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办学实践思想述析

摘 要：竺可桢办学实践思想包括倡导求是精神、推行导师制、加强科研建设等，这些实践思想对我国当今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启发性和示范性作用。

关键词：竺可桢；办学实践思想；述析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05－02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占领全中国之目的，一方面在军事上加大侵略的力度，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政策，对我国教育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全国很多高校内迁，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胸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报国理想，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路。西迁是浙江大学一百多年办学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浙江大学仍然坚持着其独特的办学体系，这是与竺可桢校长独特的办学实践思想密不可分的。

一、竺可桢办学实践思想的产生

教育理念对于教育者是十分重要的，大学教育应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大学管理者首先思考的问题。大学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也是竺可桢校长办学思想的重要内涵。他在就职浙江大学校长一职时，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一文，文中强调办学必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结合起来。即办中国的大学，需要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然后凭借本国之文化基础，吸引世界文化之精华，方可培养有用的专门人才。也就是我们所称道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在其担任浙江大学十三年的校长生涯中，与浙江大学师生一直践行着“求是”精神，他们非常有效地把“求是”精神融入到浙江大学的校园文化中，至今“求是”精神仍是浙大的重要精神。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取自王阳明所说“君子之学，惟求其是”之意。“求是”的涵义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和朴实严谨的作风。1938年11月19日，浙大在广西宜山校务会议上决定以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作为校训。1939年2月4日，竺可桢校长在对一年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演时对“求是”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解释：“人生的目的在于服务，而不在于享受。求是精神，就是服务意识，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不盲从，不附合，不武断，不专横，而大学最大的目标是追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些都应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准则。”竺可桢校长提倡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与求是精神并存，密不可分。他坚持主张作为一名学生应该要做到读书求学和探索真理的结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竺可桢校长意识到时局非常不安定，高校不可能不被卷入党派纷争的政治中，就提出“用人校长有全权”，得到了的应允，争取到了浙江大学的办学自。他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极力倡导思想和学术自由，还有改善教学环境等办学实践。竺可桢校长说过，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灯，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灯塔。鉴于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即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国人的思想道德感迷茫，他非常重视对浙江大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并严格要求学子们都要负起责任，让学子们明白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灭亡的民族。竺可桢校长还经常鼓励浙江大学师生们举行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竺可桢校长所倡导的“求是”精神，是一种无形的伟大力量，不仅成为了他在浙江大学的治学方针，也成为浙江大学全校师生的人生准则。即这种精神不仅引导了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而且熏陶了师生们的为人、处事，以及他们对治学的严谨等。“求是”精神对浙江大学的发展之路和全校师生前进之路起到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竺可桢办学实践思想述析

1重视师资培养，实行教授治学

在竺可桢上任之时，他就已经深刻认识到，“校长之重要者，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一个学校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1］64。竺可桢校长在浙江大学倾尽全力，以他的学术威望，高尚的人格魅力，招贤纳士，因此当时的浙大可谓是群星灿烂，精英荟萃。在这一时期，浙大聚集了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著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胡刚愎、束星北，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谈家桢，著名的文学家梅光迪，著名的农学家卢守耕等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他们在教学、科研上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他们的众多科研项目成果在国内外也引起过重大反响。在师资的建设上，他还采取自力更生培养师资的方法，在毕业生中择优选留，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研究所，选派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出国深造等。竺可桢校长的这些做法，促使浙江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

2重视学校管理方式变革，推行民主办学

竺可桢校长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期间，在学校管理体制上注重推行民主办学的方针。具体体现在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浙江大学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委员会的成员由校长、各院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专任教授代表及一年级主任及会计主任组成。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均由它经过民主讨论后，再做决定。在校务委员会上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对不同派系和不同思维观念能做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从而保证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术之风的增强。民主办学需要一批有德有才，能够办实事的教授。竺可桢校长对教授充分信任，尽力保证其研究条件与学术自由，尽力发挥教授们的行政管理能力，群策群力，共同管理好学校。

在革新体制，坚持推行民主办学的同时，他主张充分发挥学生自治的积极性，体现了他的民主办学主张。他还注重培养学生民主自治能力与有组织、有纪律的习惯和作风。支持学生自治会开展的各种有益活动，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行为等。竺可桢作为一位优秀的校长，懂得重视发扬民主精神，积极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浙江大学在他的引领下，创造出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浙江大学师生们的学术研究激情更加高涨，科研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教学科研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创新型管理人才。

3注重通才教育，推行导师制

在人才培养上，为了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竺可桢校长采取了如下的措施：首先侧重基础教育，实行通才教育。竺可桢校长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重视文理的基础性知识，以多科性通才教育理论为主。学生们要学好基础性的知识，知识面宜宽不宜窄，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在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就主张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应以打基础为主而不要马上分系设课，并且倡导让经验丰富且学问高的教授来任教新生的课。他认为，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方法”［2］89。于是，西迁的浙江大学出现了“理工科的学生经常选读唐诗和宋词，并且进行创作，文学院学生也有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等相关课程的，院与院之间、系与系之间，联系增多了，加强了横向交往”［3］300。

其次是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校长在浙江大学率先推行导师制，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教师在下课之后，几乎与学生就再也没有关系，也不和学生见面，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尽快调整。竺可桢校长同时也指出，大学教育不仅要重“教”，同时也要注重“训”，实行训教一致的教育制度。为了改变只有“教”没有“训”的状况，他决定采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如牛津、剑桥等推行的导师制度，即安排若干个学生由一个老师（称为导师）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培养。浙江大学在推行“导师制”的过程中，实行了一个很民主的做法，那就是老师与学生可进行双向选择。在当时，更为特殊的是可跨系、跨院选择导师。竺可桢校长也被学生们选为导师，他也很乐于指导和引导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并以自己的言行作出表率，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楷模。浙江大学学生在“导师制”的培育下，富有极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导师制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师制度的施行，在当时也确实收到了教训合一的显著效果。但遗憾的是随着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结束，由于各种原因与困难，导师制度最终名存实亡，这也成为了浙江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件憾事。

4注重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

科研对大学尤其是对一所优秀的大学来说，其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检验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科研水平。只有掌握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并产生相关的科研成果，才能搞好学科建设、促进教学，也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师资队伍的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磨炼，才能提升整个学校的学术和教学水平。竺可桢校长很生动地把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比作“源”与“流”的关系。

虽然当时时局多变、条件极为艰苦，但竺可桢校长依然带领着浙江大学前进。在他的带领下，浙江大学师生弦歌不辍，科研成果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很多科研成果都走在学科前沿。比如：苏步青带领他的学生在微分几何方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国内外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影射曲线概论》、《微分几何研究》等论文；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教授在湄潭潜心研究，写成的一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完成了《丰年虫及细胞学研究》一文；昆虫学家、茶叶专家刘进芝撰写的《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优秀论文，使其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茶叶10位专家之一，被尊称为贵州现代科学及茶文化先驱；谈家桢教授关于基因研究等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世界上的顶尖水准。当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曾两次参观访问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当李约瑟博士看到浙江大学在湄潭这样一个边远闭塞的小县城，在这样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竟然有那么多著名的学者，有那么多的教学仪器，有那么浓厚的学术氛围，有那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涌现时，感到十分惊叹。后来，李约瑟博士在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把在遵义、湄潭、永兴办学的浙江大学称赞为“东方剑桥”。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教育质量提升的速度之快。

5注重改善教学条件，创造良好教学环境

竺可桢校长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学校的教学条件的改善，尽力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这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深刻地认识到书、仪器等教学设备对办好大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在平时让学生有效利用图书、仪器等设备进行学习与研究。

浙江大学师生在西迁的路途中，不管战争形势如何残酷，道路如何艰难前行，两千多箱图书、仪器总是伴随着他们的长途辗转迁徙，做到保存完好。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由于经费紧张，竺可桢校长还想方设法节省各种各样不必要的开支，尽力做到以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来满足教学科研活动的需要。即使在这样的办学困境下，也能不断购进新的仪器和图书，使学校能够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

三、结语

竺可桢校长的教育思想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其中，竺可桢校长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将是我们做人、做事的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我们要弘扬“求是”精神，代代相传，使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周开迅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实——永远的大学精神［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2］《竺可桢》编辑组竺可桢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3］张彬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