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兆刿现象”对档案学人的启示

档案学作为一个“规模”较小、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优势理应在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融通。但长期以来，高校档案学和基层档案局馆基本上平行不交叉，档案学人的关注范围多局限于纯学术范畴，曲高和寡，只有极少数偶尔客串于档案局馆，现身于企事业单位。然而，令档案学人普遍感到尴尬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上基本上看不见档案学人的踪影，档案学几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同时，被数量有限的毕业生就业率较高之现象蒙蔽，现实中，档案学专业毕业生多淹没在规模庞大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中，连国家档案局馆领导班子的组成也未能逃此窠臼[1]。档案学人究竟如何定位，究竟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清纯学者还是实践达人，还是理论和实践融通，两者相结合？湖北大学覃兆刿教授以自身卓有成效的业绩给出了答案。

一、档案学界的的“覃兆刿现象”

覃兆刿，湖北荆州人。当年，他报考四川大学档案学系未果，被湖北大学历史学系录取。1987年，覃兆刿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留校参与创建档案专业的教师，开始圆自己的档案梦。1988年，覃兆刿被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而早在1996年，考虑到学科建设的需要，幼小的档案学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档案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初出茅庐，当时还只是讲师的覃兆刿名列其中。从那时起，年轻的覃兆刿进入了档案学的最高境界，为同行侧目，被誉为“国内档案学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事实上，覃兆刿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部级项目3项、国家档案局项目4项，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和档案学期刊70余篇，10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2篇文章被全文收录进“国家大清史纂修”网站。他的多项成果获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湖北省政府奖。其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更被鉴定为“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他主编的《企业档案的价值与管理规范》是21世纪我国高校第一本关于企业档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刿还在全国各地党校和企事业机构进行“档案与管理”系列近百场专题讲座，为数十家企事业机构提供档案管理咨询。他的研究成果和讲座甚至在台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热捧。2005年，覃兆刿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光荣称号。2004年，作为档案界唯一教师代表，覃兆刿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庆祝第20个教师节庆典暨全国优秀教师表彰大会”。2010年，覃兆刿高票当选“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刿为湖北大学档案学科带头人、全国首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人及主持者，主要从事档案与管理文化、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业务实践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人。按照学科分类，图书、情报和档案学一级学科属管理学范畴。覃兆刿实际上是以档案学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学界的“覃兆刿现象”，成为档案学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刿对档案事业的三大贡献

一是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覃兆刿不仅以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尊重，更以“双元价值观”原创者的身份备受关注。在对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进行认真、反复思考之后，覃兆刿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在这本著作里，覃兆刿用“双元价值观”作为主线，用“双元情”表达档案工作要体现对社会的两个关怀向度：社会管理工具与社会信息资源，也就是“档案双元价值观”。他认为，“工具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对文献的合目的控制和结构化手段，“信息价值”反映为文献记录的内容或数据。光有工具价值的档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价值的档案也是不存在的，档案是“工具价值”与“信息价值”的双元价值结合体[2]。他更强调，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工具价值的实现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也就是信息价值的实现为观念要件。历时三载，他的专著以其“原创性”、体系建设和资料贡献受到档案学界和档案管理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在实践中备受重视。覃兆刿曾应邀在全国档案学高层论坛等各种场合举行专题报告，中华档案学会会刊（台北）也载文评价其“双元价值观”为“档案的哲学之道”。 覃兆刿甚至还应邀出任了2003年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学术评论人。不仅如此，任越、张会超等档案学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档案双元价值”概念，黄存勋、张丽及蒋卫荣等则撰文，支持“双元价值观”[3]，甚至关于人事档案、企业档案的研究和实践中也广泛应用了“双元价值”概念。

二是创立“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为档案学人如何学以致用，如为企业管理做出贡献，树立了榜样。覃兆刿强调档案界学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实看到了制约学科之关键，看到了档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对档案事业的贡献，也贵在不唯学术，贵在倡导并践行学术与实践的结合，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他认为，档案学作为应用学科，脱离实践谈理论是意义不大的。通过对部分企业的调研，覃兆刿率先提出了“档案方式”概念。他认为，“档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档案习惯”，是从人类行为和文明化生的，区别于记录与文献的消极产生和存在状态，可以理解为对文献的结构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档案方式”或者有没有“档案习惯”，其中的差别就是人类的优势。覃兆刿主张，在企业档案管理的推进过程中，就是要将该管的管起来（工具价值），将可用的用起来（信息价值）。2007年，覃兆刿创建了国内首家专注于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的“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过中心这个平台能够使研究和实践走得更近，希望将“档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2009年起，覃兆刿在全国率先招收“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方向硕士生，并应邀在国家档案局主持、国务院国资委及工信部参与的“全国企业档案信息化推进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倡导“知识管理”理念在企业档案管理中的运用。2010年，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聘请的专家，覃兆刿还审读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知识管理”的成果。覃兆刿还积极推动知识管理问题研讨的跨区域合作，参与起草了中国档案学会企业档案工作报告。他在苏、浙、鄂、沪等地的中外企业（如上海造船厂、中国银行湖北分行、丝宝集团、东风汽车、工信部下属高科技公司等）调研、评审过程中，宣传知识管理的意义，引导企业档案管理走知识化管理道路，得到积极回应。基于上述贡献和影响，2010年，覃兆刿甚至高票当选了“中国知识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关于档案事业的宣传。覃兆刿积极在高端媒体发出档案人的声音，仅《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学术期刊网上搜索“覃兆刿”，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内容都定位于实践领域，旨在倡导档案宣传，传播档案文化，与档案实践直接相关。其中，《档案事业“三字经”》实则就是他为找到一个较好的档案宣传文本而进行的“仿古”探索，企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档案事业的重要性。结果也正如其所料，该文广为传诵，深受好评，甚至有企业还以该文内容为核心制作了纪念品。难能可贵的是，覃兆刿不仅将档案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讲给业内人士听，也讲给非档案系统的管理者听，受众逾千。他还注重发挥档案信息优势，在研究和讲座中注意将档案与文化和历史结合起来，将大量公众感兴趣的档案话题披露到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等众多权威网媒。覃兆刿曾经笑称，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将“档案与管理”这个话题渗透到了不少党校，在党政领导干部中拥有了若干粉丝。覃兆刿是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特别注重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认为，秘不示人的档案已超越了“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意义，从宗庙、神庙和神位上走向社会公众，广泛地服务于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档案方式”，具有档案意识，这种优势就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档案工作的价值实现和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首先取决于档案意识水平。他认为，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4]；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兴起是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5]；档案馆功能实现的最终途经有两条，即加强档案馆向文化事业的转型、强化档案馆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6]。所以，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刿认为，要改造社会对档案事业的刻板印象，促进档案意识提高，没有热情不行；投身档案社会实践，体察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没有热情也不行。因而，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档案宣传，致力于档案文化的传播。

三、“覃兆刿现象”对档案学人的启示

覃兆刿的学术思想广为档案学界认同，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堪称整个档案学界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成就最为丰硕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个管理学领域为档案学赢得了尊严和地位。身处内地一所省属大学，覃兆刿何以能在资源较少的背景下，在一个看似冷僻的专业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值得档案学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刿对档案学的钟情和自信。覃兆刿曾以元人毛元庆语“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励自己，认为，没有平庸的岗位，只有平庸的表现。覃兆刿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作为责任教授，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深入实践，加强专业领域的社会联系，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刿具有独特的实践魅力，而实践也给予了他相应的回报。无论是参加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评审、国家档案局项目成果评审，还是应邀为全国各地政府档案部门献计献策，为企事业单位开办档案与知识管理讲座、申报国家管理质量奖，都让覃兆刿接触到真实的档案工作，为理论研究积累了原始素材。他发表了《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7]等文章，极力呼吁重视档案学的实践性，强调“档案价值实现是离不开利用活动的”[8]。为了做好“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刿在QQ个性签名上长期写着“忠恕”两个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为自己处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将“中心”，将实践放在重要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研究总是能够得到档案界认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难能可贵的还有覃兆刿的学术和实践视野。他立足档案，但不唯档案，主动出击学科交叉领域，将档案全部放到整个管理学范畴去考察，去研究，去实践；他也不排斥档案学的历史学研究。谈到档案专业有些学生不愿上史学课时，覃兆刿说：读史可以使人变得丰富、深刻。一个学科要得到认可和发展，就必须有严肃的学科发展史认知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们的时间观要革新，要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强调现在， 要在“传”与“承”中加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理念——“用”。在实践方面，覃兆刿强调馆（室）与广域之间的联系，主张“空间观”。他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变”作支持：一由消极的库房管理员向积极的档案文化塑造者和档案功能的监督者转变；二由职能管理主体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参与伙伴转变；三由档案行政、官员的身份向档案管理技术专家和档案信息服务商转变[9]。覃兆刿希望，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不仅要受到历史学家的尊重，还要施惠于现实社会生活。他表示，这种观念的确立必然为我们带来立足于现实工作的创新意识，变消极被动的守候为积极的档案信息服务，使我们的作用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刿积极主动地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动力。毫无疑义，这种看似平常的治学逻辑对档案界学人如何治档案学这门实践性较强的学问不无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在国家档案局现任领导班子成员中，明确注明具有档案学专业背景的无1人，明确注明具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档案事业的“缘”与“情”——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覃兆刿教授.档案管理2009（6）.

[3]黄存勋 张丽.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全新双元审视——读覃兆刿著〈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札记〉.档案学研究2004（2）.

[4]蒋卫荣.创新，档案学发展的源泉——读覃兆刿〈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档案与建设2004（5）.

[5]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研究2004（3）.

[6]覃兆刿.价值目标与伦理重构——关于档案馆社会化服务的功能与效能研究.档案学研究2003（5）.

[7]覃兆刿.档案事业“三字经”.档案管理2009（1）.

[8]覃兆刿.档案学：与社会实践相伴互动的学科——档案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分析.档案与建设2004（1）.

[9]覃兆刿.椭圆现象：关于档案价值实现的一个发现.档案学研究2009（5）.

[10]覃兆刿.现代档案职业观与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档案2003（5）.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