发生冲突”。{25}当日本提出，既然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南满铁路没有用来运兵，那么现在中东路也就不应再运送中国军队时，李维诺夫在20日的声明中一方面否认苏联1929年的行动与日本1931年的入侵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允诺苏联不会运送中日冲突中任何一方军队到前线。然而，当1932年初日本强行沿中东路运送军队时，管理该路的苏方代表竟未坚持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大开方便之门。

此外，苏联利用各种途径，寻求与日妥协，先后于1928、1930、1931年12月、1932年和1933年初多次建议与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均被日本拒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对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一直态度暧昧，进而建立了种种联系。24日，苏联单方面确认对中东路的。加拉罕还指示苏驻哈尔滨领事斯拉维特斯基给予口头上的承认。3月，苏驻哈尔滨新领事乌兹基和中东路副理事长库涅佐夫拜访了新任中东路督办李绍康，代表苏联政府表示祝贺。中东路还决定使用新国旗。9月，苏联同意在西伯利亚各地设立领事馆。所有这一切，进一步表明了苏联所坚持的是对日妥协、避免冲突政策。

三、抨击，要求中共结成“下层统一战线”，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

尽管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仍然在意识形态上用“第三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突出地表现为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大大落后于实际。事变后，虽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围剿”工农红军，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但是国内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新变化，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坚持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营垒中也发生了分化，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起来抗日，如马占三抗日，十九路军违命开赴南京、上海等地，并且苏联也开始与国民政府恢复外交关系。但是，苏联还是坚持认为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才是中国“唯一的革命营垒”，抨击集团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奴仆和人，“只不过是这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掌心中的”{26}。当时，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的“左”倾中共领导人还骂率部抗日的马占山是“日本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是“仇视工农反日革命运动”的敌人，在党内提出了“打倒马占山”的口号。{27}

基于此，为了达到“联华防日”的目的，苏联不是要求中共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而是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下层统一战线”。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第12次全会决议明确指示中共，在今后的反帝斗争中应“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并解释这种策略为“吸引职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被剥削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去斗争”。同时，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是号召中共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人{28}。而且，由于十月革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共产国际的总部又设在莫斯科，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被普遍确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大本营，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尤其中共组织起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更重要的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29}。这种要求，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迫切需要全民族团结御侮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总之，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孕育着对苏联战争的危险，苏联初步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后敌视政权，要求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采取了消极的“联华防日”的三重政策。一方面谴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积极恢复中苏邦交，用中国的抗战来防御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重申和平外交方针，奉行中立原则，寻求与日妥协，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以期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同时，不顾中国国情的变化，不切实际地要求中共反蒋反帝、“武装保卫苏联”。苏联对华政策的初步改变，无疑有力地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鼓舞了中国的局部抗日斗争，也给中国民族自卫战争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崛起，欧亚法西斯战争的不断扩大，苏联的“联华防日”政策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中苏两国关系也缓慢地向前发展。

注释：

①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53页；

②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

③⑥2324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318、319、318、318页；

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页；

⑤《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版，第529页；

⑦《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531－532页；

⑧《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326、324、331页；

⑨《革命文献》，第40辑，总9378页；

{10}《申报》，1931年9月26日；

{11}《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2}《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第490页；

{13}维戈茨基等《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1页；

{14}《中国史文献选编》（1894－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9页；

{15}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16}维戈茨基等《外交史》，第3卷，第751页；

{17}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18}张义德《苏联现代史》（191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19}《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二），第330、325、346－349页；

{20}《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页；

{21}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44页；

{22}《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9页；

{25}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页；

{26}《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二），第327、334页；

{27}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7），第44页；

{2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5、166－167页；

{29}《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