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归责之惑

【摘 要】起初，互联网上的数据信息迅猛增长，《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使信息资源在互联网上进行广泛传播。但随着信息网络的不断普及、发展，原本信息网络传播权这项创举却倍显无力。数字化形态传输的快捷使得侵权的范围波及面更广、隐蔽程度更高，非合理使用的现象使著作权人的权利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信息网络传播权覆盖不到的范围，新型事物衍生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一立法缺失使《著作权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非交互式传播；网络著作权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外延界定

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两部分构成要件组成：一是网络服务商与用户的信息传递以非交互的形式进行；二是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获取网络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是否受限是区分交互式与非交互传播的本质区别。只能在网络传播者事先安排的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为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预先制订节目表，使节目在特定的时间通过网络播放；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在网络上，同时播放传统媒体实时播出的节目。同时，《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网络传播行为在《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得到阐释：即通过网络让公众获得个人或他人作品的行为。传播行为完全满足著作权中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形成的复制件能够通过计算机等装置被感知，但复制件本身不能为用户获得，具备非直接接触性的特征；其次，在特定用户实施检索命令时，能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从而具备了独立的经济价值。最后，该行为没有促使新的智力成果产生，因而不具备独创性。不同之处在于，复制权是一次性权利。由此可见，传播行为是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权为基础，具有明显持续性的行为。

二、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性质

权利主体享有的权益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如果传播的途径受限，权利亦无处彰显，印证了一句话：无传播辄无权利。然而，“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同样使双方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内在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

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纯粹的财产权利属性，作为一项新增的权利写入法律。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同一属概念下的分概念，理应具有一致的财产权属性。基于此，结合互联网终端遍布全球的特点以及资源共享的即时性，著作权人的非交互信息传播权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上“权利用尽原则”的限制必须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权利穷竭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投入流通领域以后，无权在他人再次使用、销售该产品时主张权利。笔者认为，“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只适用于作品依附于有形载体的传统传播方式。网络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采取许可方式销售作品，将载体化为无形。这种许可销售本质上属于一种服务。无形的服务得以被无限次地重复，权利用尽的原则若适用于此种网络信息传播，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将堂而皇之地受到侵害。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缺失

我国《著作权法》只对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加以规定，对于向公众传播网络作品的方式调整范围过小。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被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其侧重点在于公众能在不同的时空获得信息资源，即公众可随意获取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由此可见，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涵盖于现行法律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同为法律意义上的网络传播行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却不受法律的明文规制。由于著作权同时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著作权法定原则使得《著作权法》上的各项专有权利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阻隔了民法意义上的类推适用。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涵义限定上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区分只在于接收者的获取方式不同。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并无本质差异的两种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却具有不同的法律定性。同样是以网络为载体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若利用媒介侵犯权利人的可得利益，被侵权人得以诉诸法律。而“无权利则无救济”，当他人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方式，使得权利人的利益受损，权利人的主张难以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认同。由于《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对象具有典型的非物质性，在保护权利人利益时，更注重赋予著作权人要求停止侵权这一权利。立法的不周延让此时的权利人显得无所适从。

有学者主张扩大其他权利的外延，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广播权中。但此类方案的不妥当之处在于：第一，传播媒介不同，前者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后者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无线电台；二是传播的信息不同，前者传播的是数字化息，后者传播的是无线电波信息。第三，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将直接以有线方式广播或传播作品的行为排除在广播权调整范围之外。第四，此种方案只能在公众无法自由选择时间获取作品的情况下起作用，不能解决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这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引发的争议。后者表现为作品传播者在特定区域内的局域网络上传播作品，而用户只能在设定局域网的固定区域获取作品的网络传播形式。因此，主流学界争议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动议

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蓝本。在文字上，几乎是对《版权条约》第8条后半句的逐字翻译。从客观上看，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超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之外，是由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造成的这一立法疏漏。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本意是涵盖当下社会所有网络作品的传播方式，但当时的网络技术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为主，法律自身固有的滞后性使得仅对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立法限定辄可达到立法目的。并且，时值2001年，我国并不是《版权条约》的缔约成员国。近些年来，非交互式传播方式在中国风行，各种新型的网络传播技术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当中，自2007年6月 9 日起《版权条约》业已对我国生效。修正十三年前不完善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立法上的区别是适应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势所趋。作为成文法系国家，若根据民法上的类推法则，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请求权基础，缺乏正当性。即便《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了兜底条款：“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仅可作为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权宜之计，不具有规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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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蓝舐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生。