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错输血因应之道

福州五岁女童毛毛因在医院输血，疑似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月10日，福建省卫生计生委通报了事件调查结果：一名曾给毛毛献血的献血者HIV抗体检测为阳性。而且，这名献血者的血液除输注给毛毛外，还输注给了另外两个人。毛毛感染艾滋病，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属于“无过错输血”？输血安全如何保障，风险又如何分担，且听法律专家如是分解。

法律解读

在“毛毛感染艾滋病”案例中，当事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属于“无过错输血”，还要看其是否尽到了善意管理者的注意提醒义务，即在了解“无过错输血”客观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是否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去预防和避免“无过错输血”风险的发生。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对平诊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经治医师应当动员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血，或者动员患者亲友献血。医疗机构要把上述工作情况作为评价医生个人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自身储血、自体输血由在治医疗机构采集血液；患者亲友献血，由血站采集血液和初、复检，并负责调配合格血液。”可见，对平诊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自身储血、自体输血是一种非常有效地避免“无过错输血”危险的方法。

但是，从1999年《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颁布后，第十五条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工作“繁琐”等各种理由，即使对于平诊患者和择期手术患者，医务人员一般也不会去履行关于“窗口期”、“无过错输血”以及自身储血、自体输血的宣教和告知。

2012年《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修订过程中，第十五条更“无法理解”地被删除。这使得临床医务人员更加漠视“窗口期”和“无过错输血”的危险。但是，从2012年修订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指导、参与和推动开展自体输血等血液保护及输血新技术”仍然是临床用血管理委员会、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组、输血科和血库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2012年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更在第二十二条明确指出，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节约用血的新型医疗技术；医疗机构应当动员符合条件的患者接受自体输血技术，提高输血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综上，在本案例中，如果毛毛自身具备实施自体输血的条件，医疗机构就有告知其家属的义务，即使该医院不具备这种自体输血的技术或条件，也有义务告知家属是否其他医院具有该条件。如果医疗机构没有全面履行上述有效的风险告知，遂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那么本案也就不是所谓的“无过错输血”，医疗机构也不能以此抗辩免责。

现实之辩

如果此案例中，毛毛完全不具备自体输血的条件，那么本案才属于一种“无过错输血”，此时谁又应当承担责任呢？

由于人类对人体规律认知的局限性，导致医疗行为确实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根据风险经济学的原理，避免因医疗行为导致患者人身损害的方法只有两种：减少行为的数量或转移风险。医疗机构必须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行为数量，但是因为风险而拒绝必要医疗行为的实施，显然有悖于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医学价值取向。因此，转移风险就成为避免因医疗行为致人身损害的合理方法。

发达国家关于输血安全问题的规定普遍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原则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转变。当输血安全问题爆发后，过错原则的规定使血液行业仅需承担过错责任，只要能够证明其在输血过程中没有过错，即可以因人道主义救治生命的光荣目的而免责；对于其在怠于使用新技术、漠视公共安全方面却不必承担责任。而因为输血引发恶性疾病的患者，只能自行承担这种灾难。

为了解决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两大法系的国家都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由政府（或包括血液行业）对输血感染丙肝或艾滋病的患者进行赔偿和补偿。至美国1998年通过《Ricky Ray血友病救济基金法案》为止，18个西方发达国家对这类情况全部建立起无过错的政府补偿制度。在日本，约5000名血友病患者（需要大量用血者）中有1800？2000名由于输入未经处理的血液制品而感染了HIV。虽然没有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输血安全问题适用无过错责任，但东京最高法院判令政府和制药公司赔偿每位受害者45万美元。制药公司并不能因其在生产过程中因没有过错而免责。这实质上肯定了无过错责任在解决输血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基于相关国际经验，作者建议正在起草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一定要坚持医疗风险社会分担原则。一方面，通过医疗责任保险让基层医疗机构不会因为“不法”人身损害的巨额民事赔偿而影响其经济运转；另一方面，通过医疗意外保险让实施了高风险手术、检查的患者一旦发生“不幸”人身损害，可以获得令其比较满意的经济补偿。

作者建议该项保险从高危险医疗服务项目开展。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发展改革和保险监管部门根据本地情况定期和调整《高危险医疗服务项目强制医疗意外保险目录》，对纳入到目录中的高危险医疗服务项目加收医疗意外保险金，建立起以省为单位的医疗意外保险基金。

当前，在医疗执业风险分担机制受到普遍重视的同时，不幸医疗受害者的利益，同样应该得到公益保障。

应对之策

早在1994年，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梦想开展“无血手术”（bloodless surgery）并为之奋斗。当时同种输血传播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的情况相当严重，有的患者心脏手术成功后却要住进传染病院。严峻的输血后果，令该院麻醉科率先在全国提出血液保护的理念。在该院，超过七成的成人患者住院期间不需要输异体血，超过八成的患者不需要输血浆；每年8000多例成人外科手术患者，6000多例实现“无血手术”。

目前，除阜外心血管医院外、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等自体输血率也已超过80%；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在自体输血方面也做得很好。但是北京以外地区往往推广难，例如某省近年调查了30家医院，仅有7家医院开展了自体输血技术。

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内就有人在临床上应用自体输血技术，90年代正式提出推广此项技术，然而至今都没有真正大规模开展起来。之所以自体输血推广难，最主要还是没有以患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办医宗旨，经济因素无疑是医院不愿承认的原因。同时，自体输血的一些项目暂未被纳入医保范围，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立法，是让所有择期手术患者使用与其血型相符的非直系亲属和朋友的献血，降低“无过错输血”风险，亦破解“血荒”难题的主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