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即故里

气势恢宏的“国家行动”背后，是具体而微的生存现实。

过去十余年里，为配合三峡工程的建设，重庆库区有106万人口以外迁或就地后靠的方式，搬离了他们最终被淹没的家园。

徐继波是一百零六万分之一。作为云阳县南溪镇唯一一个事前考察过上海崇明县的村民代表，他的身后，是几十个类似的移民家庭。

徐家8兄弟，外迁的只他一家，妻子是独生女，随夫来到崇明。四野茫茫，唯有两个女儿兴奋异常，迎接新奇而陌生的一切。

这也是移民默默支持宏大“国家行动”的现实背景：为了下一代，他们不惜以不惑之龄背井离乡，寻找希望。

2009年春，徐的大女儿在上海打工近两年了。9月，小女儿即将升入市重点崇明中学高三，命运的又一次转折近在眼前。

离别故土的愁绪还未消失，但也许，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乡梦依依隔云山

2000年8月17号，江渝23号轮船结束4天的星夜航程缓缓停靠在上海崇明岛宝扬码头，徐继波头个走下了轮船。他知道，南溪镇那座自己一砖一瓦砌起来的瓦房，不再是家了。

家变成上海市崇明县横河村1027号，一楼一底的砖房，院子宽敞、客厅亮堂。阳光照在外墙小块小块的瓷砖上，和照在瓦片上的感觉很不一样。可多少次，徐继波做梦还是回到了那个破败、却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前三年，想起想起(家乡J就哭，”妻子廖庆兰说：“多数移民都只来了一家，亲戚们大多还在云阳。”来崇明那年徐继波41岁，他的邻居、同时外迁的余德春夫妇则双双年过五十。将一个人和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剥离开来，绝不仅意味着地域上的割裂，还有心灵的无所归依，“像被隔离了一样。”

2008年，徐继波搬进了他在崇明岛的第二个家绿海路500弄81栋201室。一天，电话响了。电话两端的父子简单的寒暄之后，是片刻沉默，过了一会，徐继波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沉重、绵长的，很远很闷的呜咽声。父亲哭了。2008年徐继波48岁了，从没见过父亲掉眼泪，这是他第一次听见。

徐继波也哭。外迁那年他不是没有劝父亲跟着自己一块走，已经75岁高龄的老人却不想动了。儿孙们也许会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而他则更适合跟土地打交道。“我老了，”父亲说：“我只能是一个农民。”

把人字重写一遍

思乡是夜晚的情绪，而白天，生计才是移民的家家户户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

曾在头脑中设想过的种种难处在迁移之后逐一变为现实：道路不熟，拉人力车(崇明特色)没人要；没有亲戚朋友介绍工作；2005年起土地被陆续征用，可除了种田他们一无所长……很长一段时间，徐继波最怕见的就是妻女的脸，那意味着三张要吃饭的嘴。在家乡南溪，他是养蚕第一人，还因此得到过县领导的嘉奖：他个性开朗，老家上至村官下至村民都有他的朋友。而现在，这些，不足为外人道。“没人会因为你以前是怎样的人而尊重你，来了，就得从外地人做起。把人字重写一遍，别人才知道，你徐继波，到底是怎样的人。”

在能仁机械厂老板刘某眼中，徐继波是“蛮力不小”的人。2001年机械厂落户崇明，一大批机床和办公设备亟待搬运，刘某请了3个移民做小工，徐是其中之一。搬一下午的东西可以挣50元钱。三个人在那里搬，刘老板就眯缝着眼从车间往外看。

黄昏收工的时候，刘某叫住徐继波：“哎，你明天来我厂里上班吧。”

勤快、踏实、肯干，是徐继波在老家就有的品质。而这些品质放之四海皆准。徐继波加入能仁机械厂时落户崇明岛不到4个月，那时，很多移民还无事可做。

从南溪镇赴崇明县考察的唯一村民代表，到带有象征意义的、第一个下船的人，不管徐继波愿意与否，他已是众人心中的“典型”。

“典型”的生活，平凡琐碎，但只要自己一脚一手地过，没有过不好的。

心态改变命运

2000年～2003年，为早日还清贷款，徐继波夫妇辗转打过多份工。徐下过力、掏过水沟，廖庆兰甚至在秋收时帮人割过谷子，一天下来手都发抖，能挣十来块钱。

她觉得还行：“在家呆着，一天的吃喝也不止10块钱。”徐继波则把常抽的10块钱一包的红双喜烟换成了5块钱一包的牡丹。

那些时日，夫妻俩经常是前后脚回家，彼此连话都还来不及说，倒头便睡，“累的。”徐继波回忆。

但不擅表达的他们却又像有某种默契：廖庆兰只在女儿回家那天买肉，徐继波从来不问为什么。来崇明前三年，徐继波没给妻子买过一件衣服，她也不问他要。

2005年，房子拾辍得像那么个样了，不久后来了拆迁通知。根据县里统一部署，横河村整体拆迁。这是好事，意味一家人实现跳出“农门”的愿望。可住了4年的家，又得搬。这一回，政府不再补偿土地，移民们直接“洗脚进城”，转为小城镇人口，“土地和房屋都会被折算成价格，算进新房的房款里。”

徐家能拿到手的现金是临时安置(租房)费，一个月1280元。3年后，海岛新城修好了，房价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可徐继波硬是从那每个月千把块钱的安置费里腾出了钱。因此，没人能用简单的事实评判移民是富，还是穷――他们总会绞尽脑汁地这省点儿，那省点儿，就富余了。

2008年8月27号，徐继波在8年之后搬进了他在崇明岛的第二个家。光滑的地砖、抽水马桶、格力牌大柜机……一切都和城里人一样。

不一样的是徐继波的“装修经”。为省钱，他买了把铁铲自己拌水泥，顶着7月间的太阳抬河沙，“只有确实干不来的布线和木工活，才请工人。”装修两个月时间，他瘦了4公斤，本就不胖的一个人“变成了皮包骨”。

“我起码节约了一两万块钱!”半年过去，掉的肉还没长回来，但他笑得很自豪。

谁都无法忽视客厅正中那台大大的东芝牌42英寸液晶电视。用汗水和蛮力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美好，更重、更实在。

一次动迁，两次搬家，老一代移民身上是被时间地点改变的命运。徐继波说：服从政策是我一个库区农民唯一能做的，我这个人很知足，知足者常乐。

崇明新人峡江魂

2009年3月，当记者来到绿岛星城时，这个拥有五六十栋楼房的小区入住率不到1／3，“快了，大家都要出队。”徐继波口中的“出队”意为“农转非”，搬进楼房后户口也随之变更，他们将领到小城镇户口。但泥土的气息，似乎依然徘徊在这些云阳来人中间。

廖庆兰在绿海星城的中鑫物业找到一份帮人打扫清洁的工作，干了半年多了。不过，她还是不能丢开农忙时节的那份忙碌。下午4点是打卡时间，收拾完活计回家之前，她会顺道出侧门到不远处的马路边忙活一番。在那里，有她挖的一小块土，上面种了些时

令蔬菜。

春天是蚕豆和蒜苗。阳光很暖，岛上的风很柔，蚕豆花开了，蓝紫相间煞是好看。而蒜苗蹿得飞快，每天都可以拔一茬。“用这东西炒带鱼，好吃。”廖庆兰站在地头，刚沾过泥土的手很自然地将头发一捋。

――这一刻，特别像她还在老家的那些亲戚。她还没有完全融入“小城镇人”这一身份，而这份和土地割舍不断的情谊，或许是“新崇明人”融入时最难以抛却的东西。

在岛上生活了快9年，廖庆兰偶尔会觉得寂寞。邻居余德春的妻子张从平和她一样。对于性格内向的女人们来说，交朋友是难度很高的事情。在老家，人情是“下午坐茶馆，走街串户”；是“晚上在广场一街一街跳坝坝舞”：是几十年走动积攒起来的熟。而这里，张从平咂咂嘴：不好耍。

因为空旷，绿岛星城显得格外冷清。下午，偌大的中庭里静得连麻将碰撞的声音都听得见。可廖庆兰承认自己并不发自内心讨厌这份寂寞。农转非后，国家将按小城镇人口的标准发给人均一个月600块钱的养老补贴，“等孩子再大点，我们老得走不动了，就不干活了，也有钱拿。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已享受此种待遇的张从平则“没再下过地，天天耍”。

耍出来的寂寞多少带点不知足，但对这些耕作了半辈子的人来说，一个轻松的活法倒也无可厚非。骨子里，她们不是“新崇明人”，而是大西南深山峡谷里的农村妇女，那种把浑身智慧激发起来的忙碌，淳朴善良又伴随着聪明狡黠的农民的本质，依旧存于心中。

下一代的梦想

孩子们倒是真的习惯这个小岛了。

2000年刚迁过来时，徐继波的小女儿徐世欢才9岁。新学年报到的时候，崇明小学的老师还委婉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山区来的孩子能否跟上进度的担忧：在云阳，小学生不学英语。

徐世欢留了一级。后来，她的英语成绩拿过95分的高分，还当过语文课代表、中队长。初二上学期，她大大方方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了推荐自己为大队长的理由，老师们都被这个特别开朗大方的姑娘感染了。

孩子，才是这些失去土地的移民们，最后的庄稼。

而父辈们，则是至今仍吃不惯崇明糕的一群。直到今天，徐家的饭桌上也还是香肠土豆和腊肉。徐世欢要是想吃祟明菜，得到别家去，不过也很方便――在岛上生活8年，她早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朋友。

徐世欢最大的愿望是“到对岸(上海市区)读大学”。这梦想还有一年便要见分晓，而下一代的梦想，还可以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