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地方投资泛滥

似曾相识，四年前的投资潮又将涌来。

只不过，这次缺乏统一的号角，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大张旗鼓地规划蓝图和大举筹资。

进入6月，陕西省推出十条稳增长意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的批复、建设；7月初，广东也出台19条稳增长举措，加快投资建设，把扭转投资下滑作为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此后，宁波、南京、长沙、黑龙江、吉林等省市，也相继出台多项重大举措，大兴投资建设，以图稳增长之需。

令人吃惊的是，区区年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的开封市，竟宣布要投资千亿元重现“汴京”盛景，将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同时，还要建设一座工业新城。如此宏伟计划，据估算仅拆迁就需要千亿元，总投资预计是其财年收入几十甚至上百倍，可行性让人生疑。

更宏伟的计划在贵州，该省目前宣布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计划10年间的总投资在3万亿元左右，而贵州省2011年财政收入仅1300多亿元，尽管分摊十年投资，其财政亏空仍然超过100％。

综合各地投资规划不难发现，宏伟、投资规模大、远超财政收入是其共同特点。相比四年前，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信今后，仍会有更多地方的大举投资规划相继出现。

尽管没有中央的号角，但这轮投资潮亦离不开“稳增长”需要的大背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8.1％，环比、同比均有回落，经济各项先行指标普遍不乐观，经济下滑迹象明显。二季度GDP增长更是降至7.6％，为近几年增速新低。

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考察武汉，首次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当月23日，国务院召开会议，部署一系列措施，并再次强调稳增长的重要性。防止经济下滑成当务之急。

在外需不振、内需不强之下，稳增长最有效的方式只有投资。虽无明令，但地方投资项目被大量放行势成必然，各地搁置项目、新项目因而一并再次泛起。

然而，细看此轮投资不难发现，规模宏大且缺乏可操作性，投资额与财政收入间缺口过大。规划时间过长，考虑官员任期问题，更显出规划缺少可持续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市场投资机构，在审批项目或投资时，皆应谨慎考察。

历史经验表明，大举投资多带来无效率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殷鉴不远，在上一轮4万亿投资中，以投资规模大、产值高为特点的多晶硅项目多受地方追捧，全国各地上马数十个，产能已超全球需求两倍。至今，全国前十大光伏企业负债就超千亿元。再看钢铁、水泥行业，目前大量产能过剩，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冲动下，大干快上的结果，虽然拉动GDP较快，但留下的却是无效投资和资本、能源的浪费。

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一直不高，这与我们粗放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凸显出很多深层次问题。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不难理解，稳增长指标要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换届年临近，GDP增速仍是评价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在经济下滑时更为明显。此外，大型投资项目在去年管控严重，地方融资平台融资也出现困难，如今从审批到融资，皆迎来新的机遇，想不让地方冲动都难。

政绩冲动让地方政府的行为短期化，中央集中审批和放行让地方投资运动化，都损害了中国经济有效、平稳的发展。中国经济已步入高增长的末期，一味追求高增长并不可取，必须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官员评价体系，兼顾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同时，对官员绩效考核应有追溯机制，避免其决策行为短期化。加紧建立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制度，防止债务规模无限扩大，推动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化。

虽然中央出于宏调和产业引导的目的，在重大项目上拥有最终审批权，但亦应做长期规划，因地制宜，避免审批周期化，更应完善审批流程，杜绝“跑部”现象反复重现。

当前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上并不对等，只能利用中央政府审批放松间隙，尽力拿到更多项目批文。更长远地看，应该给予地方更大的自：审批权适当下放，优化税制，降低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增加财力自我支配能力。同时从考核指标及财政约束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防范地方政府过度的经济行为。

由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兴起阶段，基础设施等投资仍有巨大空间，适当引导和甄别，将对未来经济产生促进作用。更应注意的是，在当前投资形势下，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极有可能大量发生。谨防地方投资泛滥实为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