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革命与当代作家背景探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仅是一场文化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深刻的语言革命,而语言的变革又与思维的变革密切相连:“以清晰、精确的白话取代言约义丰的文言,其实质乃是以精确性、严密性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带有模糊性特点的传统运思方式。这种取代既是文学语言的重建,也是思维的重建。”[4](P384)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文学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崇高期待。许多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系列政治改革失败之后,下定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他们坚信文学比政治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更能发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新的文学将会通过改变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而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变化而开辟道路。这样,文学就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文学革命也因此而担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这一运动彻底改变了传承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学秩序,从根本上革新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整体格局,创造了新的文学秩序、新的文学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形式。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中国文学从此被一步步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文学革命,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独秀、胡适初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进行文体革命;中间经过周作人等人倡导“思想革命”,使文学追求时代的思潮;随后由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茅盾、巴金、老舍等人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新文学打下牢固的基础,支撑起现代文学的整体大厦。其中每一步我们都可以看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的活跃身影,看到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艰苦努力,他们是五四文学革命无可争议的中坚力量。我们认为,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之所以能在“文学革命”中以自己的主张和理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又与他们的留学背景息息相关。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因素在“文学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国外先进文艺理论的灵活吸收和直接运用。在这方面,胡适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文学革命”正式发难的标志是1917年1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出发,断言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这是他文学改良主张的核心:“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5](P260)胡适提出这些主张时正在海外留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的一名研究生。他的这些观点是其留学美国期间长期感触、观察、思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与留学生朋友们反复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的结果。胡适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是在留美时被梅光迪、任叔永等一派思想趋于保守的朋友逼出来的。梅光迪等人认为中国文学典雅和谐,西人无可企及,胡适则认为“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中国的文字必须改革。双方为此常常争论不休,这逼着胡适去思考、去研究、去讨论,最后“使我自己把许多散漫的思想汇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6](P6)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他的名作《史》中,特意提醒人们要留意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对胡适的影响。他认为:自从哈丽叶?孟罗(Harrietmoroe,1860-1936)的《诗杂志》(Poetry:AMagazineofVerse)在1912年开始刊行之后,新诗运动震撼了整个美国文学界。到了1917年,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诗是“美国的第一国家艺术”。在这些年间,草原诗人(PrairiePoets)、意象派诗人(theimagists)、新抒情诗人(thenewlyricists)和尝试主义者(experimentalists)开始纷纷出版他们的重要作品。这期间出现的美国新诗,最独特的风格便是摆脱了传统诗歌中娇揉造作的浮夸辞藻,而用自然口语写诗。1912年到1918年这段期间,被成为美国“诗歌的文艺复兴”(poeticrenaissance)。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确乎不止是美国诗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这是美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正像庞德说的:‘相形之下,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而已。’这是一个什么都是新的时代,新女性、新人文主义、新艺术、新民族主义、新自由,甚至如罗宾逊(Robinson)和比尔德(Beard)所说的新历史。”[7](P34)胡适和其他时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恰恰在这个充满创作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这种革新的精神,在期间也在中国汇成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最初关注语言问题是因为自己留学生活中的一段个人经历,是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关注祖国的语言问题,他探索的深化和思考的成熟无疑深深打上了留学背景的烙印。下面是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家、着名诗人庞德于1913年发表在《诗杂志》上的《几个不》。在语言方面,庞德作了八项规定:不使用多余的词,不使用言之无物的修饰语。不使用诸如“宁静的幽暗的国度”之类的表现,这种表现糟蹋了意象,它把抽象和具体混杂到一起,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认识到,自然事物总是充分的象征。远避抽象,不要用平庸的韵文去复述那些在优美的散文中已经表达过的东西。专家们今天厌弃的东西将是公众明天厌弃的东西。不要想像诗的艺术比音乐的艺术简单一些。如果你在韵文的艺术上不至少花费与一个普通的钢琴教师在音乐艺术上花费的同样大的力气,那么 你就不可能得到内行的赞赏。尽可能多地接受伟大艺术家的影响,但要作得体面,或者公开承认这种影响,或者把它隐藏起来。不要让“影响”仅仅意味着囫囵吞枣地去学习你凑巧钦佩的一两个诗人的某种特殊的藻饰……既不要藻饰,也不要好的藻饰。[8](P179)阅读以上文字,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很多地方与其有惊人的相似。不仅在形式上都是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用“不”字开头,在语气上都是居高临下的指点和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总的说来,两者都要求文学语言摆脱摹仿和藻饰,要求言之有物,反对抽象(用典),反对无病。关于胡适“不避俗字俗语”一条,虽然在庞德的“八项规定”中没有提到,但这却是意象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在另一位意象派代表人物埃米?洛维尔撰写的意象派宣言中,第一条便是采用日常通俗的语言。有意思的是,虽然胡适自己从来没有在文章论着中提到过意象派理论的影响,但早在20年代,梁实秋就曾明确指出过胡适主张中存在意象派理论的痕迹,后来人们又在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藏晖室札记》中发现了胡适的一则剪报,这是1916年《纽约时报书评》关于意象派宣言的一篇评论,胡适还在下面加了一条按语:“此派主张与我所主张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学主张与意象派理论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新青年》在1918年5月号上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即鲁迅的《狂人日记》。同一期也刊登了胡适撰写的中国第一篇现代文类研究论文《论短篇小说》。此文原本是胡适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上课的讲稿,在文章中,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短篇小说下了科学的定义,他说:“我如今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5](P320)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从“比较的角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胡适很可能把C?汉密尔顿(Hamildon)所下的定义与B?马修斯所说的特点作了综合。汉密尔顿说:“短篇小说的目的在于运用最经济的手段和最高级的强调方式来产生一种单纯的叙述效果”。马修斯说:“短篇小说描写一个人,一件事,一股情绪,或一种情境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所以短篇小说具有长篇小说没有的整体印象”。对比一下以上三种说法,其中的联系和借鉴不言自明。而且,高利克还特别注意到:“胡适在耶鲁大学受教于约翰?杜威教授时,汉密尔顿是该校的讲师”[9](P11)。我们指出这些,重点并非要论证胡适与以上这些西方文学流派的关系,更不是要论证胡适是否存在抄袭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考证胡适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其实总的来说胡适和意象派很难相提并论,从理论实质上看他们之间分歧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在掀起“文学革命”时,胡适的思想武器中确实具有对西方文艺理论灵活吸收、直接运用的现象存在,其中许多观点、主张本身就是当时美国流行思潮的直接翻版:胡适“用西方意象主义的按扭,打开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电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比西方意象主义诗人更伟大的文化和文学革新家。他的价值并没有因为他的文学主张是从西方意象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而受到西方意象主义自身价值的限制,也不因他没有成为像西方意象主义者那样的现代主义文学家而较之西方意象主义者更少历史的贡献”[10](P243)。正因为有这样的借鉴、吸收和运用,胡适才能在那样的时刻,以那样的方式,提出那样系统的理论主张,从而掀起那样一场意义远大的文化运动。维特根斯坦在回答罗素的提问时曾经指出:“我不知道思想是由什么组成,但我知道他一定有同语言中的语词对应的组成部分。其次,思想的组成部分同被图示的事实的组成部分的关系如何是个枝节问题。”[11](P210)胡适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显然不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精深,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言表达的局限所在,而且认定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我们以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正如周策纵在一篇关于胡适的论文中所指出的:“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都有绝大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就某些方面看来,也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个重要性恐怕一般人还不曾意识到,恐怕连胡适自己也不曾充分意识到。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的思路、思考和行为。”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因素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国文艺理论的融会贯通、综合运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周作人。周作人同样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是“文学革命”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并将“文学革命”的方向,由“白话的文学”推向了“人的文学”的高度。周作人认为仅有形式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的更替。在《思想革命》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人如不真正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如此的认识和思想显然比胡适的理论高出了许多,深化了许多。在“文学革命”中,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又一个中心概念。胡适后来总结道: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里面,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称赞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后来陆续写成的《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同时也标志着文学革命理论的成熟。我们认真研读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系列论述,可以发现他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首先它强调“人”是一种动物,但又是一种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的二重性,既“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同时,其深层的生活中却逐渐与动物相远离,具有精神的形而上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强调“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在两者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5](P380)。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的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5](P381)。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而这种变革的思想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则建立在其留学背景的基础之上。细读周作人的有关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观念包含着多种基本思想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有灵肉一致的进化人性观、个性主义、博爱型人道主义以及“新村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完全是以西方近代社会人道主义思潮为最重要基础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文坛兴起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理论。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最大的乐趣是博览群书,他不仅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特别是日本江户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还系统研究过英国性 心理学家蔼里斯攻击清教徒的性道德观,接触过英国诗人勃莱克的“灵肉一致”说,特别是接受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周作人将灵肉一致作为人性的理想境界,承认并重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等观念,来自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着作《文艺思潮论》,而厨川白村对周氏兄弟都产生过深刻的、持久的影响,鲁迅曾先后翻译过他的两部着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博爱型人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厚影响。留学时期,周作人特别钟情于俄国文学,他曾翻译过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俄国文学特有的“那种‘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构成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一个最重要的源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论着作《什么是艺术》,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对“平民文学”提出的两点要求:普遍与真挚,都是《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对他提倡的全民艺术提出的基本要求。“新村主义”是本世纪初日本作家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下提倡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周作人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深为共产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后来自然而然对“新村”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作人在1919年再赴日本时,曾迫不及待地参观过位于九州的日本“新村”,设身处地的了解和体验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中国以后,他不仅热情地介绍和传播这一具有浓郁理想色彩的社会改革实践,并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新村主义”对“人的理想生活”的倡导直接启发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提出,而新村运动的实践则使人道主义从一种思想模式转化为社会模式成为可能。这一切无疑给周作人以深深的触动,并使其“人的文学”这一思想模式得以最终完成。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西方某种单一的文学观念或思潮的简单移植,而是一个具有多种思想来源,由多种思想因素有机构成的相对完整的人道主义文艺思想模式。周作人广泛地充分地吸收了包括西方多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观念,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消化,并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将西方各种人道主义观念调和统一在一起。从这一思想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留学生涯及其背景对周作人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一背景潜移默化的长久作用。在利用背景资源方面,如果说胡适的特点是活学活用、画龙点睛,周作人则是融会贯通、高屋建瓴;如果说胡适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开路的利器,周作人则为其深入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学者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中谈到“方法论”问题时,为了论证的需要,曾经颇为巧妙地从哲学术语中引用了“支援意识”这一概念。他说:“任何方法论的着作,因为只能对一门学问的研究过程予以形式的界定,所以根本无法[:请记住我站域名/]说明这门学问实质层面中无法形式化的创造活动。用博兰霓的哲学术语来说,影响一个人研究与创造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不能明说的、从他文化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支援意识”(Subscidiaryaware-ness)。因为这种‘支援意识’是隐含的,无法加以明确描述的,所以方法论的着作无法处理它。”[13](P29)我们认为:留学海外的经历及留学背景对于现代作家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独特的“支援意识”的存在,在于这种“支援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强化。无论是灵活吸收、直接使用,还是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形成于留学生群体中的这种独具特色的“支援意识”背后无不闪烁着各自独特的留学背景的色彩。从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就克服种种障碍,一再倡导“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智”等等,并开启了学习西方的艰难历程。但这些倡导和学习和五四时代将“一举一措”都与世界密切联系起来相比,无论在思想的深刻度还是在情感的紧张、热切的程度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甚至是性质不同的时代差别。而之所以形成明显的不同,与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海外,沐浴欧风美雨,携来异域五彩缤纷的精神之火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所谓“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深刻意识到仅靠本土资源、特别是文化理论资源,已经无法走出国家面临的重重困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寻找新的理论资源过程中,是否身临其境,是否耳熏目染,接受效果和强度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负笈异国的留学生对西方文化精神不再是抽象地理解,而是建立在直接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感悟和升华:身居异国,诸多刺激,常生改变之志;步入新境,易被感染,易得风气之先。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生活使他们的精神天地为之一变,他们率先挣脱了那种“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从西方窃得火来,首先点燃自己精神的火炬,然后以强烈的新鲜感重新领悟生活,进而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深刻的精神追求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在中西融合中推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这种浓郁的主体意识与强烈的开放意识相结合,便在五四及其以后一代作家,特别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一代作家身上,形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建立在宽阔的胸怀和厚实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的眼光、胸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支援意识”。他们以开放的目光审视着整个世界,进而广泛全面、积极主动地吸收目光之内的所有文艺思潮;他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着统一模式的旧文学规范冲击,用最具异端性的怀疑来对待过去所谓一成不变的神圣概念;他们毫无顾忌地向世界近代的各种文艺思潮敞开胸怀,一鼓作气地接受了西方在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思想和文学成果;他们大胆吸取外国文学的经验,加速提高本国文学水平,努力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走一条开放性的道路,与世界文学息息相通。这一切努力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终于选择、构建起了自己的现代化的新文学规范。对此,具有留学背景的那一代作家并不讳言,而且往往以此为荣,他们甚至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背景渲染得淋漓尽致,并且把它清晰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创刊时题为《青年杂志》,16开封面上方并坐着一排青年学生,标示于法语“青年”(LAJEU-NESSE),下为中文刊题及美国19世纪“一往无前”、“独立自尊”的实业家卡内基的圆形头像。这个封面,作为早期五四人的精神形式的象征,隐喻着法国的民主精神与美国的创业姿态,它以鲜明的形象展现出刊物同人共同的追求、理想和背景资源。我们以为: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并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引进了新的思想资源,而新的思想资源的引进则与文学革命倡导者的留学背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