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中的风雨

沿海岛屿弃守这议

金门、马祖等台湾当局控制下的沿海岛屿，长期以来就是美台关系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与美国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前者想要重新统治大陆，后者认为这个目标很有不现实。前者认实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随着美国与中共开战而降临，为此不惜挑战端，把美国卷进去。后者则希望尽量不再卷入中国内战，为此不惜让台湾当局放弃最容易惹是生非的沿海岛屿，熄灭引起战端的导火线，使台海格局固定化。双方对彼此间矛盾了然在胸，只是嘴上不说，暗中较劲。

沿海岛屿一旦遭遇猛烈进攻，究竟是坚守还是弃守?美国可否认定这就是的开始，从而援引美台有关的“条约义务”实施军事介入?美国在此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过早暴露意图，有意不预作决定，而把“临机决断”的权力留给总统。这是所谓“刻意模糊”(calculatedambiauity)的策略。其用意是使海峡两岸都摸不清美国的底牌，而不致轻动。

艾森豪威尔时期，国会虽授予了美国总统在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临机决断权，但并不意味着美方承担了必须投入战争的义务。艾森豪威尔向新政府传授经验时说，是否将中共进攻沿海岛屿认作的前奏，判断的尺度之一是中共自己的宣传。如1958年危机时，中方以大量宣传称其目标是，这就使他可以有根据地把对金马的进攻当作攻台的第一步，而动用美国武装。所以，总统根据授权对金马被攻之意义下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是有一定伸缩余地的。

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就向台湾当局说明：新政府会全心全意承担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的义务，继续。还将注意努力促进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番话一方面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暗示：美国不会越出防御条约的规定，采取进犯活动，也不会政治军事上的过分要求。

鉴于沿海岛屿的火星随时有可能演变为把美国卷入的战，肯尼迪幕僚班子中不乏乘履新之际变革有关政策的呼声。

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马吉1961年3月10日提出一项《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新基本方针》。建议为美台关系寻求新的基础，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要求盟邦分担防卫台湾的义务，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让中共承担拒绝加合国的责任。同时诱迫放弃的政策，撤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位“智囊”不乏想象力地描绘道：“我们把放弃围绕沿海岛屿的危险冲突看作化内战不和平的手段，让敌对双方相隔100英里的蓝色海洋，自由世界关于台湾有权拥有自己的前途的感觉就会增长”。他建议以增大美援为诱饵，在台湾当局依赖美国生存的敏感问题上施加压力，以达撤离海岛之目的。

尽管当时尚不具备足以让美国抛弃台湾，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客观条件，但两岸国际地位消长的大趋势却足以让台湾当局忧心忡忡。它对美国政政策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高度敏感。美国新闻界的有关报道，使台湾政界普遍认为美国新政府将滑向“两个中国。的立场，一股怨恨美国的情绪在蔓延。

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科莫建议索性对台湾当局采取“坦率的行动”，一方面，“必须让蒋相信，我们支持自由中国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另一方面，“从我们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着想，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政策中已经共同面对现实，即多数自由世界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将不再支持我们”。他认为陷在这些岛屿上，等于“给中共发出长期有效的邀请，让共对我们施加此严重的压力，以致我们被迫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斯蒂夫也主张，美国的长远目标是摆脱沿海岛屿的负担，应找机会动员台湾当局弃守这些岛屿。但他承认，无论选择什么方案，都需要台湾的合作，这也减少美国劝蒋撤离沿海岛屿的力量。美国目前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筹码引诱或强迫蒋撤出沿海岛屿。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副主席指出，采取类似于“两个中国”的政策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必须要有办对付台湾当局的抗拒，实现沿海岛屿这撤离。获得国会的支持，。他建议将此事作为紧急情况进一步研究。同时要最大限主度地约束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军事活动。

但远东司认为，台湾当局不会接受结束内战的政策，说服台湾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会有不幸的后果。新中国也有会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既然新中国对美国的仇视已是“天定之数”，就应利用其当前的经济困难来施加压力。

政治事务助理副国务卿詹森则认为，必须继续寻找结束中国内战的办法，因为两岸对峙的局面“很可能把我们卷入既非我们选择也非我们选择的敌对冲突中去”。中共出革命的迫切性和内部形势，不可能宣布对台放弃武力，对军队撤离沿海岛屿也无兴趣。集团的法统地位也不允许放弃对“光复大陆”的诉求。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事态发展到自己卷入的敌对状态。在这一点上，他提醒大家：国会关于沿海岛屿的决议授予总统临机决断之权，并非美方必须承入战斗的义务。

迫蒋弃岛有无可能

美国政府内部不仅对防守沿海岛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不同看法。而且对于究竟有没有可能说服或压服撤出沿海岛屿?强迫蒋服从美国战略利益弃岛将对台湾造成什么后果?也没有多大把握，不得不反复考虑和讨论。

马吉1961年6月15日再次向腊斯克建议：应采取某种政策，最大聚度地止息国共内战、最少限度地卷入国共冲突，实现“中华民国政府”撤离沿海岛屿。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制订方案，采取行动，克服困难，开通途径。腊斯克和远东事务助卿麦克瑙吉，国务卿特别助理斯旺克，政治事务次卿詹森等对这些政策目标没有异议，但都认为当前盱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同台湾汉局闹得不可开交，暂不就沿海岛屿问题采取行动为宜。

美驻台大使庄莱德不赞成迫使台湾按照“两个中国”的方案处理联合国代表权和沿海岛屿等问题。他担心在恼怒之下，会退出联合国，从而动摇台湾的稳定，给中共一个不战而胜夺取台湾的机会。这对美国是个太大的代价。

同这位总为台湾当局担忧的大使不同，美国情报机构6月估计，如果美国改变现行政策，主张两个中国或正式承认新中国，施加极大压力迫使台湾当局撤了沿海岛屿，台湾当局将深受震动。但多数人还是会顺天由命地在台湾创造最好的未来。只要美国继续加以援助和保护，强湾可能仍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国情报部门还判断：(1)台湾当局的主要目标仍是再度制大陆，目前不能排除他们不同美国协商即实行飞机轰炸和骚扰的可能性。(2)台湾的领导人认为，重返大陆的最好机会将伴随着美国与中共发生的战争而来。但他们还不至于试图挑动这种战争。(3)在政治意识方面，台湾人一般是反对政权在台湾的统治的，但缺乏领导和组织，不足以构成对现政权的威胁。政权的保存安力量绰绰有余地能够对付任何内乱，但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几乎一定会越来越紧张。(4)未来数年，北京国际地位的提高，将给台湾造成挫折。但只要美国确保经济支持和军事保护，台湾当局便能度过危机，做出适应调整。

这种可以压蒋弃守沿海岛屿的乐观估计，却没能落实为政策的行为。既然台湾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能生存发展，那么美国为什么不能过硬使它放弃沿海岛屿呢?肯尼迪的助手们多次探讨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一些方案。

对华政策的策划者们提议，对台湾施以援助和影响，目标要促使台湾当局通过改革，取得本土人民的支持。所以，应对美元附加条件，使其成为促进变革的杠杆。另一方面，也应在双边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劝台湾当局应该撤离这些岛屿。

美国国务院主要首脑人物都认为，如果中共不惜代价，就能够夺取沿海岛屿，也可以为其他目的在那里再次制造危机，因此台湾当局应该撤离这些岛屿。面对台湾当局不具撤离的现实，国务院中国科制订了应变方案。提议决策者们考虑，可以趁新总统上台、欧洲形势吃冯的机会变更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或在下次发生危机时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腊斯克等人7月13日讨论了这个计划，然而意见分歧，没有结论。

为了进一步厘这定美国的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根据邦迪和腊斯克的要求，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似制了一个文件：《沿海岛屿：可选择的方案与可能的后果》。其中提出四种可供美国的行动方案：(1)默许台湾当局继续占据这些岛屿，但不扩大美方现有的承诺。(2)默许台湾当局继续占据这些岛屿，将美方的防卫承诺明确从台澎扩大到这些岛屿。(3)运用美方拥有的一切适当手段早日实现撤离沿海岛屿。(4)在较长时期内追求实现台湾当局撤离沿海岛屿的目标，运用现有或将有之手段耐心活动，保持充分的低姿态以避免破坏性的危机。文件制订者们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这个被誉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文件受到国务院各主管的赞扬。虽然迟迟未就此明确采取什么决策，但实际上美国后来的行动就是循着第四项选择，即把撤出沿海岛屿作为一个无限期的目标，以充分地耐心进行有限度的活动。

松动粮禁与台湾掣肘

肯尼迪上任后，还面临怎么对待和利用中国的经济困境问题。新政府内有人建议趁中国遭受粮荒之际，适当放宽对华禁的某些政策，为政策的调整做一个自然的铺垫。肯尼迪初考虑后，决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暂时不要采取主动，把球推给中方去发，美国则保留松动华贸易政策以响应中方的余地。

看来，美国还是宁愿等待中国方面走第一步。1961年3月4日，在为华沙中美大使会谈下达的训令中，美国国务院指示：如果中方主动提到粮荒问题，美中代表比姆应该解释，美国无意仅仅为宣传目的提供食品，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或需要食品，美国愿意应考虑响应这个需要。

但是，中国方面历来把美国的“粮食换和平”计划看作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不会谈中主动向美方提这种要求。而美国政府4月4日由于中央情报局牵头作出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SNIE13-61)也断言：“即使在饥荒遍野的情势下，我们相信北平也不会接受美国提供的食物。。”

在空等一段时间以后，美国终于走出一步。在6月29日的第105次中美大使会谈中，比姆提出了允许美国公民给中国大陆人士寄送食品包裹的建议。不出美国所料，一王炳南表示中国将靠自己的努力克服自然灾害，不要作何“救济”。

中国实际上并不排斥通过商业渠道从国际市场上寻找粮源。问题是，美国得知中国在国际市场购粮，甚至以间接的方式探索从美国购粮的可能性时，肯尼迪政府是否真的能把人道主义放到比冷战更优先的地位加以考虑，朝着缓和中美关系的方向迈出一步呢?事实表明美国在这人问题上是犹犹豫豫、摇摆不定的。

在接待英国贵宾蒙马利元帅时，中国领导人承认，1961年收成不好，是连续第三年歉收，来年秋收前的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这胀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引起决策层进一眯考虑向中国提供粮食的可能性。

年末，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公司报称：共产党中国在正常的商务条件下购买40万吨粮食。公司此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品许可证。美国政府内对这事有各利不同的意见，怀疑是否真可有中国的订单。商务部最后拒绝发许可证，理由是没有证据显示订单是根据有关政府的请求发来的。国家这全委员会常务组也拒绝进一步讨论此事，肯尼迪、财政部长狄龙、商务部和长霍奇斯、和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和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都参与了这个决定。

然而美国政府对此事的考虑没有到此为止。

进入1962年后，随着海外关于中国自然灾害情况的进上步报道，美国公众要求政府允许以各种方式援助大陆灾民的信件，如雪一片一样飞往白宫和国务院。后者寻这些信件一律以“将予以认真考虑”的官样文书回复。

国务院根据国安全会常务组的决议，在仔细研究了各种背景因素后，4月4日向肯尼迪提出四项建议。其一是允许运送药品至各口岸。其二是允许将食品或粮食包裹作为私人礼品寄送中国，美国政府不要宣传利用此事。其三是由卡伯特向王炳南探询中国是否真有兴趣购买美国粮食，并告诉他，如果其他国家不能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美国可以重新考虑修改对华留易控制政策。其四是劝告向中国供粮、加、法政府，设立以供粮为杠杆促使北京改变对外行为方式。国务院已将第四项付诸实施，现又主张用第二项满足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这等于在民间层次上有限度地开放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但第三顶变涉及要不要借机用粮食问题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们对此存在严重分歧。后来对前三项都没有作出决策，更谈不上实行。

国际一也有一股压力，认为美国应为援救中国灾情而松动政策。

缅甸总理吴努1961年就已经建议，由缅甸充当中介，转售美国小麦给中国。腊斯克11月27日回绝了该项建议，并把原因归咎于中方。说是北京正因追求更富侵略性的政策而同莫斯科分裂，美中之间的接触显示中方不愿减少地区紧张和威胁，东南亚正面临共产集团特别猛烈的渗透。在这里，冷战的战略考虑压倒了人道主义考虑。

鲍尔斯和肯尼迪则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怎样利用中国的粮荒。鲍尔斯1962年2月6日向肯尼同指出，这是一个“减轻中国扩张主义危险”的机会，可用来作为同北京经济关系上的“某种重要杠杆”。他建议以“高度机密的努力”探察中国的态度，打算利用赴亚洲和中东旅行的机会，到仰光同吴努商讨此事。行前，询问肯尼迪：(1)是否准备在冯急情况下不附加政治条件，以硬通货向中国人出售一业数量的小麦”(2)如果中国同意不以武力改变现行边界，美国是否准备在长期持续低息的条件下提供更大量的小麦?肯尼迪“欣然同意”第一点，表示可出售三百万到五百万吨小麦。至于第二点，他说如果能开启某些可靠的沟通渠道，只要中国同意放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他将考虑在长期低息基础上每年向中国出售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吨美国小麦的协定。他同意鲍尔斯去同吴努商量这些建议。可是，就在鲍尔斯打算离开新德里去仰光的前一天，吴努政府被军事了。此事便搁置起来。

英国外交大臣霍姆5月20日曾向腊斯克提出给中国送粮食的问题，腊斯克没有允诺。5月29日英国转达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建议，由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粮食，此事也没有结果。6月18日至28日，腊斯克走访欧洲。在与英国首脑的会谈中，美国对华的僵硬立场受到质疑。会谈中，腊斯克解释说，如果主动提议向中国提供粮食，就等于是为北京方面主动有所表示，向西方“以和平换食物”。听到这里，英首相麦克米兰强烈表示简直难以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的存在，这种无视现实的政策能持续多久呢?显然代表中国，美国支却让“一个台湾来的家伙”占据联合国席位。英国同中国的生意做得不是蛮好吗?腊斯克酸溜溜地说：“你们英国同中共做和意，我们却在充当宪兵防备他们搞破坏。他抱怨说虽然通过华沙会谈同中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是没得到什么好处，连几个囚犯也要不出来。回到粮食问题，他说肯尼迪有意把这个门开着，等中共表示愿意要粮，美国才考虑此事(指肯尼迪6月14日的讲话)。英国方面当即指出，没什么东西能诱使中国人求援。

大体上看，美国政府在要不要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的问题上，颇费脑筋与周折。它考虑了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中国的国际危机与国际行为，中苏论争，美国朝野和盟邦对于政策变动可能发生的反应，美国以外的其他反应，美国以外的其他粮源，目前向中国供粮的国家的意愿，台湾的反应等等。

其中，制动的因素有：从美国角度看，要突破立法上的限制，帮助北京一领导人摆倍目前的困难，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从中国可能的反映讲，中国领导人最反感美国的赠运，已经清楚表明过不接受美国的施舍，在此情况下美国只需作也姿态准备接受中方任何改善关系的提议变够了，不必再采取主动。中国一贯立场是只需等待美国在各种压力下单方面调整政策，美国若对此采取主动，将加强中国的这一立场。中国对美的仇结在于，不能指望通过售粮等很次要的事会促成有益的对话。从盟国关系角度讲，向中国售粮的“自由世界”国家未必欢迎美国加入售粮竞争，台湾当局更是反对。鲍尔、詹森、柯莫持这种观点。

促动性的因素有：从人道主义立场看，粮食明明过剩的美国此时建立一个对中国灾民袖手旁观的历史记录，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况且已有允许向古巴出口药品食品的先例。从美国地华关系角度着想，需要保持政策的弹性，实现美中之间更有成效的对话。所以应着眼于改变美中关系的长远可能性。再说，中国领导层中对美国肯定有不同态度，美国若对粮灾无动于衷，等于加强了那些主张最大限度地敌视美国的中国的中国领导人的力量；若采取适当行动，可以鼓励那些主张减少敌对范围的领导人。尽管提议售粮对双边关系只算是很小一步，但总比一动不动要好。美国应以自己的行动甚至行动的失败来揭破对方关于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宣传，不要怕主动提议遭到拒绝。现在寻求主动胜于等中国核试验成功后财寻求主动。从盟国关系角度讲，“自由世界”扩要供粮国正是那些欢迎美国缓和对华政策的国家，不应允许台湾当局否定美国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的行动。况且从最消极的意义讲，让中国把有聚的外汇用于购粮也比用于工业发展好，等等。哈里曼、鲍尔斯持这种面点。

美国政府对内部正反两方面的论点仔细衡量之后，觉得主动对华提议售粮似乎更有利。国务院三易其稿，于1962年5月28日为腊斯克和肯尼迪提供了一个讨论美国相应对策的文件，其中详细列举了需要权衡利弊得失的一些矛盾要点。考量之下，文件稿建议令卡伯特尽早通知王炳南：美国人关心大陆灾情，“如果中共决定通知我们，他们希望采购美国粮食，我们愿意重新考虑目前的美国政策产讨论此事”。

肯尼迪和腊斯克讨论后，下了决心，由国务院5月30日指示卡伯特：下次同王炳南会谈时将可能提出一个新的项目，应尽快以寻常的低调方式提出。为此美方曾考虑是否将原订7月12日的会议提前到6月中旬，由于担心这样做会显得事情非同寻常，就没有向中方建议提前会谈。

于是提出这个项目的时机就因台湾掀起的一场危机而错过了。

这时，集团的准备活动愈演愈烈，摆出了剑拔弩张，跃跃欲试的态势。对此做出反应，调兵备战，台湾活动两岸顿时进入临战状态。至6月中旬，美国判明中国已麇兵于东南海，当务之急就变成中美之间要不要打仗的问题了。王炳南和卡伯特倒是提前见了面，但目的是相互警告和措底，在这种气氛下显然顾不上来谈什么售粮了。此后因台湾不断袭扰大陆，中印边境发生战争等等，也没有美国提议讨论售粮问题的氛围了。虽然中国决策者对“嗟来之食”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对美国这种提议本身将做什么反应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但是对美方提议背后的另一层间接的含义将会怎样理解和回应，就不好推测了。

面对调整对华关系过程中来自台湾的不断干扰，美国政策设计者们已经认识到，从原则上讲，应尽量少让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北政权的一家的利益。尽管有这样的认识，但实际上美国还是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1961年肯尼迪与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发生的争执，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