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在华27年:是探险家还是投机者

约瑟夫・洛克（1884―1962），美籍奥地利人，曾以美国农业部专员、美国《国家地理》撰稿人和摄影师身份先后6次来到中国探险游历。从1922年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停留时间长达27年，行旅遍及滇川藏一带。

洛克在华期间，一共收集了约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和60件哺乳动物标本，并买下了大约8000册东巴经书，如今这些经书分别收藏在欧美的各大图书馆。1976年国内曾油印了洛克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中文版，前言中明确表示洛克是美帝国主义特务，以“勘探资源”“搜集标本”为借口在中国实施间谍活动。这个论断虽颇具时代特色，但事实上，大多数19世纪至20世纪来华的外来旅行者，他们的身份和动机确实有疑。诸如英国人斯坦因、俄罗斯人勃奥鲁切夫、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已然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掠夺者的典型。

但纵观洛克的一生，他几乎算不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就像从奥地利选择入美国籍一样，洛克其实并没有什么国家意识，他念念不忘的只是他个人的机会和成功。在20世纪，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留给外来者的富矿，洛克选择来中国就像一个跃跃欲试的旅行淘金者，鼓动他的是浓厚的虚荣心和功利追求。而在中国西南这片几近开发空白的土地上，洛克敏锐地嗅到了成功的可能，他为此留下了大量文字、照片和影像资料。

在长达27年的中国旅行中，洛克一直自称博士，而且逢人便强调这一点。要知道，洛克几乎算是自学成才，18岁就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并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更谈不上具备博士头衔。这是洛克狡黠的一面，是他为自己谋得来中国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个称谓除了能给他带来社交上的便利之外，更重要的源^还在于洛克有着强烈的高高在上的文化优越者心态和精英意识。所以，与其说洛克拿着一张假的博士文凭四处招摇撞骗，不如说这是他一次重要的自我加冕。

在中国旅行时，洛克总是带着由持枪的纳西人队伍和携带大量物资的骡群组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这当然不只是简单的实用考量。就像他自己，即使在荒山野岭，也从来不改换他的装束，一律是西装革履，衬衫和领带，任何时候都一丝不苟。唯一有改变的，就是因为骑马需要，不得不在笔挺的西裤上打了绑腿。而且，无论去哪里，他永远都会带着他那漂亮的高脚杯，时不时用它喝上一杯从美国本土空运来的葡萄酒。

1930年，与洛克在云南同行过一段行程的斯诺回忆：“用餐时，地上铺着豹皮地毯，上面安放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面上铺有亚麻桌布，银质餐具和餐巾安放其上。我们到达时饭已快做好了。晚餐后，通常是用茶，然后饮烈性甜酒。洛克教会了他的厨师们烧地道的奥地利菜。他时常接受当地官员或乡绅们的宴请，尝够了中国式的美味佳肴。他吩咐侍从用轿子把自己抬着进入陌生的城镇，以显示他这个人的重要地位，许多围观的民众还以为他是一位外国王子。”

在19世纪至20世纪，新一轮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席卷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以西方人为主导的探险史，以及以西方视角为中心的对世界二度的文化地理测绘。

对这一点，洛克从一开始就有着充分的自觉。1926年，洛克面对神秘的西南山区写道：“我第一次来到阿尼玛卿山脉和位于青海湖南部的黄河峡谷一带，在我从青海湖返回并前往阿诺德植物园时，我与《国家地理》杂志约定，将对这一鲜为人知的山区进行探险，以填补地图上的空白。”

而事实上，这片区域并不像洛克想象的那么空白，早在洛克之前，在藏彝走廊中穿梭的西方人已经不在少数，很多人还出版了相关论著。1879年英国探险家吉尔写下《金沙江》；匈牙利伯爵泽切尼依据自己两年的旅行，在1880年写成了《东亚旅行的科学成就》；1900年，在康区一带活动的英国人H.R.戴维斯写出了《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链》；法国东方学家大卫・妮尔早在1916年就进入中国，并著有《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等。

尽管如此，洛克还是察觉到这是一次巨大的机会。他瞄准了贡嘎雪山。然而，这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已长达20多年，贡嘎岭早已成了匪帮据点，而且根据藏族的宗教，这三座雪山是贡嘎岭周围山民的山神。如果哪个外乡人胆敢进入这个地区，就会被抢掠一空然后杀掉。为了成行，洛克千方百计结交木里国王。

1928年6月，洛克在木里国王的支持下，带着36头骡子，21个纳西帮手，踏上了前往雪山的亚丁（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之旅。木里国王不仅修书当地匪首，让其以礼相待，还委派了一名寺庙住持相随，因为在那个穷困饥荒的地带，只有借助住持的声望才能为他们获取食物。同年8月，洛克第二次进入亚丁，为期10余天。这使得洛克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到亚丁境内进行探险的西方人，不仅搜集了许多不知名的动植物标本，并撰写了《贡嘎岭香巴拉，世外桃源圣地》。在文章开头他激动地写道：“在整个世界里，有什么地方还能有如此的景色等待着摄影者和探险者。”

1929年春，洛克又进行了第三次亚丁之旅，他试图为每一座雪山拍照，绘制地图。完成测量后，洛克激动不已，因为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世界最高峰，从而将名正言顺地进入历史席位。1930年，他在电文中这样描述：“贡嘎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它的海拔30250英尺。发现和测量者――洛克。”可事实上，贡嘎山的海拔只有24790英尺（7556米）。洛克因为过于想成功，导致错误，测量误差将近5500英尺。

如果说洛克初到中国时还带着对西南地区自然和原住民的猎奇心态，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已明确认识到地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潜心研究纳西文化长达10余年，其中包括对纳西族历史、宗教仪式的记述，对手抄本《东巴经书》的翻译以及两卷《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手稿。然而在1944年，载有洛克全部研究的“理查德号”邮轮在前往美国时，被一枚日本鱼雷击中，资料全毁。这个消息第一次击垮了洛克成功的信心。此时，他积蓄耗尽，而艰难的山地环境对一个60岁的老人也已显得过于残酷。为了防止自杀，他甚至紧张到要把手枪交给旁人保管。直到1946年，他在哈佛大学植物学家伊尔・D.默里尔的安排和赞助下返回丽江，重新完成《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才走出这次心理危机。

1962年，在夏威夷的医院里，洛克写信给朋友：“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这一年，洛克去世。葬礼简单而冷清，因为他的成功比他想象的来得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