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先生到时代小先生

李希然说，她第二次进学堂是念国文。第一章，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人老了，禁不住事。听说你们想问‘小先生’的事，我今天凌晨才睡下。一直在回忆啊回忆，很多人都想不起来了，更多的人是已经走了。”

86岁的李希然独居在一片现代化味十足的楼群里，屋中仿古的木质家具透着书卷气，素雅的兰花后一台台式电脑格外显眼。满头银发的李希然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声音洪亮，据她说，自己可能是现在还活着的最老的“小先生”。

扫盲以开启民智

1936年，高碑店。柴门虚掩，三问土坯房旁边的草棚里，一个9岁的女孩儿在小石板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人”这个字，四五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大声地读道：“人”。“我是中国人！”齐声合道：“我是中国人！”

这是李希然第一次站在小先生的岗位上，特别有成就感，“我今天教他们一个字，明天一考他们都认识，这不就认字了吗？”李希然想能教一个字算一个，一辈子就教穷孩子念书，因为她本身就是个没钱读书的孩子。

1927年生人的李希然，两次读书都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辍学，直到9岁，她有机会进入抗日名将宋哲元成立的短期学习班，“就一年，让农村孩子认点字。”但只要有书念李希然就高兴，“当时老师一边教识字，一边教抗日歌曲，讲当时形势，大伙儿这才懂得国家现在很危险。”

扫盲与启蒙在民国教育话语体系有两个意思，一是识字，二是思想解放，其核心是思想解放。李希然当时在短期学习班里的教材，已经具有了认字和引起抗日意识的双重功效。“现在中国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此时，陶行知提出的“小先生制”已经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茶地展开。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成为陶行知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载体。

当时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蔡元培、陶行知……他们的教育生涯与他们的人生历程一样，是把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一国学术不亡，文化不亡，国家就不会亡。”晚期淡出政治归于教育和学术的梁启超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这很能代表这批醉心于教育的学者心态。

当然，在老师的鼓励下当起了小先生的李希然还无法理解这么深，只是对教书情有独钟。母亲也说，在农村当先生是最高级的，女儿将来可以做教书先生。

不久，李希然再次失去读书的机会，但她已经对读书着了迷。“当时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巴金的《家》《春》《秋》。”

半工半读的岁月

当童工、学打字、考商行……为了攒够读书的钱，李希然想了一切可以想的办法。“我这人读书的时候，总是有贵人相助。”很快，如李希然所说，她的一篇新诗引起了石门日报工作人员何辉的注意，并托友人带信带钱给她：“一个初中毕业的孩子，只有普通常识，希望你继续念书。”“一定要学师范，一定要当先生，一定要回高碑店小学”成了她最坚定的信念。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年李希然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专门学教育。这期间，当年短期学习班的负责人王润黎老师也回到北京，办起了工学团。“工学团”是陶行知把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

那是一段经济困难、政治封锁，然而内心热情火一样燃烧的岁月。13名男生、7名女生构成了工学团最初的学生阵容。“有工学团就得有人教书啊！我带着我同学利用假期来学校教书。”李希然和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反饥饿、反内战、向枪口要饭吃”的进步学生吕景星等构成了教师队伍。“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是1947年，如果没有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我们是撑不到1948年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宋庆龄1946年将战争中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而来，并在此后增设儿童福利和救济工作，以帮助解决广大贫困儿童就学和医疗问题。儿童福利实施的特点是进行扫盲开展识字班，推创小先生制。这些福利措施不仅限于上海、湖南等地，也惠及北京。在陶行知之子陶宏的建议下，高碑店工学团的老师来到上海，以战灾儿童义养金的名义，每月得到300美元的资助。

“这在当时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李希然说，有了这笔钱，他们的医院（现高碑店社区医院）、他们的教育馆（现朝阳区文化馆）……发展的小有规模，工学团里的小先生们也忙着自带干粮去外村教书。“我们出门基本靠走，有的村还不太支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们还大。”李希然的学生赵国钧说，教书不容易，时不时就遇到难题要解决，“一个在城里上学的地主的儿子在黑板上给我们出了我们没学过的代数题，旁边写着‘请老师解答’。”

除了课堂上课、处理村民关系，小先生们还到外面参观观摩。赵国钧的两个女同学跑到香山慈幼院幼稚园学习，准备回来办幼稚园，只是后来没有办成。其中一人又去妇产医院学习，这之后，高碑店及周边村庄出现了新式接生的助产士。“我们这可不是普通的学校，老师说我们要为社会作特殊贡献。”赵国钧很自豪地说。“从高碑店小学到高碑店工学团，我们始终被灌输一个内容：人活着不能为自己，要想到人民大众的利益。”李希然解释道。

小先生们的身影开始不仅出现在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还有上海大火后的灾民慰问现场，《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剧目表演的舞台上，迎接人民的宣传里。1948年，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已培养了300多名‘小先生’”，“受惠儿童已达15000人”。“这确实是在为中国培养未来的民主领袖，并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文化，正符合我国最大的需要之一。”

“解放后，工学团出去的学生大部分从事政治和教育工作，他们中有八十中学党支部书记罗士才、北京卫戌区宣传部副主任海啸……”李希然细细地回忆道。

当然，李希然最大的愿望还是教书，但她并未如愿做一生“先生”，解放后短暂的小学校长生涯后，最终从宣传岗位上光荣退休，“做宣传也是做教育吧。大教育！”李希然很爽朗地笑着。

1950年，高碑店工学团解散，一代人的记忆在这里定格。

正如季羡林所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如果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育人以育未来

2012年，扎着红领巾的李希然坐在宋庆龄故居的展厅里和“时代小先生”再叙往事。

2010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发起“时代小先生计划”，“小先生”这个新中国成立后消融在少先队工作中的词再次走入李希然的视野，“教育就是要让孩子懂得生活。现在是用书本教育孩子，家长觉得不报班，竞争不过别人，弄得孩子不正常。”李希然离开教育界很多年了，但言辞中还有着对“小先生制”的深深眷恋，“生活才是大的知识海洋，小先生是教学相长，在教别人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在很多家长转不过这个弯。社会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学校能够替代的。”

“小先生制”理念和实践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口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新中国的前30年，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精神实践，“改造”是教育的根本精神。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之后的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一个心愿赶超国外，恢复重点学校，重视学科教育，越演越烈的应试教育和高考独木桥，使得学校根本顾不上副科、社会实践，陷入多几个能上大学才是硬道理的鏖战。

教育是缔造一个国家未来的重器。“缔造未来，我们要回答的是缔造未来的什么？人的发展，人的什么发展？”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傅国亮问道。陶行知认为，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我们就要对小孩子的创造力予以适当之培养。”

“宋庆龄对陶行知提出的‘小先生’有了更高的延伸，她提出这是一种训练许多未来领袖的方法。”傅国亮解释道，“‘未来领袖’不是说非要当总统、当主席，是说孩子们要成为未来的骨干、带头人，能够具有公共意识，接触、关注甚至改变社会。”

应该给予孩子怎样的教育？“有时我就不客气地对我儿媳妇说，你顶多是个教书匠，成不了教育家。一个好老师不仅要忠于教育，还要有所思考。”李希然的步履已经有些蹒跚，近八十年风雨，“小先生”已经是遥远的往事。李希然说孙女在美国中文学校已经做了“小先生”，希望孙女将来能做个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