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流动性视角的国民收入倍增研究

引言：十报告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指标，引起了社会巨大关注，被称之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GDP总量到“人均GDP”、“人均收入”的改变，不仅体现了发展质量，更体现了改善民生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一倍所能涵盖的，收入倍增计划应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与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逐年攀升到2008年最高点0.491，经过近几年小幅回落，降为2012年的0.474，但均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居民收入增速滞后于GDP增长速度、更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速，不同步增长、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备受指责。实际上，基尼系数很难全面而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一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较大负面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也不必然“挤占”居民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经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收入流动是衡量居民的收入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或排序变化的指标，一个社会中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矛盾。

我国当前固然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收入格局的僵化与改革停滞。人均收入翻一番应防止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被增长”现象，即被高收入群体收入拉高实现的倍增。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视角入手，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成果的能力、高质量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二、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

1.收入倍增计划虽有难度，但可期待、可实现

国民收入倍增就是实际购买能力的倍增。经粗略测算，如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保持7.18%就可以达到2020年翻番目标。若以2002-2011的10年间平均2.63%的通胀率为基准，每年平均保持9.7%的名义增长率，即2020年达到2010年居民收入的2.5倍的名义收入就能实现翻番目标。

据历史数据测算，1978-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8.7%和7%，均低于同期GDP 年均9.9%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我国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的阶段，1995-201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了4.5倍，实际增长了2.3倍。其中，上一个十年，即2000-20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了3.5倍，实际增长了约1.5倍。从2006-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见表2）看，过去6年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在7.4%-12.2%之间，均高于7.2%。

从历史增长数据及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可以期待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乐观，对目前约7.2%的目标来讲难度不大。但应看到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国未来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保持7%的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速其实并不低、也存在一定难度。

2.核心是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重在加快收入流动性

从国际经验看，部分基尼系数比较高、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却保持相对的稳定，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比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大大缓解了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是收入分配的焦点，收入流动性大小则是问题的焦点。据测算，收入流动性使美国工资不平等程度在1979-1991年间整体减少了12%-26%。美国民众更能够忍受暂时的不平等，更注重机会以及平等的社会参与程度，即更关注收入流动性。

我国的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人群等多个方面，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是不争的事实。对目前收入分配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强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要促进收入流动。短期内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可能会产生内在的竞争机制。事实上，政府财政规模过大、劳动报酬比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恶化和社会不安定。

加快收入流动性也是促成并扩大中产阶级的重要路径。当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的机制形成时，社会结构更可能转换成为“橄榄型”。 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的稳定器，是一个国家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不仅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收入倍增计划应将迅速加快收入流动性，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中产阶级壮大的过程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也是提高农民、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是一致的，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三、加快收入流动性和加大财政扶持与调控极为重要

1.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及趋势

从2010年我国城镇各群体可支配收入情况（见表3）看，高低群组的差距比例达到8.6：1，如以5%的困难户做比较，则扩大为11：1。从过去几年趋势看，这种差距尽管在缓慢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处于扩大状态，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收入差距事实上难以缩小。

从我国居民收入结构看，过去三十多年发生较大变化。居民收入不仅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等。如表4、表5所示，在过去20年间，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从75.8%逐步降至2010年的65%，反过来，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则从20%上升到41%，可见，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都非常重要。

尽管财产性收入目前的占比不大，但这部分收入差距实际处于扩大状态。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股息与红利、保险收益、其他投资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拥有更多的房屋、有价证券等财产，财富积累远比工资来得更快、更多、更容易。财产性收入的本质上是劳动剩余，从流量上来看，财产性收入差距可能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从存量上来看则进一步呈现累积性扩大。

从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对中低收入群体贡献最大，尤其对农村居民增收也最为重要，也即意味着必须加快城市化步伐、转变农村经营方式。同时，随着转移性收入比重的稳步上升，对一般收入群体而言，社会保障及公共消费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再分配”角色。

2.收入流动性不高及制度藩篱

收入差距过大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竞争，从长期性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存在使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机制。收入差距过大有市场竞争因素、资源禀赋因素，还有垄断因素、腐败、非法所得问题。我国当前的确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事实，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收入格局的僵化与改革停滞，尤其是权力运行以及制度安排不当。

目前，我国收入流动性质量不高，收入分配格局有僵化趋势。向上流动可能性较大的主要是高收入阶层、非正常劳动收入群体，中间阶层和底层居民更易向下流动，不利于底层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受限的户籍、碎片化的社保体系、不均等的公共服务、行政性垄断、权贵主义等，这些排斥性体制阻碍了社会进步、恶化了收入分配。

我国一般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公平性在下降，形势不容乐观。我国部分权贵及强势阶层、垄断企业、地产和资源企业等利益群体迅速拉大收入差距、撕裂了社会公平。收入流动性受阻，收入分配格局僵化，中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能力大幅提高收入的难度依然很大。对比而言，高收入群体拥有较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优势以及广泛深厚的人脉关系，使本人及其亲属在就业与发展中获得更多优势，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导致贫富差距绝对拉大、贫者愈贫，低收入群体状况无法缓解。

3.扩大公共消费是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

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争论。从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问题的角度来看，普遍认为存在两类方式：一类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该群体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涓滴式”（trickle down）政策。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涓滴式”效应会自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另一类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共政策扶持。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发挥改善低收入群体状况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嵌入“瞄准式”政策瞄准低收入群体，提供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并缩小贫富差距。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但 “涓滴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依然脆弱。

财产性收入是劳动剩余、呈现累积性扩大趋势，故此，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流量”比“存量”更为重要，强调基本消费公平更有意义。消费是最终目的，保障基本消费公平及可及性对低收入群体更重要。以循环和动态的思维来分析，起点公平起主要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来改变不同人群基本消费的差距，扩大公共消费是改善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关键。故此，我国在实施以“涓滴”效应为基础的同时，应采用“瞄准”中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政策。

4.加快收入流动性与加大财政扶持与调控是着力点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需兼顾公平和效率，但是，改善中低收入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不能简单的采用强制提高工资、降低财政收入等手段，更不能笼统的认为提高财产性收入。短期来看，这些措施似乎又有利于增加收入，但最终获益者未必是中低收入群体，可能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不公平的竞争起点、固化的既得利益、弱势的劳资谈判地位、财政扶持不到位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能力增收面临较大困难，但简单采用行政手段、非理性措施则可能扭曲市场， 这需要政府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同时，合理有度的加大调控的力度和深度。收入流动性带来的是更有效率的要素流动，以及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动态改善。“高水平的不平等”伴随着收入流动性的上升、基本公共消费公平，这种不平等不应成为人们所担忧的问题。目前，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有效增长机制、财政对其支持日益重要。

四、结论和建议

在当前中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能力有限、阶层固化依然严重的情况下，高质量实现倍增计划的核心是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本、加快收入流动性，机制设计或制度安排依然是最重要而基础性因素。目前，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机会均等、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收入流动，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扶持和调控与制度安排，促进公共消费公平、社会公平正义，高质量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方面，继续深化行政、社会、市场、财政体制改革。一是要打破制度藩篱，围绕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进行深化改革。当前应重点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创业、就业环境。二是增加教育、培训、科研投入，尤其应提高弱势群体、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质量。三是切实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扩大公平享受公共消费的力度，重点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坚持市场主导下有限政府、民生财政。五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农民变市民的进度，让农民、农地进入市场而分享收益，推进农业的经营方式转变、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作用，围绕“提低、扩中、限高”进行抽肥补瘦、动态优化。一是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建立劳动报酬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规范收入分配。合理调整并适当提高企业工资指导线标准，促进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监管和规范政府官员、国企高管、垄断行业员工的薪酬，限制、铲除腐败和灰色收入。二是从存量和流量角度出发，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加大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如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鼓励性行业的结构性减税力度等。三是完善社会慈善、捐赠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引导第三次分配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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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1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