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年轻科研人员更多的机会

问：欢迎您来到北京！同时也祝贺您荣获201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布莱恩·施密特（以下简称施密特）：谢谢！

问：这是您第一次来北京吗？

施密特：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但我以前去过中国的其它地方。

问：诺贝尔奖的获得给您带来了什么改变吗？

施密特：是的。这让我变得更忙了，但我也因此有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生活中的基本面和从前一样，只是我要做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在获奖后的第一年，我打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在第二年，我就要确保有大块时间专心做科研了。

问：我们把话题转到您的工作上来。在1998年，您发表了主要工作成果。学术圈里对您的结果有多吃惊？您的论文是怎样被接受的？

施密特：在1998年，当时我们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我必须承认，对外公布这一结果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很令人疯狂；而且我知道，这一结果也会让每一个人感到疯狂。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结果，但我们的数据就的确导致了这种结果。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必须站出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数据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和“超新星宇宙学”项目的一个小组激烈地竞争。很明显，他们得到的是与我们不同的结果。然而在1998年的时候，情况变化了，两个小组清楚无误地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很有趣。最后，宇宙学常数和加速宇宙解决了与宇宙学模型有关的很多问题。我无法预见理论研究界对于这样的结果会有多兴奋。观测天文学家们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但是许多理论学家认为这个结果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必定是正确的。这个结果被人们接受得如此迅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问：你是否担心研究中存在系统性误差？

施密特：我们当然担心这些系统误差。目前的实验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些系统性误差，所以这项工作很难。但我对于1998年的工作结果并不担心。我认为当时的结果很清楚，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系统误差控制。现在，我觉得在百分之几的水平上，系统性误差控制是很难避免的。这在将来，对于超新星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与蓝光波段相比，它们在红光波段的真实亮度或绝对光度到底有多大，这非常非常难以研究。这和其它方法如重子声波振荡不同，后者只需要测量距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简单得多的方法，可以进行精确的测量。而光度测定的基本实验则难度相对较大。

问：这个结果开辟了暗能量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未来前景怎么样？

施密特：前景很不明朗，这需要进行相当大规模的实验。我看到在超新星方面有大型实验正在进行，但同时也有重子声波振荡等实验。对于我来说，有一个非常让人激动但有点儿出乎意料的事情，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引力透镜效应。事实上，这看起来非常不错。在大多数光学波段的星系中，都存在着微引力透镜效应，这当中也可能普遍存在着系统误差问题。曾经有人问我，我是否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了解决暗能量问题的某个研究领域。事实上，我重点投入的是理论研究部分，因为有证据表明暗能量与宇宙学常数非常相似。我猜想，它们在将来也会看上去非常相近。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所做的任何实验都将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想法。

问：您现在参与了一项名为“天空绘图者”（Skymapper）的计划，是吗？

施密特：是的。这是在斯隆数字化巡天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庞大的南天巡天项目。这个项目原计划在2003年开始，但是我的观测站被一场大火烧毁了，所以计划不得不延后。不过我们的工作已经重新开始了。天文学家们需要知道天空中有什么东西，才能据此开展实验。而南半球天空中所有恒星和星系的统计结果将是我们探索南天的有力工具。

问：就研究经费而言，您提到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需要有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澳大利亚的项目基金看上去更丰厚一些，例如SKA（平方千米阵列）射电望远镜阵列。

施密特：当前，澳大利亚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确实投入巨大。如果我们环颐世界，中国正在投资，欧洲也在投资。美国目前只是正式通过了一项粗略的计划，但综合来说，他们的总投入仍非常高。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要做好什么工作。但是在澳大利亚，目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就是澳大利亚在我所使用的8米口径望远镜上还没有清晰的计划，所以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SKA的工作非常有成效。我们讨论了将来和中国一起在南极开展更多的合作；我们还参与了大型“麦哲伦”望远镜的建造，这是未来10年中的一个重大项目。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从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发展中获益良多。

问：对于年轻一代的天文学工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要成为一位成功的职业天文学家，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施密特：在所有的事情上，你都需要灵活应对。应该集中精力于想做的事情，以及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科学目标，而不要过于担心未来。我认为，明白“这就是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自己想做的科学问题”，然后再为之付出努力，这些才是重要的。不要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要把你对科学目标的前景预期传达给合作者。我或多或少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奏效。最后，从长期来看，一味地担心未来和过分地为你的科学成果竞争名利，对于你没有一点好处。成功的关键在于，要保证尽力做到最好，而且要承认成为科学家是个带有较大偶然性的事情。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来应对：要么积极进取，努力拼搏；要么消极对待，并且想办法让其他人出局。我一直都崇尚积极的竞争态度。要知道，从事天文研究是一项特权，我们所使用的技能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始终都有很多的机会。你要抓住目前所拥有的机遇，而未来怎样则不是你所能完全决定的。担心未来不仅不会为你带来什么改变，反而会对你造成伤害。

问：中国的媒体一直都在谈论诺贝尔奖，而且中国也非常渴望得到这一荣誉。中国应该如何做呢？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施密特：这很有趣。这是中国人很常问的问题。我遇到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这也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中国要做什么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我认为答案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做的正确事情。中国给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多资金以支持他们的科研工作，而当下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人已经相当大了，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增长迅速。这就是第一个关键！如果你们真的想获得诺贝尔奖，那么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确保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我是说30岁上下的年轻人——能够从事自己的项目。由一个高层主管来领导，而其他人越年轻则权力越小，这样对于粒子物理学来说还行，但是对于真正的创新学科来说，这个办法并不可行。我认为重要的是资助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并给他们从事自己项目的机会，而不是等到50岁之后才让他们做这些事。如果说我看到了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科研系统存在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没有能在足够年轻时得到独立进行研究的机会。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获得的诺贝尔奖始于27岁时就开始研究的一个项目。澳大利亚给了我在27岁时就独立从事研究的机会，这才使我最终能够赢得诺贝尔奖。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所有国家实现的事情。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需要选择出从事独立研究的最优秀的年轻人。

问：天文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你怎么看待中国在国际天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施密特：认真讲，我至少在三个领域熟悉中国的工作。第一个是LAMOST，这个研究银河系演化的项目是个技术上的巨大挑战，是个勇敢的工程。在这样一个工程中占据领导地位对中国而言是一项巨大成功。我认为这是一项挑战性的项目，但它是正确的选择，这很好。我认为中国在30米望远镜（Thirty Meter Telescope，TMT。这是计划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山上建造的大型地基拼接镜面反射望远镜。——译者注）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是一个未来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我觉得中国在SKA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中国在南极的光学天文学领域也是个领跑者。中国正在把其他人聚集到身边来，一同向自己引领的方向前进，我认为这就是以上领域的现状。澳大利亚也参与了中国的南极计划，这太好了！也许其它国家也可以参与进来。LAMOST齐聚了许多人的努力。TMT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型项目。我看到中国有大量的科研人员正在发展这些望远镜所需的技术，他们在制造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让人惊叹。中国在10年或是15年内，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相比，一定会有更多的天文学家出现，我觉得到那时，中国会成为天文学的真正领导者。

问：您已经提到了一些天文学项目，我想知道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工作者们在下一个大型项目上是怎样达成共识的。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难题。

施密特：事实确实如此，这一直都很困难。但是我们会聚集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关系融洽的团体，我们对彼此都很了解。我对澳大利亚国内的每一个博士后都相当了解。我们这个团体只有400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我们总是能够达成一致。当时的情况是：光学天文学家们决定袖手旁观了，而我们则要推动SKA项目。但是SKA的团队成员，那些射电研究人员又推动了光学天文工作者的需要。这涉及到的就是信任，是流传下来的传统。要意识到，对于那些在其它方面有自己的优先考虑的人，需要使他们最终相信你能够带来一些令大家都成为赢家的东西。因为一旦你认为有成功者就必有失败者，那么最后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因为政府会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打算把经费留给其他人。”例如，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物理学家们就没有达成一套明确的优先目标，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赢得任何东西。但是要有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在从事一项长远看来对每个人都有益处的工作。”这种信任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相互信任呢？答案就是把合适的人聚集到一起，互相理解对方。我知道这很难，但很幸运的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做到了。

问：您是怎样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的？您工作时一定相当努力。

施密特：我确实在努力工作。不过我想说的是，在研究宇宙加速膨胀时，我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失衡了。我工作得太投入了。但是我认识到了这点，我后退了一些，并不仅仅是在时间上。这可以让人获取新思想和平衡。所以我试着不再在周末工作。但是在一周的工作日内，我仍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当我晚上9点钟到家的时候，我会和家人在一起。周六和周日也是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则是我失去了一半的周末时光，所以（在周末）当我没有绝对要做的事情时，我就不会去工作，这点非常重要。

工作总是做不完，我在2000年的工作就是如此。当时我正在进行宇宙加速膨胀的研究工作，我可以适应所有的工作，但我必须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后来又有了一些事情，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我无法再适应这样的工作了。所以那时，我意识到这样做太疯狂了。我觉得自己得后退一步，给自己和家庭留一点时间出来。所以为了寻求平衡，你在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同时，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还得有长期的生活眼光。所以一旦意识到这些，就会知道天天如此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并不会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什么不同。但问题是，当要紧事出现时，要有能力去做。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去做你绝对需要的、真正的、有益处的事。但是你必须平衡好生活，当紧要关头来临时，拥有充足的精力储备去应对。我想大多教人（比如我）都会沉迷于工作、邮件和计算机。这对于你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必要。我认为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效果更好。我的思索更多。我想在家庭上多花一些时间了。

问：听说您喜欢自己亲手酿造美酒，您是不是已经掌握了制作好酒的秘密？

施密特：这对于我来说，是清理思路的一个好方法。在清理的过程中，我可以对问题全面地重新进行思考。制作美酒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发泄压力的方法，就和音乐一样。在有太多事情要做时，这是一个清理思路的过程，而制作美酒则给我了一个摆脱压力、担忧，以及在混乱中重新思考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问：您还有其它一些想说的话吗？例如，对中国的天文学家们想说些什么呢？

施密特：我认为在许多前沿问题上，对于中国的天文学来说，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科学革命时刻。中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和其它国家的科研人员在各自的想法中合作，这将是最有成效的。我大力支持这种做法。我想这就是他们现在或多或少正在进行的工作。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天文学会有伟大的发现。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布莱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