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谁家”折射社会难题等

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分配公平

近日，《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正式对外征求意见，民营企业有望获得电信虚拟运营商牌照，这意味着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迈出了重要一步。（1月21日《人民日报》）

点评：这些年来，无论是“天价吊灯”、“团购商品房”，还是公积金差距等，人们对一些行业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羡慕嫉妒恨”。其背后，正是由于竞争不足所形成的利益关系扭曲。

民众的直接感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从北京打（电话）到纽约，和从纽约打（电话）到北京，价格相差十倍左右。”“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更深层次的改革应让“契约精神”取代“身份观念”。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让十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发展理念，更多地照进社会现实。

危害食品安全无异于故意杀人

刚刚召开的深圳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各位委员普遍认为现在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处罚力度还不够，要让食品安全管理成为常态。“危害食品安全要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市政协委员张洪提出的这样的观点。（1月15日《深圳商报》）

点评：当前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绝，症结就在于违法成本过低，远远不敌违法收入带来的诱惑。

在食品中添加工业盐、农药、福尔马林等剧烈毒害物质，制造和销售者清楚地知道，商品卖出去伤人或者杀人是肯定的，只不过，他们不关心那群不幸的人是谁。

有伤人夺命的显然预见性，有伤人夺命的大范围犯罪事实，还埋藏着危害更多消费者安全的潜在犯罪动机和机会，况且，没有选择地“滥杀无辜”，不是比有目的、有对象的杀人更凶残、更肆无忌惮吗？乱象亟待重典治，“致命食品”有什么理由不以刑事犯罪来惩罚？

央企高管降薪不能仅凭自觉性

日前，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讲话时透露，中船集团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30%。中煤能源、永煤集团和义马集团等煤企也纷纷升起降薪的大旗。（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点评：对于个别央企高管带头降薪应该给予肯定，这种自动自发行为具有一定示范和标杆意义。在肯定这些央企高管行为的同时，也折射和暴露出对央企管理、监管上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长期以来无论对央企在资源配置上，还是央企内部劳动薪酬管理上与市场这条轨道偏离很远，说明央企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细胞。

央企、国企的高管以及内部员工薪酬究竟如何定？至今面纱依然神秘。让管理、制度、薪酬置于阳光下，让薪酬涨落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和制度保障，依靠央企高管的主观觉醒缺乏长效机制。

“过年回谁家”折射社会难题

近日，吉林长春一对刚结婚半年的小夫妻，由于双方都不是本地人，而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结果因为春节的时候该回谁的老家过年而争执不休，最终离婚了事，令人唏嘘感叹。（1月23日《城市晚报》）

点评：无处不在的压力，比如房奴、孩奴等等，还有每当春运时一票难求的现实，让很多人感受到的不是亲情的团聚，而是一种面临乡愁时的无助与无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变成了空巢老人。而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法规，要求年轻人常回家看看。可是，谁又来体谅年轻人无法回家与老人团聚的现实羁绊呢？

“春节回谁家”只不过是许多纠结中的一个而已，它背后还藏着许多相类似的问题，如老人病了谁来管，没有养老金的老人如何供养等很多问题，春节回谁家，是一道社会命题。要想真正解决好，需要社会大环境的不断改善。

治欠薪要追刑责如何把握可操作性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施行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且造成严重后果”者“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月22日《劳动午报》）

点评：刑罚是国家公共治理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在法治化的市场环境中，欠薪本应只是个例，无需高擎刑罚利剑。当欠薪演化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并带来社会不稳定等危害时，就有必要借助刑罚纠正严重失衡的市场秩序。

但是，刑法上的入罪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的预期效果，刑事司法能否为恶意欠薪者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首先依赖于定罪量刑规则的细致化和可操作化。

如何确保讨薪者的举报能够顺畅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如何确保公检法机关在立案、公诉、审判及执行等环节，不会受到地方利益干扰，都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